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玩家赵匡胤

以此类推，一旦某地身高体壮，武艺高强的厢军、乡兵都被编入禁军，剩下士兵的战斗力就会极弱，只能抓抓小偷、收拾收拾无证摊贩。
  所有的事干完了，赵匡胤长舒了一口气，心想这下睡觉肯定是可以睡安稳了。
  不过赵匡胤睡安稳了，他的子孙后代可就睡不安稳了。
  用几句以前历史课本上学来的废话说就是，宋太祖的这些措施，加强了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形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封建国家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
  不过，对讲这些的人，可以送他们一句话：站着说话，不腰疼。
  关于上述政策的长远影响，本文后面还会不断涉及，此处就不展开了。
  鲁迅的《而已集》中有《文学与出汗》一文，文中骂梁实秋说：“上海的教授对人讲文学，以为文学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否则便不久长。例如英国，莎士比亚和别的一两个人所写的是永久不变的人性，所以至今流传，其余的不这样，就都消灭了云。”
  徒步小时候上学，老师讲授这篇课文的时候，将鲁迅的话奉为圭臬，言谈之间对梁实秋多有贬抑，时过境迁，如今鲁迅的文章被从课本中一一删除，再过些时日是否还有读者都未有定数，至于后人评价其文对比梁实秋的“描写人性”之作，是能“至今流传”，还是“都消灭了云”，就更是未可知了。
  因为不光是文学，所有得以流传的东西，我们都能从中看到人性的体现。
  夜宴之事过去不久，宋太祖赵匡胤于建隆三年（962）在太庙寝殿的夹室里放了一块刻字的石碑，谓之“誓碑”。
  这是一块很奇特的石碑。
  因为不单赵匡胤，整个北宋的皇帝都把这块石碑当成宝贝供着。
  此碑平时用销金黄幔遮蔽，且门钥封闭甚严。赵匡胤下令，誓碑只在太庙四季祭祀和新天子即位时才可启封，谒庙礼毕后，方可奏请恭读誓词。皇帝拜碑时，群臣及近侍都需远立庭中不得仰视，皇帝只能带一名不识字的内侍行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然后再拜而出。北宋的各代皇帝“皆踵故事，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泄漏”。
  除历代皇帝本人，再无任何人知道碑上所刻内容。
  谜底于164年之后揭晓。1126年“靖康之变”时，攻破汴京的金军将祭祀礼器席卷而去，太庙之门洞开，人们才得见此碑。誓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上刻誓词三行：一为“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春秋以前，确曾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规定，但后世几被废置。当宋太祖立下“不杀士大夫”的家法，为宋代士大夫提供了一个不那么严酷的政治环境后，才使得宋代文化超越汉、唐，而这个人性化的条文，也成为数以亿万字计的泱泱古史中最为温暖人心的一句。
  古往今来，我们看到的共同创业者命运的结局，多逃不出十二字的宿命：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创业大功告成，老大一般思考的都是同一个问题：你说这帮跟我一起起事的哥们吧，我是杀掉呢，是杀掉呢，还是杀掉呢？
  因为不管白猫还是黑猫，用不上的时候最好变成死猫。
  于是我们看到，刘邦霸业功成之时，韩信、彭越、英布诸将被一个接一个以“谋反”罪名诛杀；
  朱元璋称帝，火烧庆功楼，烈焰腾空而起时，多少弟兄一次性全部解决；
  而屠杀功臣这一行业集大成者斯大林，在1937年至1939年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清洗，杀掉35000多名、占全军总数大半的军官：其中有5名元帅中的4人；15名集团军司令中的13人、85名军长中的57人、196名师长中的110人、406名旅长中的220人、最高军事委员会80名成员中的70人，以及11名副军事人民委员的11人。
  读完如此丰功伟绩，再看赵匡胤所立三誓，虽时过千载，亦恍然如昨。
  我们总在教科书上看到“以人为本”的说教，也总在电视机上看到很多被抓了快要枪毙的官员关于未曾“以人为本”所以挂掉的忏悔，但我们总是很难找出真正符合这种说教的案例。然而，我们不妨在一个秋夜静静听完那曲《秋天里》，或是想象一下那块刻着56个汉字的石碑，仰望当初的勒石者以怎样的一种姿态立于碑前，也许能真正理解“以人为本”这4个字，究竟该如何写出。
  多年以后，赵匡胤开始了平定天下的大计，将周遭小国尽收麾下，而在派出征讨的大将动身之前，多半已经在开封城为这些即将被抓回来的国君造好了住宅，标准是精装修，拎包入住。
  回顾有宋以前耶律德光抓走后晋出帝石重贵及其家人，北宋末年完颜宗翰抓去徽钦二帝赵佶、赵桓及全部皇室成员，这两批人被抓到北方去了之后，生理和心理都遭到毁灭性的摧残。
  建隆三年（962）三月，人性的赵匡胤下了一道诏书：禁止火葬。
  这是一个被很多研究者忽视的事件，事实上，意义非常重大。
  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有让死者“入土为安”的观念，火葬行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违背传统的伦理道德的。哪怕在打仗的时候，火烧敌人的尸体，都是一件最刻毒的事情。《左传》记载，公元前470年，卫国的大夫褚师定子等驱逐了国君卫出公，第二年一些诸侯国的联军打进卫国，卫出公将已经病死的褚师定子坟墓刨开，把棺材拖出来烧掉。虽然出了一口恶气，可是国君之位也丢掉了，国内的贵族都不愿意立其为君，卫出公被迫流亡越国，最后客死他乡。
  但是后来传统的土葬出了问题。
  首先是印度人习惯火葬，而且火葬后喜欢将骨灰撒入恒河什么的，认为是最好的安息之法，随着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火葬风俗随之传入，到宋初已经较为普遍。
  民间另外一个实行火葬的原因则要现实得多，那就是穷。很多穷人无钱无地，一旦有人去世，则举家痛哭，一哭亲人的离去，一哭自己即将变得更穷——故民间有俗语描述当时穷人的生存状况：“生不起，请个产婆五千几；活不起，一月辛劳一千几；死不起，入土为安一万几。”虽“死无葬身之地”是个恶毒的诅咒，可是穷人只好转而接受火葬作为安慰。
  在这种背景之下，赵匡胤恢复传统之礼，颁布诏令，禁止火葬：“王者设棺椁之品，建封树之制，所以厚人伦而一风化也。近代以来，遵用夷法，率多火葬，甚愆典礼，自今宜禁之。”
  有人会问：“没钱没地怎么办？”
  赵匡胤答曰：“我给。”
  为了解决部分人由于无地而被迫火葬的问题，政府出台法令，从市郊划出贫瘠土地专门做安葬之用。到徽宗时期，甚至出现专供土葬的“漏泽园”，单从名称上讲，已经和如今的烈士陵园有相似之处了。
  而在所有关于赵匡胤“人性”的故事中，最富争议性的，最疑点重重的，应属“金匮之盟”。
  建隆二年六月初二（961年7月17日），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去世了。
  这也成为部分学者否定上文“释兵权”故事存在的一个理由。
  因为太后去世距离七月初九只有36天，开国皇帝的母亲去世了，自然少不了繁冗的礼节加上至少一个月的国丧期，而这期间朝廷不作乐、不宴饮，那么赵匡胤自然没有机会演唱《秋天里》，“杯酒释兵权”的故事自然就不存在了。
  对这个疑点，《宋会要辑稿》中若干记载可以解释：“（建隆）二年正月二十日宴群臣于广政殿……七月十九日、十月十二日、十二月二十四日并宴群臣于广政殿。”广政殿宴饮是场面较大的国宴，仅次于“大宴”，既然此等国宴尚频频举行，且最接近六月初二的一次是在七月十九，那么，此前十天，像“杯酒释兵权”时的那种带有君臣叙旧性质的私宴，自然也是可能的。
  建隆二年六月初二去世的这位杜太后，是一个奇特的女人。
  夭折的不算，她所生的大儿子是宋朝第一个皇帝，二儿子是宋朝第二个皇帝，且两个儿子出生的时候都是屋子里有赤光，婴儿身体有异香，这等奇妙的场景，有几个妇人见过？
  等到儿子造反成功，多数人都是大惊失色，杜太后哈哈大笑：“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矣！”然而当太祖即位，尊其为皇太后，赵匡胤率群臣拜太后于堂上时，大家都很高兴，反倒只有太后不高兴，跟人解释原因：“吾闻‘为君难’，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驭，求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忧也。”此等与常人喜乐迥异的行事，又有几个妇人能为？
  史载，有如此见识的杜太后，去世之前，曾召太祖、赵普、赵光义三人到身边，吩咐了若干遗命，将内容写入誓书，藏于金匮，命人严密保管，史称“金匮之盟”。
  书上说，病重的杜太后问赵匡胤：“儿子，跟娘说说，你是怎么得来天下的。”
  太祖“呜咽不能对”，光顾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