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通史

在橄榄被黑的情敌意外杀死后，奄奄一息的黑返回谢库瑞的家中，后者履行其关于为父报仇后就与黑圆房的承诺，与黑相伴余生。
  五是谢库瑞，黑的姨表妹，美丽动人，深受黑的眷恋，但在黑离开伊斯坦布尔3年后，嫁给一个奥斯曼骑兵，生育长子谢夫盖和幼子奥尔罕，几年后守寡，案发时24岁。在橄榄死后，谢库瑞与身负重伤的黑长相厮守。
  六是黑的“姨夫”即谢库瑞之父。他秉承苏丹旨意，指派奥斯曼的4位高徒以西方透视法分别绘制树、马、撒旦、死亡、狗和女人肖像，再将这些肖像组合起来，在四周页缘镀金。“姨夫”曾对黑说：“我和苏丹画坊里的最优秀的细密画画家一个一个地说好了。我让他们有的人画一条狗，有的人画一棵树，有的人我请他绘制页缘装饰及地平线上的云朵，有的人则负责画马。我想透过我所描绘的各种事物呈现苏丹的帝国全貌，就好像威尼斯大师们在画中所表达的那样。然而，与威尼斯画家不同，我的作品不是描述财富，而当然是反映其丰富的内心世界，它将表现苏丹帝国的种种喜悦及恐惧……我想要借由树的不朽、马的疲倦和狗的粗鄙来体现荣耀的苏丹陛下与他的帝国。我要求我的那些代号为‘鹳鸟’、‘橄榄’、‘高雅’及‘蝴蝶’的画家们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自己的题材。”后来，他被橄榄杀害。橄榄说：“你姨父……在旅行途中看到了法兰克大师的绘画，不禁感到一股卑躬屈膝的敬畏，于是深深迷恋上了这种艺术风格，一天到晚向我们吹嘘——你一定也听过那一大堆透视和肖像画的胡扯。”橄榄对黑说：“我杀死你姨父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他无耻地逼迫伟大的奥斯曼大师去模仿威尼斯画家塞巴斯提亚诺；第二，因为我一时软弱，降低姿态问他我是否拥有个人风格。”
  描绘苏莱曼一世1554年夏天在纳希切万进军的细密画  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认为：“激发我写作这本书激情的主要是伊斯兰细密画。我把我看过的细密画里不可胜数的细节都放在了小说里。在爱和战争背后潜藏的古典伊斯兰故事是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不过在今天西方化的大趋势下，很少有人记得他们了。《我的名字叫红》是想向这些被遗忘的故事和无数美轮美奂的图画致敬。”[25]然而，前现代的伊斯兰细密画画家严格遵守先知穆罕默德的训令，不能绘制人和动物的肖像。相传先知穆罕默德曾说过：“复生日在真主面前，遭受烈刑者当为画有生命之物的像的画家”，“谁在今世绘制有生命之物的像，在复生日那人将被迫为其所画之像注入生命，而他是无法注入生命的”。迟至奥斯曼帝国盛期，伊斯兰细密画也只能为文学和书法充当页缘装饰或书内插图，或助读者调节神经，或供解释文字内容，总之是文学和书法的附属品。但是，大胆绘制肖像的西方透视法绘画艺术开始传入奥斯曼帝国，并与伊斯兰细密画互争雄长。在这部作品中，黑对橄榄说：“过去波斯大师的插画，甚至赫拉特伟大画师们的经典作品，因为终究被视为页缘装饰的延伸，不会有人反对。人们认为它们的功用在于加强文之美与书法之雅。而且，老实说，谁会去看我们的饰画？然而，当我们开始使用法兰克的技法后，我们的绘画变得不再着重装饰花纹或繁复图案，而更接近简单明了的肖像。这正是荣耀的《古兰经》所禁止、我们的先知所反对的行为。苏丹陛下与我的姨父都非常了解这个道理。我的姨父便是因此而遇害的。”橄榄曾说：“就算我们遵循已故姨父和苏丹陛下的旨意，降低身份去模仿法兰克大师，也会缩手缩脚，不只是因为有艾尔祖鲁姆教徒或高雅先生这些人的阻挠，更是因为我们内心不可避免的怯懦，使得我们无法走到最后。就算顺从魔鬼左右，坚持下去，弃绝过去所有的传统，企图追求个人的风格和法兰克的特色，一切仍是白费力气，我们终究会失败——正如我费尽毕生能力和知识，还是画不出一幅完美的自画像。这幅甚至一点也不像我的粗糙自画像，告诉我一件我们都心知肚明但始终不愿承认的事实：法兰克人的娴熟技巧需要经过好几个世纪的磨炼。即使姨父大人的书完成了，送到威尼斯画师手中，他们看了一定会轻蔑地冷笑，而威尼斯总督也将附和他们的奚落——别无其他。他们会嘲讽奥斯曼人放弃了身为奥斯曼人，并且从此不会再害怕我们。如果我们能继续依循前辈大师的道路，该有多好！可是没有人想要，高贵的苏丹陛下不要，黑先生也不要——忧郁的他渴望有一张宝贝谢库瑞的肖像。那么，你们就坐在这儿，花上个几百年来模仿法兰克人！”黑曾问橄榄：“为什么你一定要坚持纯正？”橄榄回答：“因为你们将毕尽余生仿效法兰克人，只希望借此取得个人风格。但正是因为你们仿效法兰克人，所以永远不会有个人风格。”[26]
  《我的名字叫红》将历史背景设定在16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盛期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尽管内容纯属虚构，然而情节跌宕起伏，并且生动描绘了伊斯兰传统社会时期的细密画与基督教世界现代透视法和现实主义个性画之间的尖锐冲突，从绘画艺术这个侧面深刻揭示了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东方与西方、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开化、自我与他者、现实与理想、独立与依附、自尊与效法之间的二元对抗。但是，作者在小说中寄托着一种文化宽容的理想情怀，即在正视文化差异和冲突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对话甚至融合，正如小说中的人物艾斯特所言：“没有什么是纯粹的。上帝同属于东方和西方。”这正是帕慕克的过人之处。2002年，《我的名字叫红》荣获法国优秀外国作品奖（Prix du Meilleur Livre Etranger）和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Premio Grinzane Cavour）。2003年，《我的名字叫红》赢得爱尔兰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奖金10万欧元；获奖理由是这部小说“邀请读者切身体验到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张力，为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窗户”。2006年，《我的名字叫红》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在颁奖公告中说明为何授予帕慕克诺贝尔文学奖：“他在追求故乡忧郁灵魂的过程中，发现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以及文化交融的新象征。”12月8日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帕慕克发表受奖演说《爸爸的手提箱》（Babamin Bavulu）。帕慕克的父亲在2000年即去世之前两年，来到帕慕克的书房，将一只装有本人手稿和笔记的小手提箱送给儿子。帕慕克由此引申开来，谈论自己对作家的独特理解：“作家是一种能够耐心地花费多年时间去发现一个内在自我和造就‘他的世界’的人。当我谈到写作时，我脑子里想到的不是小说、诗歌或文学传统，而是一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单独面对自己内心的人；在内心深处，他用言语建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对我来说，做一名作家就是去挖自己内心深处的隐秘伤疤，真正去拥有这些伤和痛，把它们变成我们精神和作品中看得见的部分。一个作家闭门数十载，就是在用这种姿态宣示一个基本的人性，揭示一个没有中心的世界”。
  “两年前，读完《我的名字叫红》之后，即对帕慕克先生娴熟的文学技巧赞赏不已。在土耳其使馆召开的研讨会上，我曾经说过：‘天空中冷空气与热空气交融会合的地方，必然会降下雨露；海洋中寒流与暖流交汇的地方，必然会繁衍丰富的鱼类；而在多种文化碰撞交流的地方，总是能够产生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因此可以说，先有了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然后才有了帕慕克的小说。’这段话被多家报刊引用，我自己也颇为得意。但读完了他的《雪》之后，我感到惭愧，因为那段看起来似乎公允的话，实际上是对帕慕克创作个性与艺术技巧的忽略。当然，伊斯坦布尔这座联结欧亚大陆，有着悠久历史，融会了多种文化，汇聚了诸多矛盾和冲突的城市，毫无疑问地对帕慕克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像帕慕克这样一个具有优雅气质、饱读诗书、对人类命运极为关切的文学天才，即使不在伊斯坦布尔，依然会创作杰出的作品，依然会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2002年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的《雪》（Kar）是关于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东部边境卡尔斯城政治斗争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中的“雪”具有多层含义，从而使这部作品给人以层峦叠嶂之感。一是自然界的雪，无论是雪花还是积雪；二是小说主人公卡（Ka）创作的《雪》；三是小说中出现的一位介于作者帕慕克与主人公卡（Ka）之间的人物“奥尔罕”刻意追寻的《雪》；四是帕慕克创作的《雪》。卡进入卡尔斯城不久，纷纷扬扬的雪花使这座城市一度与外界交通中断，铺天盖地的积雪为卡尔斯城平添几分神秘色彩：“雪无处不在，人物在雪中活动，爱情和阴谋在雪中孕育，思想在雪中运行。雪使这个小城与世隔绝，雪制造了小城里的扑朔迷离、变幻莫测的氛围。”“他在书中数百处写了雪，每一笔写的都是雪，但因为他的雪都与Ka的心境、Ka的感受密切结合着写，因此，他的雪就具有了生命，象征也就因此而产生”。例如小说中这样写道：“雪在一种神秘甚至是神圣的寂静中飘着，除了自己时隐时现的脚步声和急促的呼吸声，卡听不到任何声音……有的雪花缓缓地向下坠落，而另外一些则坚决地向上，向黑暗深处升去，然而大厅里一片死寂……大家像蜡烛一样一动不动地坐着……”莫言称之为“丰富的象征”与“神奇的比喻”，“这样的描写，既是物理的，更是心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