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已无张居正

  然后就是他的同乡叶向高继任首辅，叶向高远比李廷机精明圆融，他大披帝宠，也深受清流喜爱。他没有张居正那样勇敢任事，却也曾经写了若干慷慨激昂的奏疏，劝万历勤政爱民。
  “微臣进退可以置之不问，文武百官不能全部没有，言官建言不能一律不纳，封疆大吏不能不派遣。如今中央与地方离心离德，肘腋之间怨声载道，天灾人祸难以预见。陛下与臣僚隔绝，阁臣不得尽忠，六部无法尽职。全天下已没有一个可信之人，陛下却自以为是。臣恐怕自古圣明帝王，没有这样做的。（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
  好一句“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言外之意就是陛下您是昏君，不是圣明帝王。做臣子的话都说到这个分上了，而万历依然是淡定地“宅在深宫赏佳丽，千呼万唤不出来”，继续“万事不理”的甩手掌柜生涯。
  叶向高的继任者方从哲，虽然远祖是浙江德清人，却在京城土生土长。正因如此，皇帝对他更是放心，因为他不可能像李廷机那样突然罢工，跑到遥远的福建。他也是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的进士，与上述二位福建阁老有着同年之谊。
  这时的帝国已不是当年四海升平的繁华景象，早已病入膏肓，官员们不理公务，奔波于朋党之争；官场中党同伐异，爱恶交攻。从中央到地方，门户林立，派系深重，互相打击报复。
  面对这样一个“断头僵尸”政府，连官声不佳的方从哲都叫苦不迭，“职业尽失，上下解体”。方阁老是浙党领袖，在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八月以后唱起了独角戏，一直唱到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七月万历老头子咽气归天，在内阁“独相”六年。
  万历皇帝这时候越发荒唐：五十几个给事中，只剩下四个；一百多个御史，只剩下五个；六部的尚书侍郎也剩下四五个，都御史一缺仍旧虚悬，万历一概不管，方从哲也只是敷衍，想了事而一事不了。
  同败絮其中、千疮百孔的大明朝相比，其东北边境却是狼环虎伺。
  努尔哈赤这时已经崛起，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七月击溃杨镐，灭掉叶赫与哈达，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四月又打下抚顺。
  一些不怕死的官员冒死犯谏，慷慨陈词，自发跪在文华门外，恭请皇上批发奏章，增派援军，急发军饷！他们又从文华门转到思善门外跪求。
  民众的哭号，官员的焦急，如火如荼的民变兵变，遍地的诟詈和反抗暴政的革命，一点也没有打动皇帝的心。
  万历帝始终与爱妃宅在偌大的皇宫里嬉戏作乐，毫不理睬外面的事情。明末清初的侯玄汸在《月蝉笔露》中说：“群臣皆背公营私，日甚一日，外患愈逼，党局愈多……民愈贫矣，吏愈贪矣，风俗益以坏矣。将士不知杀敌，但知虐民；百官不知职守，但知苛刻。”可见当时政局之混乱。
  就连出使帝国的朝鲜使者也深有同感：“予观近日大小唐官、唐将所为，全无远虑，惟以贪边轻勋为能事。日夜忧虞，虽陈药石之言，如以水投石，少无动听之事。”
  内忧外患当头，士大夫们早把礼义廉耻抛之脑后，毫无忧患意识，对金钱的贪欲反而日益炽烈，政以贿成，生杀予夺，不出于公道，发号施令均要银子打点。
  邻国大臣都以为“天朝之事亦可忧”，而后继的首辅们不是明哲保身，就是勾心斗角，罔上行私。人品端正的又有心无力。
  从哪里再召唤出一个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天下之患？无怪乎钟惺感叹“今世颇知惜江陵”，而无情的现实却是，世间已无张居正。
  直道在人心不容泯
  “直道在人心不容泯”，这是一代名贤沈鲤为《张太岳集》作序所感。当张居正被诬之际，皇帝一声令下，褫夺其官阶、谥号，群臣莫不胆战心惊，自上而下掀起一阵腥风恶雨。
  怨者纷起，投机者蠢动，亲近者也为了自身名誉急忙洗脱与之关系。人亡政息，对张居正群起而攻、落井下石的局势一度非常严峻。
  然而就在抄家籍没的当年，也有许多深具正义感的官员挺身而出，为已故首辅求情，追述张居正功不可没，虽然不少被视为同党遭受贬抑，但为其鸣冤叫屈者仍不绝于缕。
  当朝大思想家李贽振聋发聩地盛赞张居正乃千古“宰相之杰”；抚文追思，怆然泪下者有之；刊刻遗集，自行出版者有之；树碑立传，歌颂其“社稷之勋”者有之。
  一般论者都认为张居正冤案之官方昭雪，始于天启年间。那么，万历年间是否有大臣公开为居正上疏鸣冤？
  明史有论，“终万历世，无敢白居正者”，故而后世多数历史学家、包括传记大师朱东润先生，对此也都深信不疑。
  事实果真如此？明末清初史家周圣凯《楚宝》之张居正本传，“万历末年，台谏连章奏居正冤，言有十大功于国”的记载赫然入目。鉴于周圣凯生活年代更接近于传主，令人不能不质疑《明史》之论。
  其实，明神宗还在位之际，就有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公开上呈《为救时旧相论定多年，仰祈昭雪沉冤，以慰忠魂以开相业》。该奏疏收录在明末博物学家董其昌编辑的《神庙留中奏疏》吏部卷一。
  奏疏开篇开宗明义：“陛下亲政以来，一直广求有肯任之心、能任之才、敢任之力，如大学士张居正这样的大臣。居正去世将近四十年，从来人品，日久论定，岂有四十年无法评论？”
  接着逐条介绍居正在阁十六年对国家的贡献、招人怨恨的原因、他的过失及因此导致的悲剧。
  官应震声称，他早年也痛恨居正夺情、专权，但经过二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他认为居正功在国家、过在身家，祈求明廷为他昭雪，以此激励后来人。
  由于张门冤案的始作俑者万历皇帝尚在，此疏如石沉大海，依旧以“留中”的方式冷处理。老万历一命呜呼后，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为张氏申冤的洪潮了。
  历史的奇妙在于它的峰回路转和柳暗花明。天启初年，张案的初步平反，有位关键人物参与其中，引来争议，他就是当年反对夺情被杖贬的邹元标。
  当时及后世论者认为，尽管邹元标当年因激烈反对夺情而遭杖谪，可邹先生不计前嫌，是为身在地下的张居正复官复谥的第一功臣，并且他留下那句著名的“功在社稷，过在身家”的经典评论，成为明清史家对张居正其人的主流评价。
  更有甚者煽情道：白发苍苍的邹元标目睹时局败坏，幡然醒悟，后悔当年的鲁莽行为，重新拜倒在这位社稷能臣脚下。他拖着残疾的双腿，为他当年的政敌平反奔走呼号。
  明末清初广为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邹元标晚年想法有变，他还专程去京师要求首辅叶向高恢复张阁老的谥号，讲其后悔自己年轻时的意气用事。”
  吴应箕对此颇为质疑：正是因为邹大人当年不畏权贵，誓死捍卫纲常名教，才成为天下读书人的精神偶像。可人上了年纪怎就后悔当初所为？
  吴应箕越想越郁闷，亲自找来御史方震儒问个究竟。
  方御史告诉他，当时邹元标为总宪（即左都御史），要莅临都察院，诸位御史各就各位。
  总宪郑重发话说，张居正当年夺情起复确有罪过，他当时出于激愤，不能不进言。现在想来，张氏于国有功，谥号亦当返还。
  在座的诸御史皆佩服邹元标心胸宽广，不抱成见。
  这个记载出自复社（复社号称小东林）文人笔下，主旋律莫不是为东林精神领袖歌功颂德，不可尽信。
  然而，历史讲究的是史料、证据，而不是煽情、臆测，事实到底如何我们不妨做一番考证。
  纵观《明熹宗实录》和邹元标本人的文集，没有一篇他为张居正平冤昭雪的奏疏。倒是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中的邹元标本传上说，楚籍大臣陈大道为故相请求恤典，引起邹大人不悦。于是就有言官弹劾邹元标不明是非，为修旧怨而犯公论，不肯为张居正正名。
  邹元标无法忍受，极力为自己辩驳，他仍然站在道德至上、宏儒硕学的至高点，批评张居正学术偏激，刚愎自用，对他的人品也颇有微词。
  邹大人回忆，当年的大清算运动中，不少人是出于忠愤，当然也夹杂有投机媚上的小人。我堂堂君子在当年那么恶劣的政治环境下，都不落井下石，现在怎么会和一个死去四十多年的朽骨为仇？总之，反张风波最终发展到让张相爷家破人亡确实过分，现在该是平反昭雪的时候了，表彰他当年的辛劳，以激励后来者奋进。
  接着，东林首辅叶向高也连忙跑来说情：“张居正之恤典本楚人所求，臣等如实拟之。张居正功罪本不相掩，褒贬何妨并存。邹元标之沉默，臣更服其无成心，奈何以此罪之？”
  东林老战友叶向高这番说辞充分说明，张居正之平反乃楚人的努力，邹元标并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在政敌咄咄质问下才站出来表态，他只是顺水推舟不反对而已。所以邹元标力主为他当年的政敌平反，显然是个美好的传说。
  明末李逊之的《三朝野记》载：“邹公年高德劭，涵养粹然。有追论江陵者，公独曰：‘江陵之过在身家，功在天下，绝不以一己嫌怨参也。’”按照这种说法，邹元标私下相当肯定江陵相业，力阻旁人追论张相。不过细细想来，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东林和阉党争斗得你死我活，谁还有工夫追论四十多年前的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