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将的历史真相

  重返中原的英宗，于景泰七年（1456年）再次登基，他对“土木之变”的死难之臣均予追封、厚赏，但唯独不提申佑，为什么如此可歌可泣的人物，却被历史尘封与遗忘，明代以及后世的有识之士为其大声鸣冤。在英宗的功劳簿里，申佑的名字“不挂一字，谥与荫典不及一言，而土木堡忠臣庙渺焉无闻”，嘉靖年间的御史萧重望对此愤愤不平，他指出，如果没有当年申佑代驾之功，英宗后来何以能够坐享太平，为什么改元登极之时，往事被一笔抹杀？
  当年跟随英宗殉难的十六人中只有申佑没有受到表彰，有些人给出了原因：申佑出身于偏远之乡，朝中无亲朋好友为官，朝中无人为其死难呼鸣，而英宗正值“国步艰难之际，倥偬丧乱之秋”，无暇顾及，故而在谥萌祀典死难之臣时遗漏了申佑。
  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不然，英宗之前的代宗就曾对申佑大力表彰，可见其事迹应很确凿。英宗的表彰名录缺少申佑，不是疏忽而是有意回避。
  申佑不被表彰的原因其实很简单，申佑之死触及了英宗内心的隐痛，申佑代驾死难是英宗自己想出来的主意，那是他的尴尬而非骄傲，有损帝王的光辉形象。
  后来的杨家将故事把这件事进行了升华，改编成杨家父子主动提出要代驾突围，这样处理之后，君臣两方面的形象都高大了起来。但是，土木堡之变的一些事实，在英宗回国之前就已写进了历史，英宗再要更改不那么容易，所以只能回避，以便忘却或掩盖那段令人难堪的回忆。为了讨好皇上，也有人为英宗不表彰申佑的做法开脱。他们辩白说，土木堡之役中有些死难的臣子虽然忠心耿耿，但并没能匡救英宗于危难，而且又发生了太监喜宁降敌、王振伏诛等不光彩的事情，所以褒恤不宜滥施。
  这样的说法显然也不能服众，英宗改元登基之后，对有过无功的王振都立庙祭祀，怎么表彰有功之臣反而成了滥施褒恤呢？不难想见，申佑的功绩被掩盖完全是有意为之，英宗不仅自己不提申佑血溅帝衣、代驾死难之功，还压制下级对申佑功绩的评叙。然而申佑的冤情能够瞒过一时，瞒不过一世，公道自在，天理难泯。英宗之后的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年间，朝堂之内多有大臣反复为申佑死难之事申冤，要求为其建祠，还以公道。
  嘉靖皇帝在位时，终为申佑赐谥“忠节”。嘉靖十年（1531年），巡按御史郭弘化下令为申佑立祠祀之。第二年，申佑的家乡也开始立祠，称“申忠节公祠”，祠内有联称赞：“虎口活父，剑下全君，生民以来无比忠孝；天上游龙，人间瑞凤，霜露所坠莫不尊亲。”“北地风霜尽，千载来吹不散忠臣气魄；南天日月明，百世后犹照见孝子精魂。”申佑的忠烈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仡佬人。
  申佑的事迹非常具有传奇色彩，有义举、有冤情、有奸人，三者俱备，活脱脱杨家将故事的翻版。明以后文人整合杨家将故事时，很可能借鉴了申佑的故事。杨家将故事中大郎替宋太宗殉难，杨业死后蒙冤，奸臣通敌卖国等情节与申佑事迹非常神似。
  不仅如此，明代的杨家将小说，还有很多事情都与贵州、川南、云南一带流传的故事有关。明代历史究竟为杨家将提供了多少素材已无法确切统计，但明代新增的杨家将故事，很多都能在播州一带找到线索。这个思路可以解释明代小说为什么突然增加了许多新内容，但之前的杨家将小说为什么突然消亡没能流传下来呢？这与播州杨氏的解体与消亡有关，播州杨氏的兴盛与衰亡，影响了明代以后杨家将故事的发展和编排。
  四 播州杨家将惹恼了谁
  播州杨家的兴起与衰落，与明时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明初杨家将小说深受播州杨氏家族的影响，但当播州土司成了朝廷的反臣，那些被极度渲染过的故事，一定是政府所要禁止或控制的。
  播州杨氏的壮大与解体，说起来有着悠远的历史。古代“播州”曾是夜郎国的属地，介于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处，唐朝始划归四川管辖，那里“林木慰荟、田畴丰美”。
  公元前111年，夜郎国归降汉朝之后，开始农耕生活。唐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李世民设播州编制。播州辖地很大，控制着今重庆一带自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播州强盛时北濒长江，南临红水河，还向西扩张到滇池。南宋淳熙三年（1176年），播州第十二代世袭土司杨轸将土司府衙从白锦堡（遵义县南白镇）迁到穆家川（遵义老城），遵义由此成为黔北的政治文化中心。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明神宗平定杨应龙（1551-1600年）反叛，把播州一分为二，遵义府属四川，平越府属贵州。从876年杨端统治播州，到1600年杨应龙被灭，杨氏统治播州历经29世，724年，成为贵州土司中势力最强的一支。
  在这700多年间，中原及四川地区历经五代十六国之乱、金人之乱、蒙人铁骑统治、元末大乱，播州之境岿然，巴蜀流民多有归附。播州杨氏保疆垦土，屡有战功。这样一个家族为什么突然消亡了呢？这跟明政府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密切相关。
  土司制度始于唐，盛于明，播州杨氏土司在明时也盛极一时。明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取道播州，准备平灭元军在四川的势力。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元军，他派使者前去劝降播州杨氏。播州土司杨铿审时度势，率领大小官员来归。朱元璋非常高兴，对播州杨氏大加赏赐，让杨铿仍旧领命播州，部下大小官员任命等事务一切照旧，政府不向播州征收赋税。
  1374年，中书省提议向播州征取贡赋以作军储，标准是每年纳粮2500石（一石约为120斤）。朱元璋否决了这一提议。他指出，播州杨氏在各少数民族中，是最早率众附归的，于朝廷统一有功，所以决定免掉他们的赋税，任其自由支配。由此，播州杨氏正式获得了包括税赋豁免在内的很大特权，他们只是每三年象征性地向朝廷纳贡一次。
  在朝廷的帮助和怂恿之下，播州杨氏的势力不断扩大。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他们又得到了一份荣耀，播州杨氏的子弟可以入朝进入太学，由国子监官亲自督导学习。嘉靖元年（1522年），应播州土司的要求，朝廷赐给他们儒学典籍《四书集注》。
  杨氏土司在自治的过程中，兵力不断壮大，多次帮助朝廷平定苗民叛乱和附近少数民族叛乱。到了杨应龙时代，播州杨氏已是湘、贵、川一带的名门望族，势力达到顶峰，屡屡与周边的土司、地方官以及朝廷命官发生冲突，贵州流官不满土官横行无忌、不服流官管束的霸道作风，矛盾已很难调和，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明史对杨应龙的描述基本都是反面的，说他好猜疑，性情残忍。1571年，杨应龙继承父亲杨烈之位，一开始表现得尚属低调，对朝廷毕恭毕敬，也屡受皇恩。万历十四年（1586年），皇宫太和、保和、中和三大殿因雷击起火被焚，杨应龙及时献上当地“大木七十”，因其“材美”，讨得朝廷的欢心，赐其“飞鱼服”，授予都指挥使一衔。
  为了独霸一方，杨应龙对内酷杀树威，不仅镇压播州一带的苗民，还屡屡侵犯四川汉人境地，引起了朝野的极大关切。播州附近的一些土司也对他心存不满，朝廷中更是有人想要除掉他。
  万历十八年（1590年），贵州巡抚叶梦熊上疏朝廷指出，杨应龙有诸多凶恶之事，巡按陈效则直接给出了杨应龙的24条罪状。但是在如何评价和处置杨应龙一事上，明朝内部存在着不同意见，在黔的官员认为杨应龙罪大恶极，但蜀地官员认为其无可勘之罪，黔官便指责蜀官有意包庇。当时为防御松潘，播州土兵被征调协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松潘地处险要，是西南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也是西藏通往内地的桥头堡，为西南边防前沿阵地。正是因为如此，四川巡按李化龙提议，暂免对杨应龙的勘问，准允他戴罪立功。
  两派意见相左，明政府犹疑不决。其实，叶梦熊弹奏杨应龙还有另外一层深意，那就是要推行所谓的“改土为流”。万历十九年（1591年），叶梦熊正式提出这一主张，欲把播州所辖五司“改土为流”，全部划归重庆管理。所谓“改土为流”，就是废除世袭土官制度，改为非本地的流动官员进行统治，这意味着播州杨氏对当地的统治即将化为乌有，杨应龙当然不会答应，所以极力加强对所辖五司的控制。
  此时杨应龙家中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对杨氏家族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使得朝廷的反杨势力抓住了把柄。万历十九年（1591年），杨应龙的宠妾田雌凤为了争夺嫡系之位杀了嫡妻张氏。张氏的叔父张时照与部下何恩、宋世臣等人含恨上书朝廷，诬告杨应龙谋反。叶梦熊闻讯大喜，立即请求发兵剿灭杨应龙，但受到蜀地官员的反对。他们认为，蜀地三面邻播，与播州关系密切，而且播州兵将骁勇，多次受朝廷征调，立有战功，突然发兵征讨不是良策，应以安抚为宜。但是，谋反是何等严重的罪名，朝廷再也不能等闲视之，于是下令四川、贵州两省联合勘调此事。杨应龙表态，愿意配合调查。不过他提出，黔地官员一向必欲除己而后快，所以他愿意赴蜀而不赴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