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通史

这样的比喻，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写过雪的作家成千上万，但能把雪写得如此丰富，帕慕克是第一人”。[27]
  小说的主人公卡（Ka）是一位诗人，曾流亡德国12年，回国后计划前往卡尔斯城，寻找生活在那里的爱人伊派克。卡来到卡尔斯城后，特别关注部分女学生因无法戴头巾而愤然自杀的社会问题，而这一问题与教俗冲突和女权运动等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1980年9月军人政变之后，政府发布针对公务人员的《服饰和衣装法》，严禁妇女戴头巾。1983年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员会严禁戴头巾的女大学生听课和考试。1984年土耳其国家安全委员声称，戴头巾的女大学生是共和国世俗主义原则的敌人和妇女解放的障碍，因此理应被开除。1988年祖国党控制的议会表决通过一项法令，允许在校女大学生戴头巾，但军人出身的总统柯南·埃夫伦和宪法法院均认定这一法令违背凯末尔确立的世俗主义原则，因此加以否决。进入20世纪90年代，关于女学生是否可以戴头巾的争论愈演愈烈。1997年年初土耳其军方再度干政，解散繁荣党与正确道路党的联合内阁，宣布取缔头巾。1998年秋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员会三令五申，严禁女大学生和女教师戴头巾。1999年议会选举中，戴着头巾的当选女议员一律被剥夺议员资格。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帕慕克在《雪》中描绘了一些女大学生因坚持戴头巾而被迫自杀的社会现象。与此同时，受其好友、一位日报记者之邀，卡（Ka）正在撰写一篇关于卡尔斯市选举的文章，着力剖析穆斯林与异教徒和无神论者，军队与政府和民间，世俗政党与伊斯兰复兴主义者，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尖锐对抗。初来乍到的卡被迅速卷入卡尔斯城的纷繁聒噪和残酷斗争之中，最后以出逃和死亡告终。“读者跟随着Ka，一步步深入迷宫，先是像Ka一样迷茫，继而像Ka一样惊悚，然后伴随着他，体验着幸福、痛苦、企盼、焦虑、犹豫、嫉妒等感受，直至逃离这座城市。Ka直到死时，大概也没弄明白他这次爱情之旅何以演变成了死亡之旅，但读者却明白了他的失败，在于他的看似纯洁无瑕的爱，其实包藏着贪欲、自私和怯懦”。莫言称之为“叙事的迷宫”。[28]在帕慕克看来，《雪》是其第一部政治小说：“小说写了关于土耳其的各种问题：一方面是贫困、沮丧、失业、文化身份问题；另一方面是暴力倾向、成为英雄的渴望、试图得到爱、宗教、伟大思想拯救的愿望以及不能理解他人等问题。”没错，帕慕克作为一位观察细致、思想敏锐、悲天悯地的杰出作家，的确对上述问题具有独立见解，但是作者在小说中并未跳将出来进行道德说教，他曾说：“《雪》没有打算做任何宣传或提供任何政治教训。”[29]2006年，《雪》获得法国梅迪契外国作品奖（Prix Medicis Etranger）。
  伊斯坦布尔不仅是土耳其共和国最大的海港城市，文化、工业和金融中心，而且是一座地跨欧亚两洲的大都会，于20世纪70年代建成通车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将位于城西欧洲色雷斯的旧城和新城，以及位于城东亚洲安纳托利亚半岛的于斯屈达尔区连成一体。无论伊斯坦布尔，抑或其前身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庭，气候温和，物产丰饶，人文荟萃，经历了亚洲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双重滋润。这座城市也是欧亚两洲共享的一顶王冠，在欧亚交通、洲际贸易、文化交流方面享有盛誉。位于欧洲部分的旧城更是镶嵌在这顶王冠上最为耀眼的一颗明珠，基督教堂、清真寺、皇宫、陵墓、街巷、城墙、饮水渠、图书馆、博物馆、学校、医院、浴池、店铺、客栈和市场等历史遗迹比比皆是，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
  19世纪末于斯屈达尔景色
  拜占庭城墙
  2005年，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创作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Istanbul： Hatiralar ve Sehir）就是一部具有回忆录性质的作品，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屈辱与自尊，这些与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紧密相关的二元对立关系，仍然萦绕在作者脑际：“伊斯坦布尔最伟大的美德，在其居民有本事通过西方和东方的眼睛来看城市……伊斯坦布尔最萧条的时候，城里的居民有半数时间也觉得自己像外来者。依据看待方式而定，他们觉得不是太东方就是太西方，所造成的不安使他们担心无所归属。”“十六到十八岁之间，部分的我就像激进的西化分子，渴望城市完全西化，我对自己也寄予相同的期望。但另一部分的我却企盼归属于我凭本能、习惯、回忆而渐渐爱上的伊斯坦布尔”。“呼愁”即“忧伤”则是这座城市与这部作品的主题词。作者在“呼愁”一章这样解释：“‘呼愁’一词，土耳其语的‘忧伤’，有个阿拉伯根源：它出现在《古兰经》时，词义与当代土耳其词汇并无不同。先知穆罕默德指他妻子赫蒂彻和伯父塔里布两人过世的那年（即公元619年，笔者注）为……‘忧伤之年’，证明这词是用来表达心灵深处的失落感。”不过“现在我们逐渐明白，‘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我想说明的是伊斯坦布尔整座城市的‘呼愁’”。[30]2005年《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后因评委们对该作品的褒贬不一而未能获奖。但是同年秋作者因这部作品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Peace Prize of the German Book Trade），授奖辞这样赞扬帕慕克：“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任何作家，可以像奥尔罕·帕慕克那样，探究西方在东方，以及东方在西方所留下的历史足迹。”“欧洲和身处伊斯兰文明的土耳其相互找到了存在的位置。”获奖后，帕慕克在德国法兰克福致辞时论及土耳其的自豪和屈辱：“当我试图理解这种耻辱，我总是把它与它的对立面——自豪联系起来。”“我们知道，只要有太多的自豪，每当人们太过自豪，总会有耻辱和屈辱的幽灵在游荡。因为，无论在哪里，只要人们深感屈辱，我们就会看到自豪的民族主义出现。我的小说正是取材于这些黑暗的素材，这些耻辱、这些自豪、这些愤怒，还有这些挫败感。”2006年12月8日奥尔罕·帕慕克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发表受奖演说《父亲的手提箱》，再提屈辱与自尊的关系，而这组概念在土耳其特别是在伊斯坦布尔，往往与东方和西方这组概念交织在一起：“文学最迫切的任务，是要讲述并研究人类的基本恐惧：被遗弃在外的恐惧、碌碌无为的恐惧以及由这些恐惧衍生的人生毫无价值的恐惧；集体性的耻辱、挫折、渺小、痛苦、敏感和臆想的侮辱，还有民族主义者的煽动……”“我们曾看过西方社会以外的民族和国家，常常因为被恐惧折磨得犯一些愚蠢的错误。我也知道西方一些国家和民族对自己的财富，对他们把我们带进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现代主义有着不一般的自豪，但他们时不时地也由于自我满足，干出一些同样愚蠢的事来”。
  2008年5月21—31日，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和外国文学研究所之邀，帕慕克来华访谈和参观。5月21日下午，“奥尔罕·帕慕克访华新闻发布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举行，有中国记者询问帕慕克究竟属于东方作家还是欧洲作家，帕慕克回答：“我反对这种分类。我很高兴自己同时属于这两个世界，我是西方和东方幸福的共同体。”“我并不完全属于这两个世界。我的土耳其性多多少少就意味着我既不是纯粹欧洲的，也不纯粹是传统的，而是两者的结合。这就需要与这两个源头都保持距离。在文化上，特别是在文学上，我更是一个西方人。但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在我的城市中，我更是一个东方人，但我想保持自己的距离”。“东方世界有伟大的传统和悠久的历史，但同时我们又希望享有现代化。追求现代化是否意味着忘记传统和往昔的美丽？我试图回答这些问题”。5月22日上午，帕慕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演说：“小说使我离开无聊、破碎、沉闷的世界，走向深沉多样的世界。”“精神是小说家们一生都在努力揭示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幸福和不幸并不是来自我们的生活本身，而是来自我们所赋予它的意义。我一生都在试图探索那种意义”。5月23日“奥尔罕·帕慕克作品研讨会”举行，莫言等17位中国学者宣读论文，评价帕慕克的文学作品。5月24日，帕慕克先后在北京大学附中和北京大学发表演说，其中下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题目是《你为谁而写作？——凝视故乡的忧郁灵魂》，他讲道：“一个作家的真实性确实取决于他融入自己所生存的世界的能力，但也同样取决于他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不断变化的身份的理解能力。”[31]5月28日，帕慕克离开北京，前往绍兴、杭州、上海参观，并于5月31日结束访华行程。
  2009年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Masumiyet Muzesi），再次将故事场景设置在伊斯坦布尔。在这部作品中，男主人公凯末尔计划在1975年6月中旬与其女友、曾留学法国的富家女子茜贝尔举行订婚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