世间已无张居正

  沉沉伏马周墀静，蔚蔚虞罗禹服新。
  方进早除贤范远，祈奚内举圣恩频。
  凭云一洒臧孙泪，药石年来味始真。
  “药石年来味始真”是全词点睛之笔，“药石”不仅仅是治病用的药物和砭石，张相对于国家，何尝不是医治沉疴的一剂良药。然而这一切，当时人未必有深刻的感受，他们或置若罔闻，或非议诽谤，其中的“真味”只有经历漫长的岁月才逐渐被人们知晓和体味。可真到这时，张居正其人，也“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了。
  
第十六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自江陵得罪，而政体始变。上不能无以擅权市恩之意重疑其下，而为政者务于矫前人之失，每阳为推远权势以释上疑，而时时能因人主之喜怒，小为转移以示重于下。于是下之疑辅臣者愈深，责辅臣者愈重，至于揣摩摘觖，舛午胶戾，宫府甚睽隔，小大甚疑贰，政之所以日坏也。
  ——陈子龙《安雅堂稿》
  文忠相业为有明第一人，任事过专，身后遂中奇祸。后之秉政者才既相去远甚，而又鉴于前车，务为保身，相率推诿，于是明遂不振，陵夷以至于亡矣。读是集者，令人叹息于神宗之昏，真下愚也。
  ——李慈铭《读张太岳集》
  人亡而政息
  万历皇帝为了倾泻十年管制之愤，更为了向臣子们树威立望，不顾师生之情、君臣之谊清算张居正，可惜事与愿违，此举无论于张家还是大明帝国本身来说，都是莫大的不幸。
  殊不知此时的大明王朝，境况正似驶近冰山的泰坦尼克号，看似歌舞升平，其实早已危机四伏。帝国从此陷入更为激烈的党争之中。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开创的勇敢任事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
  正直耿介的陈于陛吐露出当时为官者的心态：“我曾见过受宠掌权之人，即使忠心耿耿，于国有功，而行事稍有不当，就会被严惩。也有急流勇退之人，无大功于国，却子孙世代享受其福。作为人臣，鞠躬尽瘁为难，明哲保身为易。贤者处世，固然应当戮力行志，亦不能忘记保身之道。”
  作为阁老，也不得不将明哲保身之意，说得如此直白，也算是张案的最大后遗症了。
  随后的年代中，帝国陷入了混乱无序的状态，大臣们诚惶诚恐，不求有功只求无过，时御史龚懋贤就曾深为忧虑地直言不讳：“今天下所少者有五：皇上可以倚为心腹之人少，中外兵少，民间财少，士论公道少，天下任事之人少；而所多者则有三：在朝廷冗费多，在天下刑狱多，在时事隐忧多。”
  这一切，虽然只是一番壮志难酬的感慨，却也恰恰成了后张居正时代大明帝国官场现象的最佳描写。
  继任的阁臣中，无论才干还是威望，均再无可与之比肩者，且摄于前任威权震主之祸的前车之鉴，无不谨慎柔弱，虽小有匡正，但无法挽明之国运于狂澜既倒。我们就从后江陵时代的万历首辅们说起，一窥政局时势之变化。
  张居正一死，始终唯张居正马首是瞻的张四维终于迎来自己的出头之日。张四维出身于山西蒲州的一个盐商巨族，他家财甚丰，既喜受贿，又善行贿，当年就是靠着金元攻势，打通张居正、李伟（李太后生父）、李太后三人，才得以入阁协助张居正参与机务。
  小张与老张在阁共事最久，受气最多，遇此机会，心中积蓄的满腔怨火终于找到了发泄点。他当权后，先把冯保赶到南京种菜，接着收拾张居正的亲信王篆、曾养吾二人，后来把大火烧到已故的前首辅身上，举朝上下刮起一股反张大风，造成“言路势张，恣为抨击，是非瞀乱，贤否混淆，群相敌仇，罔顾国是”之乱局，害得张居正在去世九个月后就被削官夺谥。
  张四维在张居正生前唯唯诺诺，为君子所不耻；自己掌握政权后，则一切皆反居正所为，以显自己能耐。
  若有言官指责朝政的弊失，他总拿死去的张居正充当挡箭牌，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拨乱反正”、“扶危定倾”的首功。
  张四维相继废止前任首辅“不得官心”的种种举措，提拔了一批当初因与老张政见不合而备受打压的“气节之士”，这些行为不可谓不妙，坐实前任罪过的同时，丰满自己的羽翼，更是树立起自己“改革者”的大旗，一时小张首辅人望颇高。
  人算不如天算，正当张四维志得意满，他老父恰在此时驾鹤仙归，前任的悲剧历历在目，他可没胆量冒天下大不韪再搞一次“夺情起复”，况且现在的万历皇帝已经成年，不再是那个时时不能离开辅臣的黄毛小孩。主动也好，无奈也罢，张四维只得回家守孝，临行前，他重加贿赂司礼监太监张诚，盘算着三年后能够得到太监鼎力相助而顺利复职。
  张四维居乡守制期间，他掀起的清算老张运动达到高潮，株连蔓引，无数无辜人士遭到牵连。张居正的亲信，现已革职为民的王篆厚着脸皮出来哀求小张首辅，看在他和江陵故相共事多年的分上，就站出来为老上司求求情，说句公道话吧，也算积德行善，善莫大焉。
  面对失势的王篆，张四维完全没有掩藏，他占了便宜还卖乖：“岳老（张居正号太岳）柄政日久，四方怨恨归之，他若能听取我的忠告，尹周伟业可保，何至于中途而废，落得今日之田地！”
  接着，张四维话音一转，撕破脸皮、口无遮拦地讲：“稽古揆今，未尝见过骄恣如此而得善终之人，在下着实无能为力。况我现在在家守孝，悲情萦怀，不能管理外面之事。”
  话里话外，张四维把自己描写得料事如神，同时暗讽张居正咎由自取，我张四维救不了他。
  其实，张四维对前任的阳奉阴违，早在前任去世之时就有显露。当时张居正刚去世，朝廷一把手不在了，按照礼仪，应由二把手、三把手为其撰写墓志铭、神道碑，张四维虽满口答应，但就是消极怠工。
  半年后，冯保已经垮台，张居正长子张敬修急着安葬父亲，向张四维索要父亲的墓铭并询问时局。
  张四维做出一副友好姿态，再三推脱，说他近来政务繁忙且身体欠安，他与张居正交情深厚，不忍心请人代等，请求张公子再给他一段时间，容他静思撰文。冯保垮台不会波及张居正，公子尽请放心。
  善良的张公子完全听信了这位油滑政客的花言巧语，但他最终也没收到张四维撰写的墓志铭，直到大难当头才幡然醒悟，认出了他的虚伪面目。
  政治的复杂常常令人不知所措，有时只能无奈与遗憾。
  张四维机关算尽，奈何运气欠佳，丁忧尚未结束，就不明不白地一命呜呼，早早退出政治舞台。
  接任张四维的是状元宰相申时行，如果评选明代最杰出的政治家，张居正当之无愧；但要是评选最成功的官僚，则非申时行莫属。
  申时行是苏州府长洲县人，性情温和，善做文章，凭这两点，受知于张居正，被提携进了内阁。他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四月接过了张四维的班，到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九月告老还乡。
  申时行的首辅之位经历了与张四维的明争暗斗、与新进言官的唇枪舌战，几番周折后才得以巩固下来，可谓来之不易，因此申时行也极为珍惜眼前的美好生活。
  君子外柔内刚，小人外刚内柔，申时行则是内外俱柔，为保富贵，外畏清议，内固恩宠。万历皇帝的偷懒怠政，此公责任最大。申时行以为前任首辅综核名实的做法属“操切束湿”之政，扬言“肃杀之后，必有阳春”，整顿吏治的考成法从此被束之高阁。
  与张居正生前严格教育皇帝相反，申首辅积极帮助皇帝逃学。万历后来每遇讲读，总以身体不舒服等原因传免，申时行对此不但欣然接受，还替万历发明了一个偷懒的办法：用进呈“讲章”代替讲授，事实上永久停止了“讲筵”。这个办法遗毒甚广，直接导致了万历皇帝堕落厌学的恶果。
  他的最大发明是教皇帝把不愿接受的奏疏，留在宫中，不批不发，置之不理，即为“留中”，揭开了万历怠政的序幕。这种“不作为”的态度，使得万历时代的许多紧急政务，无法得到及时处置，不仅危害百姓苍生，更使得年幼励精图治的皇帝中晚年变得惰性十足。
  长此以往，被留中的奏疏堆积如山，后来的董其昌从这些被留中的奏疏中精挑细选，编撰出一部多达四十卷的《神庙留中奏疏》。
  申时行任首辅九年间，目睹过八次龙颜，平均一年还不到一次，以后的首辅在任期内见皇帝的次数就更少了。
  申相公这种捣糨糊混日子，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两头讨好的行为，看似息事宁人，颇有“温良恭俭让”的君子风度，为其博得很多士大夫的“好感”。
  幸运的是，申时行执政期间，张居正余荫尤在。他躺在前任的功劳下，稳坐首辅长达九年，大明王朝这段时间总体上歌舞升平，四海宁谧。这位太平宰相循规蹈矩，虽于国家无所作为，但于个人却是名利双收，福禄寿三全。
  相传他寿登八十那年，海内名流纷纷前往申府庆贺，渴望一睹太平宰相的风采。嘉定名士娄子柔为他作的寿文，谓申相公执政不如前人任劳任怨，功在社稷。
  前人是谁，大家心知肚明，其实当时年轻人对其赞誉者虽众，也不乏有人指责他废弃前任综核名实之政，导致国家日益朝纲不振，法纪陵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