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通史

税收包括货币税和实物税两种形式，各地区由于所处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和交通状况不同而存在明显的差异，货币税与实物税的比例不尽相同。
  伊斯兰教法禁止农民弃田，强调土地必须处于耕种状态，旨在保证农业生产和土地收益。官府严格限制农民的迁徙行为；耕作者固着于土地，弃田逃亡者受到领主和官府的相应惩罚。1539年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如果农民离开土地而使土地荒芜超过10年，需缴纳一定数量的罚金；如果农民离开土地不足10年，封邑的主人有权在法官准许的情况下要求遣返农民。“离开土地并试图在城镇定居的农民被强制遣返。农民只有设法在城市居住超过10年并且拥有经常性的工作而无需社会援助时，才能成为合法的城市居民”。“假如一个耕作者成为一个有收入的手工艺者，西帕希（Sipahi）会强迫他纳税以作为补偿金，这种税称为‘中断耕作税’”。[5]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的农民在诸多方面处于官府的保护之下，境况不同于中世纪西欧的农奴。西帕希通常行使维持乡村秩序的权力，然而教界的卡迪负责乡村的司法审理，形成对于西帕希的监督和制约。
  西帕希
  村社组织和部族群体作为中东地区的古老传统在奥斯曼帝国境内长期延续，农民普遍生活于具有浓厚血缘色彩和封闭倾向的村社和部族之中。村社首领和部族长老控制水源的分配和耕地的使用，在一定的范围内行使征纳赋税和仲裁纠纷的职责，构成连接国家与农民的中间环节。农民作为土地的耕作者，依附于村社首领和部族长老，处于村社和部族的保护之下。分成制是中东地区由来已久的租佃方式，地主与农民根据耕地、水源、劳动力、农具和种子五项要素划分农作物的收成。农民主要缴纳实物地租，同时承担一定的劳役，货币地租尚不多见。国家所有制的土地制度，以及村社和部族对于土地的共同占有权，排斥着农民支配土地的个人权利。
  五、城市与行会
  奥斯曼帝国的城市普遍位于定居地区，依托定居农业作为基本的粮食供应地，为农产品提供市场，吸收乡村的剩余产品，同时向乡村提供手工业品，满足乡村市场的需要，进而形成与乡村之间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的城市大都分布于商路沿线。安纳托利亚的伊斯坦布尔、布尔萨和安卡拉，巴尔干半岛的埃迪尔内，埃及的开罗，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和阿勒颇，伊拉克的巴士拉和巴格达，皆为奥斯曼帝国的贸易枢纽。伊斯坦布尔作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具有庞大的市场需求和发达的区域性贸易。保证伊斯坦布尔的物资供应，是苏丹政府的重要职责。伊斯坦布尔地处东南欧与亚洲以及地中海与黑海之间，系东西方之间过境贸易的交汇点。欧洲的纺织品和东方的香料构成伊斯坦布尔过境贸易的首要内容，商旅驼队频繁往返于伊斯坦布尔与伊朗、叙利亚、伊拉克、中亚之间。马尔马拉海东侧的布尔萨（Bursa）也是安纳托利亚的重要商业据点和东西方之间的商品集散地。1340年，乌尔汗在布尔萨建成大型的巴扎。此后，布尔萨的人口迅速增多，1485年约5 000户，1530年增至6 350户，1580年达到12 850户。伊朗的生丝、欧洲的毛纺织品、埃及的糖和印度的香料，是布尔萨市场的主要商品。
  城市作为奥斯曼帝国的重心所在，具有经济、政治、军事和宗教的多重功能。伊斯坦布尔无疑是奥斯曼帝国最大的城市，然而1453年穆斯林攻陷此城时，人口不足5万。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当政期间，以归还财产和给予信仰自由作为条件，吸引出逃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重返故里，同时下令从鲁梅利亚和安纳托利亚迁4 000户家庭移居伊斯坦布尔，迁3万户农民移入伊斯坦布尔周围的35个无人居住的乡村，以保障伊斯坦布尔的农产品供应。1453—1481年，奥斯曼帝国在伊斯坦布尔新建清真寺209座，学校24所，公共浴室32处，客栈和巴扎12处。1477年，伊斯坦布尔的总人口接近10万。16世纪初，伊斯坦布尔的人口达到40万，成为当时欧洲和中东最大的城市。16世纪末，伊斯坦布尔的人口增至80万，其中40%系非穆斯林，主要分布于加拉塔（Galata）地区。热那亚人曾经是伊斯坦布尔最大的商人群体。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广泛征服，希腊人以及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逐渐取代热那亚人的地位。希腊人在包税、大宗贸易批发和航运领域独占鳌头，加拉塔区几乎成为希腊商人的世界。
  19世纪末伊斯坦布尔加拉塔大桥景色
  1800年前后，奥斯曼帝国约15%的人口生活在1万人以上的城市。另据相关资料的统计，1800年前后，安纳托利亚的主要城市伊斯坦布尔约有人口75万，伊兹密尔约有人口10万，布尔萨约有人口5万，安卡拉、埃尔祖鲁姆和科尼亚也有相当数量的城市人口；埃及10%的人口生活在开罗、艾斯尤特、马哈拉、坦塔、罗赛达、迪米耶塔、亚历山大港等城市，叙利亚20%的人口生活在大马士革、阿勒颇、霍姆斯、哈马、耶路撒冷、的黎波里等城市，伊拉克15%的人口生活在巴格达、摩苏尔、希拉、巴士拉等城市。一些研究者甚至认为，1800年前后中东的城市人口比例高于同时期的基督教欧洲。
  伊斯坦布尔街头小吃摊
  清真寺和市场是城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伊斯坦布尔的大市场位于圣索菲亚教堂的附近，店铺超过千家，构成伊斯坦布尔的主要商业区。1463—1470年，穆罕默德二世在伊斯坦布尔建造新的大清真寺，周围环绕着8所宗教学校，学生总数超过600人，2处客栈每天接待旅客160人，附近的大市场有店铺320家。17世纪中叶，伊斯坦布尔有清真寺150座，宗教学校130所，客栈100处。
  官府将城市划分为各个特定的生活区域，派出官员进行管理，其中最重要的官员是称作卡迪的穆斯林法官，负责向米勒特和行会颁布法令并确保执行。称作伊赫提萨卜的市场稽查制度是伊斯兰世界的传统制度，旨在保障公平的交易，被纳入沙里亚的框架之中。市场稽查员称作穆赫台绥卜，作为穆斯林法官卡迪的下属和伊赫提萨卜的执行者，履行管理市场的职责，监督产品的质量和交易的过程，规定交易价格和交易内容，征纳交易税。每个城市按照宗教或职业划分为若干社区，每个社区围绕自己的宗教建筑或市场，社区之间相互独立。耶尼切里在和平时期充当城市警察的角色，负责城市的治安管理。
  奥斯曼帝国城市主要的手工业部门包括食品加工业、纺织业、建筑业、金属加工业、制革业和木材加工业。城市手工业普遍采用作坊的经营方式，设备简陋，资金匮乏。在奥斯曼帝国的诸多城市，手工作坊通常组成行会，其内部体系与中世纪西欧城市的行会颇为相似，具有明显的等级性、封闭性和排他性。在17世纪的伊斯坦布尔，手工业的从业者共计26万人，分别属于1 109个行会；在同时期的开罗，手工业的从业者共计12万人，分别属于262个行会。“所有手工匠都有自己的行会，所有手艺人都属于自己的团体，当然农村手工匠例外，他们独自经营”。[6]手工业行会由从事同一行业的若干手工作坊组成，作坊内部实行严格的等级制，明确规定工匠、帮工与学徒的地位。学徒的期限通常为1 001天，其间由工匠负责学徒的食宿，不支付报酬。学徒在期满之后，经考核升至帮工，继续在作坊从业3—5年，领取报酬，直至成为工匠和独立开设作坊。然而，工匠开设作坊往往受到行会的严格限制，加之财力匮乏，困难重重。行会首领通常负责以固定的价格购置生产原料，然后分发给行会的各个作坊。行会垄断原料供应，实行统一的原料供应价格，规定和限制原料供应的数量，监督生产工艺和产品质量，限制作坊的数量和从业者的人数，排斥内部竞争。在大多数情况下，行会的产品主要销往本地市场，而市场通常处于行会的垄断和控制之下。行会内部存在明显的职业世袭现象，工匠与帮工、学徒之间往往具有家族色彩的宗法关系。
  伊斯坦布尔的理发师
  行会作为城市的民间组织，行使广泛的公共职能。官府在向行会成员征纳捐税的前提下，通常允许行会自行管理内部事务。安纳托利亚的行会表现为明显的自治倾向，行会首领在城市具有广泛的权力和影响。“工匠和手艺人都加入行会，行会则对其成员和产品实行监督，有些地方行会势力很大，足以有效地控制当地的政府”。[7]另一方面，行会通常存在于米勒特的框架之内，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行使相应的社会职能。“行会执行所有种类的社会职能，经常与宗教团体或米勒特联合……作为其所属的宗教对个人的强制性要求的补充”。[8]在安纳托利亚，穆斯林的行会大都建立在苏非教团的基础之上，隶属于不同的苏非教团，处于不同苏非教团的保护之下，崇拜各自教团的苏非圣徒，与苏非教团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而构成苏非教团在城市社会的延伸，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
  六、商业与商人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亚非欧大陆中央地带，最重要的运输方式是陆路的驮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