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将的历史真相

故二百八十年，总成一诬妄世界。”
  了解了这段历史，也许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之前的杨家府小说消失得那么迅速而彻底。在那种专制制度之下，不知有多少文化作品被毁灭殆尽，因收藏书籍而被杀的事件屡见不鲜。在播州杨氏事发之后，如果有谁胆敢收藏为其歌功颂德的作品，轻则肢体受损，重则性命不保，在这样的肃杀之下，还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话又说回来，其实朱元璋不是不喜欢戏剧，也不是不懂戏剧，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应该还算得上是个专家。“洪武初年，亲王之国”，朱元璋“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朱元璋曾经有首诗：“诸臣未起朕先起，诸臣已睡朕未睡；何似江南富足翁，日高三丈犹披被。”他的诗很显然是受了元人杂剧楔子引白的影响：“君起早，臣起早，来到朝门天未晓，长安多少富豪家，不识明星直到老。”
  朱元璋最为关注的是，戏剧不能亵渎帝王皇权，他的这个禁忌被强化到了无以复加的极致，有许多例子可以作证。翰林编修高启做诗：“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被腰斩；御史张尚礼做诗：“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下狱死；佥事陈养浩作诗：“城南有安妇，夜夜哭征夫”，被投入水中溺死。朱元璋私游一寺，见壁上有诗“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也何妨”，大怒，遂将全寺僧人尽皆杀了。
  明代的文字狱出名，明代皇帝的滥杀同样有名。他们不仅杀功臣、杀贪官还杀文人，其规模之大，手段之残忍，为历朝历代所罕见。明太祖朱元璋夺取政权后，采取了与宋太祖完全不同的对待大臣的方式，为排除异己，他大开杀戒，搞了两次大规模的冤案，一次是铲除文臣“胡党”，另一次是消灭武将“蓝党”。
  1390年，朱元璋以私通日本和蒙古为罪名，凌迟左丞相胡惟庸，同时发布《昭示奸党录》，受株连者达三万之众，诛杀牵连蔓延，多年未除。1393年，大将军蓝玉被指不轨，处以极刑，一万五千多人被诛杀，《逆臣录》发布天下，世人胆颤心惊。
  通过这两次冤案，大明王朝开国的文武功臣几乎全被株连，那些被杀之人，无一例外地划入“奸臣录”或“逆党录”。朱元璋死后不过四年，燕王朱棣造反成功，一跃成为明成祖。朱棣杀人更是变本加厉，他把前朝忠臣指为奸党，采用各种手段杀人清侧，“建文奸党案”漫延了一百七八十年，一直延续到明神宗万历年间。
  明代还专门设有锦衣卫，用以监视官员与百姓，厂卫特务横行，布满全国各地，动辄指人为奸，忠良官吏无辜受冤者甚多。人们时刻生活在心惊胆颤之中，当时官员每次入朝都要与家人诀别，到了晚上平安回来则以掌相庆又多活了一天。
  在明代，从朱元璋始，巩固政权成了皇帝关心的头等大事，民族矛盾反而下降到次要地位。文艺作品的主题也由民族斗争转为忠奸之争，杨家将小说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对于忠奸的宣扬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明代的忠奸之争反复无常，没有什么客观标准，完全从皇帝的感觉和好恶出发。但无论得意者还是失意者又都不敢拿皇帝怎么样，唯一可以出气的方式就是大骂奸臣，以此化解心中之块垒。
  他们认为天下所有坏事都是奸臣所为，皇帝办了坏事也是因为有了奸臣，而不是皇帝本身的问题，只要把奸臣问题解决了，似乎一切问题就都可以解决。再不行，就把问题归结为天命，这样就是受到了再大的冤屈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听天任命好了，忍辱负重好了。
  一方面是冷酷肃杀，另一方面，朱元璋们非常注重强化戏剧的教化功能，让戏剧沿着自己指引的方向发展。他在开国之初就抨击蒙元时代“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特别称赞并推荐《琵琶记》，“五经四书如五谷，家家不可缺”，《琵琶记》“如珍羞百味，宝贵人家岂可缺耶”。
  《琵琶记》之所以能蒙受皇恩，就在于它宣扬了“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节蔡伯喈”。明代文艺作品既受限制，又被鼓励。朝廷三令五申不准有亵渎帝王圣贤的杂剧，但神仙鬼怪、义夫节妇、孝子顺孙的戏却受到大力鼓吹。政府强调程朱理学，强调君臣之道，强调忠节义，强调利用和发挥文艺的社会功能，用以巩固维护政权。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杨家将故事”一派神仙鬼怪也就不足为怪了。
  |附录1 狄青传[1]
  历史上的狄青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卒于宋仁宗嘉祐二年 （1057年）。他以士兵出身而官至枢密使，这在宋朝是个奇迹。狄青出身贫寒，16岁时兄长与乡人斗殴闯下大祸，狄青代兄受过，被发配充军。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在西北称帝，边境局势紧张。宋仁宗下诏在京师中挑选卫士从边，狄青因善骑能射而入选，被任命为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大约可以指挥500余人。
  当时镇守西北的宋军屡次被西夏打败，很多士兵患上“恐夏症”。狄青到延州后，以作战勇敢不怕死著称。每次临战，他一定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作战中，头戴铜面具，披头散发，大声呼喊，形象骇人，西夏兵为之胆寒，任他来回驰骋，无人敢与其交锋。宋军在他的带领下，士气大振。经过数次交战，狄青威名大盛，西夏兵不知指使为何官，都称他为“天使”。
  狄青在延州四年屡建战功，前后经历大小战斗25次，身上仅箭伤就有8处，每次都轻伤不下火线，深受部下的爱戴和拥护。在安远一役中，狄青身负重伤，鲜血染红了铠甲。但当听到贼寇又来突袭的消息，立即挺身而出，仍然冲锋在前，左冲右杀，势不可挡。
  在狄青的带领下，宋军收复了一些被占的领地，控制了敌人的要害地区。当时宋军与西夏作战经常处于被动，狄青的杰出表现逐渐引起了陕西防御大臣的注意。1040年，经略判官尹诛亲自召见他，与他谈兵论战，认为他是“良将材也”，遂将他推荐给陕西经略使韩琦和范仲淹。宋时的判官是朝廷派来督战的，他的推荐自然很有分量。
  韩琦和范仲淹两人“一见奇之，待遇甚厚”。范仲淹还送给他一部《左氏春秋》，鼓励他多学兵法。范仲淹比狄青大将近二十岁，他以过来人的经验告诉狄青，为将之道在于智勇双全，“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狄青很受启发，此后发愤读书，潜心研究秦汉以来将帅们的用兵之法，能力和素质又有了新的飞跃。战场上他不仅是身先士卒、能征惯战的骁将，更是运筹帷幄、驾驭千军的统帅，逐渐成长为中国古代屈指可数的军事将领。
  对于范仲淹的知遇之恩，狄青终生不忘。范仲淹去世后，狄青每次到范家，都要进范氏家庙祭拜范公，并恭恭敬敬地礼拜范夫人。后来他起用杨文广随军南征，也很可能是因为杨文广曾得到过范公的赏识。
  狄青与韩琦同为1008年生人，不过韩琦是进士，属科班出身。狄青出身低微，起点很低，但是经过西夏战场的砺练，狄青进步飞快，先是被提拔为西上阁门副使，后来又升级为秦州刺史（甘肃天水）、泾原路副都总管、经略招讨副使，又加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惠州团练使。经略招讨副使已经是韩琦初入陕西时的官职了，狄青可以说是平步青云。狄青作战讲究以奇取胜，一次西夏大军进攻，双方实力对比宋军处于劣势，狄青巧施疑阵，杀了个出其不意，让敌人措手不及，西夏军大乱，自相践踏，死伤不计其数。
  宋仁宗听闻狄青屡立战功，为边塞有如此干将高兴不已。有一次他想接见狄青，见识一下他的制敌方略。不料恰逢敌军侵犯渭州，宋仁宗便命他画阵形图进呈。仁宗看罢很是赞叹，连连点头称许，从此狄青成为宋仁宗心目中最值得信赖的将领之一。
  1044年，宋与西夏达成和议，36岁的狄青调任真定路副都总管，后来又担任过侍卫步军殿前都虞候、眉州防御使，升任步军副都指挥使、保大安远两军节度观察留后，马军副都指挥使。狄青崛起于行伍间，地位已相当显赫，但他从不忘本，脸上始终留有当兵时的刺字。有一次，宋仁宗让他除掉脸上的刺字，黥文若想用药除去并不难，真宗时杨妃的兄弟杨景宗曾经犯罪被刺字，后来用药去除黥痕，效果非常好。但是狄青不肯从命，他指着自己的脸，非常动情：
  陛下按军功提升我，并不在意臣出身低微，臣之所以能有今天，全赖于此。保留脸上的刺字就等于宣示陛下的恩德，士兵们看到臣的刺字就会明白，只要英勇善战，不论出身多么低微，一样可以获取意想不到的功名。请允许臣保留这块刺字。
  仁宗听后感慨不已，对狄青更加敬佩和器重，任命他担任彰化军节度使知延州，1052年5月被提拔为枢密副使。
  杨文广与狄青的经历有些相似之处，如果说杨文广出身低微，那么狄青尤甚。杨文广级别虽低，毕竟还是干部，狄青则是地地道道的行伍出身，起点更低。宋朝武将受制于文人，士兵更是低贱。参军入伍首先要在脸上刺字，名曰“赤老”。在宋代，必须在脸上刺字的有两种人，一是士兵，二是罪犯，犯人刺在脸上，兵士有时刺在手背上，有时刺在脸上。刺字同时涂墨，墨痕深入皮肉，水洗不去，历久格外明显，所刺的字称为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