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将的历史真相

  万历二十年（1592年），杨应龙在重庆受审，结果被判定有罪，依法当斩。杨应龙大惊，急忙疏通各种关系以求活命，允诺愿以二万金赎命，正在狱审犹疑不定之际，国际国内突然发生的一场重大事变，使杨应龙逃过一劫。那一年，日本的丰臣秀吉发动了侵朝战争，明王朝决定发兵援朝，于是广征天下之兵。杨应龙闻讯，立即表态愿率五千播州兵征倭自赎。国家正当用人之际，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
  不过杨应龙的所谓率兵援朝看来并不是出于真心，他回到播州后一直按兵不出，没有履行出征朝鲜的诺言。巡抚王继光前去督办，杨应龙仍然没有回应。此时，张时照等人再次上书弹劾，王继光遂发兵征讨。
  征讨杨应龙的战事一开始进展得并不顺利，播州辖内山高林密，道路难行，大明政治腐败，军队战斗力差，在与杨应龙的交战中屡屡受挫。朝廷一时拿杨应龙没有办法，又考虑到东西两线同时用兵，未必能取得好的效果，因而再次招抚杨应龙。
  杨应龙借机上书表白，自己本不想叛乱，无奈受奸人陷害，事至于此，实非本意。最终，双方达成妥协，杨应龙次子杨可栋被羁押重庆以做人质，可叹的是，杨可栋在重庆被害。这件事对杨应龙的打击很大，他痛心之极，随后又反，散金厚抚诸苗，决心死战。
  讨伐杨应龙的战争进行得非常艰苦，历经8个年头，集8省（当时只有13个省）20余万兵力，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总督湖广、川、贵军务兼巡抚的李化龙率领几十万大军才彻底剿灭了杨应龙。讨伐杨应龙与平定哱拜、援朝抗倭被史学界称为 “万历三大征”，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100次战争之一，对中国西南历史的发展影响深远。平播胜利意味着播州土司的解体，这是朝廷的意志，也是地方行省不断壮大的需要，更是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必然的结果。
  战后播州被一分为二，“属蜀者曰遵义府，属黔者为平越府”，完全满足了流官们的愿望。播州杨家将既是四川、贵州两省利益分割争斗中的牺牲者，也是外来势力急于吞噬、抢占土著资源的政治牺牲品。到这个时候，明代显赫一时、称霸一方的播州杨氏家族随着播州行政制度的改土归流而没落，“杨家将”说唱曲艺、讲史小说随之又发生了一场裂变。
  平播之战结束之后不过两年，一部6卷本100回的说唱小说《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应运而生，其紧跟形势之快，令人咋舌，播州杨家将的基调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北宋志传》的首刻本出现在万历二十一年，正是朝廷决定对播州用兵的那一年，小说被删改得有些不能自圆其说。《杨家府演义》则是在播州平叛结束之后出版的。《征播奏捷传》的快速出笼与杨家将小说的集中出版，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些书坊此前印行的带有褒扬播州杨氏内容的小说，因为播州事发，在政府的干预下，不得不紧急改版重刻。
  播州杨家将既已成为朝廷的反臣，那些为其歌功颂德的小说及其他作品当然就不再合于时宜，当然要受到朝廷的清剿。没有人敢私藏，或者尽管有胆大包天者，但历经岁月沧桑，无法传得更为久远，所以今天再也见不到了。
  杨文广征南的故事，很可能在旧小说中已按照宋廉的《杨氏家传》，直接讲述杨充广至播州与杨昭通谱传脉的故事，所以万历重刻的版本都将故事截断在西夏被征服的时候，仓促了结。《杨家府演义》中所谓征新罗国的故事，在原小说中很可能就是播州的杨文广或某代土司的事迹，为了避讳，作者进行了编改，将“十二寡妇征西”与播州杨氏征西番罗氏鬼国的故事整合到一起，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冒出一个西夏新罗国的原因。
  《杨家府演义》虽然删改了正面颂扬播州杨家将的地方，但内中却多有曲笔。这部书强调杨家将世代忠勇，却屡被奸臣陷害，结尾是杨家将不堪奸臣诬陷，怒杀奸臣张茂之后举家逃归太行山。作者在这里隐晦地为播州杨氏喊冤，对应的史实是杨应龙被妻叔张时照所告谋反，书中的奸臣张茂正是张时照的谐音。
  杨应龙谋反是被陷害的，他可能根本就没想谋反，只是被逼无奈。为了“改土归流”，那些流官就必须清除杨家这个障碍，谋反的罪名显然是铲除异己的最好手段。没有人相信杨应龙真的是蓄意谋反，但当罪名升级到谋反的时候，事态就变得严重了，发展到最后就是覆水难收。
  从朝廷到地方巡抚很多人都清楚，播州之征是朝廷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强行改土归流政策的开始，紧随其后的征伐永宁土司之战便验证了这一点。播州杨家将曾是明朝四川政府频繁征调征番的义勇之师，也正是因为有这一点利用价值，所以四川官员如李化龙总是设法保护杨家将，向上曲达其忠，类似于小说中屡次替杨家将伸冤又倍感无奈的周王原型。
  《杨家府演义》很为杨业等鸣不平，一方面良将受屈，另一方面军力不振，这和感怀落寞文人的心境有某种契合。杨家将最后杀奸归隐，自我解救，既是小说家和民众的理想寄托，也为杨家将出了一口恶气。
  “杨家将”征南和征西番新罗国的故事，是与播州杨氏有关的业绩，在原本的杨家将小说中都有展现，但在《北宋志传》中却全盘剔除，只留下个不干净的尾巴。卷首诗有“杨府俊英文广出，旌旗直指咸归命，更有姨娘法术奇，炎月瑞雪降龙池”，内文却无具体的故事，仅文尾交代一句“待杨文广征服南方，而后受封也”。而《杨家府演义》中也没有“炎月瑞雪降龙池”的故事，这两部小说的祖本在内容设置上与今天我们看到的应该有很大的不同。
  《北宋志传》有意淡化杨家将故事的家族特色，试图把一部杨家将传奇转换为历史小说，这从作品的名字就可以看得出，因为删除了播州杨家将的故事，所以要补充相应的内容才能成书，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现在看来，呼延赞以及宋琪辞官等内容怎么看都游离于主题之外的原因。
  播州杨家将从兴到衰，直接影响了明代杨家将小说的剪裁，其中的每一次变化都有明政府的幕后推手。明朝对舆论的控制非常严格，即便是小说戏剧也脱不开当时的政治风云，宣扬反贼的书籍当然要受到严查。
  明朝的文字狱相当严酷，禁令一旦下达，对“旧小说”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北宋志传》和《杨家府演义》在重新修订出版的时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以便经得起政府的审查，形成了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内容上的差异。
  对“文字狱”的恐惧，是旧的杨家将小说突然消亡的最重要原因。
  明清两代有不少关于“文字狱”的历史记录，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三月二十五日，朝廷颁布榜文：
  在京军官军人，但有学唱的，割了舌头。倡优演剧，除神仙、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不禁外，如有亵渎帝王圣贤，法司拿究。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
  千户虞让子虞端，吹笛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去。指挥伏颙与姚晏保蹴球，卸去右足，全家戍滇。
  明成祖朱棣继承了这一传统，文字狱的大棒继续挥向杂剧文化。永乐元年（1403）七月，刑科给事中曹润等上奏，称社会上有亵渎帝王的杂剧流行，为了讨好皇帝，他们要求：
  后人民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贤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
  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
  继朱元璋、朱棣对元杂剧下手之后，明英宗朱祁镇又将视野投向了民间传奇小说。《明英宗实录》载，正统七年（1442年）二月辛未，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言：
  近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调提为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从之。
  明朝文字狱泛滥，有的根本无道理可寻，完全是莫名其妙。永乐二年（1404年），江西儒士朱季友向朝廷献书。只因该书批判宋儒理学，不合朱棣胃口，朱棣便将其押送还乡，痛杖一百，然后抄了他的家，把他所著文字尽皆销毁，不许他称儒教学；永乐三年（1405年），大臣章朴家中藏有方孝孺诗文，被人揭发，朱棣大怒，下令逮捕章朴，戮于市。因为朱棣曾经下诏昭告天下，收藏方孝孺诗文就是死罪。
  因为献书而获罪，可以用自取其咎来形容。因为藏书被屠戮，则只能用不幸来概括。即便是在政治较为清明的时段，明政府的文字狱也丝毫没有停歇，推行“一条鞭法”的改革派张居正曾经囚杀何心隐，禁毁书院64处，实行文化专制政策。万历皇帝还发动了针对李贽的文字狱，下诏将他已刻未刻的所有书籍，一律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党徒，曲庇私藏，该科道及各有司，访奏治罪”。
  明末文人张岱对明朝文字狱的血腥恐怖有过深刻的反思，他在《石匮书自序》中痛心疾首地指出：“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