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通史

进入18世纪，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 Dynasty）与普鲁士激烈角逐中欧的霸权，奥斯曼帝国与俄国的战争逐渐取代与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巴尔干半岛、黑海北岸和南高加索地区的领土成为奥斯曼帝国与俄国之间的主要争夺目标。1711年，彼得大帝率领的俄军进攻奥斯曼帝国，俄军败绩。1768—1773年，奥斯曼帝国与俄国再次爆发战争，奥斯曼帝国军队败绩，苏沃洛夫统率的俄军占领布加勒斯特，控制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攻入南高加索地区，俄国舰队进入爱琴海水域。1774年，奥斯曼帝国苏丹被迫与沙皇俄国签订库《楚克·开纳吉和约》（Treaty of Kü?ük Kaynarca），奥斯曼帝国丧失克里米亚和黑海北岸穆斯林汗国的宗主权，支付750万阿克切的战争赔款，俄国获得多瑙河以及黑海、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航运权，同时俄国政府获准向伊斯坦布尔派驻公使，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徒处于俄国政府的保护之下。对外战争的屡屡失利和疆域的接连丧失，标志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
  法国是奥斯曼帝国的传统欧洲盟国。自16世纪起，奥斯曼帝国与法国建立了密切的外交联系，旨在共同反对称霸中欧的哈布斯堡王朝。1569年，苏丹塞里姆二世与法国签署协议，给予法国人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贸易优先权，允许法国船只自由进出奥斯曼帝国海域和港口。进入18世纪，普鲁士的兴起导致欧洲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法国与哈布斯堡王朝以及奥斯曼帝国的关系随之发生变化。1798年，拿破仑率领法军从土伦出发，在亚历山大港登陆，继而占领开罗。1799年，奥斯曼帝国与英国、俄国建立反法联盟。1801年，驻守埃及的法军向英军投降。此后，英国成为影响奥斯曼帝国的主要外部势力。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中东，地处英国本土与英属印度之间的重要战略位置。控制英国本土与英属印度之间的贸易通道，以及扩大英国工业品在中东的市场，构成促使英国插足奥斯曼帝国的主要原因。
  作者点评：
  大自然中没有不败的花朵，历史的长河中同样没有日不落的帝国。花开花落，斗转星移，既是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也是历史长河的形象写照。奥斯曼帝国脱胎于安纳托利亚西北一隅的弹丸之地，百余年间雄踞亚非欧大陆的中央地带，如日中天。至苏丹苏莱曼一世去世后，疆域辽阔的庞大帝国矛盾叠加，衰落的迹象日渐浮出水面。崛起中的欧洲诸国与相对停滞的伊斯兰世界之间形成巨大的历史落差，奥斯曼帝国无力抗衡来自西方的冲击，江河日下，往日的辉煌随之渐渐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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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468页。
  [2] Zurcher， E. J.，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London 1993， p.11.
  [3] 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468页，第469页。
  [4] 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471页。
  [5] 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471页。
  [6] 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34页。
  [7] 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施康强、顾良译，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540页。
  
第八章 自上而下的新政举措与宪政运动
  一、塞里姆三世与马哈茂德二世的新政举措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与近代欧洲的崛起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自新航路开辟以来，特别是自工业革命开始，基督教欧洲诸国的现代化进程逐渐启动。相比之下，奥斯曼帝国恪守传统秩序，墨守成规，长期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由此形成的历史落差，改变着基督教欧洲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奥斯曼帝国面临近代欧洲崛起的巨大压力，来自基督教世界的战争威胁促使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开始推行自上而下的新政举措，所谓的西化进程由此拉开帷幕。
  法国是奥斯曼帝国的传统盟友。早在18世纪初的郁金香时代（the Tulip Era），法国文化和时尚已经令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心驰神往。1789年，正值法国大革命爆发之际，塞里姆三世（Selim III，1789—1807年在位）继任奥斯曼帝国苏丹。塞里姆三世即位之前，曾经与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保持书信往来，仰慕路易十六的君主专制，将路易十六视作模范君主。塞里姆三世即位后，颁布诏书，实行新政，名为尼扎姆·贾迪德，旨在扩大苏丹的权力，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秩序，克服地方势力的离心倾向，重建奥斯曼帝国的强盛与辉煌。塞里姆三世的新政举措，主要是仿照法国模式组建新军，裁减称作耶尼切里的近卫军团以及称作西帕希的封邑制骑兵，而组建新军的直接原因，是奥斯曼帝国与俄国之间的战争需要。
  塞里姆三世
  塞里姆三世推行新政举措之前，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团约15万人，其中5万人驻扎在首都伊斯坦布尔。1792年，塞里姆三世首先组建员额600人的新军，身穿欧式军服，采用西方战术，聘请法国军官主持训练。此后，新军的规模不断扩大，1797年为2 500人，1801年增至9 000人。1807年，新军人数达到3万人。新军的兵源，主要是来自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青年。塞里姆三世组建的新军实行薪俸制，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分别驻扎于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
  与此同时，塞里姆三世重组御前会议，调整御前会议成员的职责，削减大维齐尔的权力，缩短行省长官的任期，缩小包税范围，设立直接征收赋税的专门机构，扩大财源，筹集军费，创办新式医院和军事学校，向伦敦、巴黎、柏林和维也纳派出常驻外交机构。1793年，塞里姆三世从包税商手中收回约400处封邑，实行直接征税。此后，越来越多的封邑处于苏丹的直接控制之下。
  塞里姆三世的新政举措，损害了传统的军事贵族、近卫军团、欧莱玛阶层和包税商的既得利益，遭到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1807年5月，驻扎在伊斯坦布尔的近卫军团发动兵变，以新政举措与伊斯兰教法不符为由，解散新军，罢免塞里姆三世，拥立穆斯塔法四世（Mustafa IV，1807—1808年在位）出任苏丹。穆斯塔法四世即位后，谴责塞里姆三世的改革举措系违背教法的邪恶行为，宣布取消新军，恢复奥斯曼帝国的原有秩序，新政随之夭折。
  1808年7月，多瑙河地区的奥斯曼贵族巴拉克塔尔·穆斯塔法帕夏率军入主伊斯坦布尔，废黜苏丹穆斯塔法四世，在塞里姆三世死于保守派的暗杀后，拥立马哈茂德继任苏丹，是为马哈茂德二世（Mahmud II，1808—1839年在位）。马哈茂德二世当政期间，恢复塞里姆三世时期颁布的新政法令，延续塞里姆三世制定的新政举措，扩大改革的领域，时人称之为奥斯曼帝国的彼得大帝。
  马哈茂德二世
  塞里姆三世的新政举措，主要局限于军事层面。相比之下，马哈茂德二世的新政举措，涉及奥斯曼帝国统治制度的诸多领域，包括军队的欧式化、土地制度的非封邑化、政府机构的官僚化和政治生活的世俗化，其中新军的重建构成新政的核心内容。
  马哈茂德二世首先致力于重建新军，新军配备新式枪支和火炮，聘用普鲁士军官，采用普鲁士的训练模式。1826年5月，马哈茂德二世与驻扎在伊斯坦布尔的近卫军团发生冲突；苏丹出动新军镇压近卫军团的反叛，进而解散近卫军团。1827年，新军人数达到2.7万人，分为31个团，其中10个团驻守伊斯坦布尔，21个团驻守行省；每团包括3个营，每营包括8个连。马哈茂德二世当政后期，新式步兵达到6.5万人。
  1831年，苏丹宣布将提马尔收归国有，废除封邑制，全面改革税制，旨在扩大财源，为重建新军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与此同时，马哈茂德二世改革奥斯曼帝国传统的官僚机构，设立新的国务会议，下辖陆军部、内务部、外交部、财政部、司法部和瓦克夫事务部，大维齐尔改称首相（不久后又弃首相的称谓而恢复维齐尔的称谓），起用新官吏，身穿欧式官服，实行薪俸制，旨在强化苏丹的统治，削弱贵族的离心倾向。
  此外，马哈茂德二世效法埃及的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在保留传统宗教教育体制的同时，推行世俗教育，进而形成教俗二元的教育体系。马哈茂德二世当政期间，派遣留学生赴西欧诸国学习军事技术，创办包括陆军学校、海军学校和军事医学院在内的新式学校，聘用欧洲教官，采用欧洲教学模式，使用欧洲语言授课，旨在培养新军将领及政府官吏，是为奥斯曼帝国世俗教育的原型。
  苏非派拜克塔什教团长期以来与近卫军团保持密切关系，制约苏丹的权力，构成奥斯曼帝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社会势力。马哈茂德二世解散近卫军团之后，平息拜克塔什教团发动的叛乱，进而取缔拜克塔什教团，没收拜克塔什教团的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