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1905·第3部

    该旅客住在武士英的隔壁房，平时和武士英抬头不见低头见，不太好意思不借，于是借给了武士英小洋一角。
    “这点钱不够，”武士英却说道，“我要去西门，路很远的。”
    该旅客于是又加了两角，总共借给武士英小洋三角。
    到了晚上八点左右，武士英返回旅馆，找到该旅客，炫耀般地拿出几十元钱，从中抽出一元，还给了该旅客。
    “你何必还给我这么多？”该旅客有些吃惊，也颇觉纳闷，不明白武士英从何处得来了这么多钱。
    武士英却得意洋洋地说道：“这点钱算什么？过了今晚，我就是千元户了。”说完他便离开了旅馆。
    武士英一夜未回，到了二十一日早上七点左右，才回到六野旅馆，结清旅费，收拾好行李，急匆匆地离开了。
    武士英这一系列奇怪的举动，引起了该旅客的注意，但是他没有多想。直到上午看见报纸上刊登出宋教仁遇刺的消息，他才联想到武士英的行为，觉得其举止甚为可疑，于是向国民党方面举报了这一消息。
    国民党方面得到这条线索后，没有向司法当局报案，反而自行派出职业侦探，到六野旅馆核实了这条线索，然后追查武士英的去向。
    到了二十三日，第二条线索出现了。
    第二条线索，来自于法租界巡捕房的华探督察长黄金荣。
    二十三日这天，有一个名叫王阿发的古董商来法租界巡捕房举报，说几天前他到小西门外应桂馨的家中兜售古董和字画，应桂馨却拿出一张照片，叫他把照片上的人“办”了，如果能够完成任务，便付给他酬洋一千元。王阿发当然不敢做杀人的勾当，于是急匆匆地离开了应家。“刺宋案”发生后，王阿发见报上刊登的宋教仁的照片，与当日应桂馨拿出的照片上的人，竟然是同一个人。他思虑再三，还是觉得应该把此事说出来，于是跑来巡捕房报案。
    黄金荣没想到“刺宋案”竟然能和应桂馨扯上关系。
    当日天口赌台围杀黄金荣失败后，应桂馨急匆匆地赶赴南京，就任总统府庶务科长。但是不久之后，他因与人持枪械斗，被调任到下关兵站任差，随后又遭解职。离职后的应桂馨希望东山再起，南京方面不肯用他，他就索性召集一些青帮的旧部兄弟，组建了共进会，自任会长，不久后又攀附上了江苏都督程德全，由程德全电荐给北京政府。应桂馨奔赴北京，在北京待了一个月，其间由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牵线，先后受到国务总理赵秉钧和大总统袁世凯的接见，被委任为江苏驻沪巡查总长，这才又大摇大摆地返回上海。
    黄金荣和应桂馨旧仇颇深，但是应桂馨就任江苏驻沪巡查总长，可谓今非昔比，所以尽管知道应桂馨回到了上海，甚至耀武扬威地住在法租界里，黄金荣却拿他没有任何办法。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黄金荣深知眼下时局动荡，应桂馨今朝得势攀上了高枝，保不准明天便跌落谷底成了落水狗，到时候再收拾应桂馨不迟。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竟如此之快，仅仅过去了几个月，“刺宋案”便发生了，而应桂馨则被人举报，和这件轰动全国的大案扯上了关系。
    有这样的机会，黄金荣当然要好好地借题发挥。
    黄金荣立刻将这一线索报告给国民党方面，然后派华探乔装打扮，去应桂馨府上打听应桂馨是否在家。抓人要抓现成的，他要确定应桂馨在家，才会带巡捕前去实施抓捕。打听消息的华探很快回来禀报，说应桂馨不在家中，而是去了公共租界迎春坊一个名叫李桂玉的妓女家中过夜。黄金荣当即联系公共租界巡捕房。虽说是深夜，可事关“刺宋案”，所以公共租界巡捕房立刻派巡捕赶到李桂玉的住处，将应桂馨抓了个现成。
    因为有机会将应桂馨拉下马，所以黄金荣不像以往处理公事那般磨磨蹭蹭，而是变得雷厉风行。得知应桂馨被抓捕的消息时，天才刚刚亮，黄金荣立刻率巡捕赶往应桂馨的府上，封锁各处出口，冲进应家大肆搜查，希望能找到一些与“刺宋案”相关的证据。
    应桂馨家中一些人已经起床。黄金荣一进门，便大吼一声：“全都不许动！”吓得几个起早的人惊慌失措，站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
    在这些纹丝不动的人当中，一个身材矮小的男子，却突然拔腿就跑。
    黄金荣立刻带人追赶。
    矮小男子逃到应家后院，准备翻墙逃跑。
    黄金荣追得最快，一个箭步蹿上去，将两只悬空的脚抓住，把矮小男子从墙头上拉扯下来。众巡捕一拥而上，迅速将矮小男子制服。
    这矮小男子正是武士英。
    黄金荣命众巡捕仔细搜查应家，最后从武士英的房中搜出了一把六响手枪，枪内尚有三颗子弹，事后经过比对，其规格与射杀宋教仁的子弹完全一致。除此之外，黄金荣还从应桂馨的房中搜出了一叠电报，全都是与洪述祖往来的密电，事后又在上海电报局查到了相应的电报底稿。
    在这些密电当中，第一份是应桂馨在三月十三日发给洪述祖的，电文道：“功赏一层，夔向不希望。但事关大局，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应桂馨又名夔丞，电文中的“夔”字，指的正是他自己。
    十四日早上，应桂馨又给洪述祖发去一份密电：“梁山匪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
    十八日下午，洪述祖密电应桂馨：“寒电应即照办。”
    十九日，洪述祖又致电应桂馨：“事速照行。”
    二十一日凌晨两点十分，即“刺宋案”发生三个多小时后，应桂馨发电向洪述祖报告：“廿四十分钟，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
    二十一日上午九点，应桂馨给洪述祖发去了最后一份电报：“号电谅悉。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望转呈。”
    手枪和电报的出现，已是铁证如山，凶手武士英和应桂馨双双被缉拿归案，“刺宋案”就此告破。
    此时距离案子发生，仅仅过去了三天而已。
    离奇死亡
    凶手被缉拿归案后，接下来要做的，便是审讯。
    武士英在被捕当天便立即认罪，承认宋教仁是自己所杀。根据他的招供，他原是山西平阳人，曾在云南任七十四标二营管带。辛亥革命后，军队裁员，他丢了饭碗，于是来到上海谋生，结识了陈玉生，经陈玉生引荐加入了共进会。
    三月二十日上午，陈玉生带人来六野旅馆找他，请他办一个人，他考虑到自己生活境况困难，急需钱财，于是答应了，随后应陈玉生之邀，前往小西门外应桂馨府上，看了宋教仁的照片，然后带上手枪赴火车站行刺。
    可是应桂馨接受审讯时，却说他在二十日那天没有见过武士英，而是在二十一日早晨，即“刺宋案”已经发生后，才第一次见到武士英。当时武士英搬离了六野旅馆，在陈玉生的带领下来他的家中暂住。
    到了四月四日公审公堂的开庭预审上，武士英却当庭翻供，声称：“此次刺杀宋教仁，乃我一人起意，并无第二个人。”当被问及刺杀宋教仁的原因时，武士英说“因宋系四万万同胞之罪人”，又说“他做农林总长尚做不好，现在竟想做总统，这还了得么？所以我要刺他。”
    此案凶手已经抓获，人证物证俱在，然而先后经过公审公堂七次预审，案情却始终模棱两可，未能得出一个统一的事实，究其原因，在于公堂之上始终没有让武士英和应桂馨这两个关键人物当庭对质。这样一桩并不太复杂的刺杀案，只须将已经抓捕归案的武士英、应桂馨、陈玉生，以及参与或见证此案的吴乃文、冯玉山、张秀泉、王阿发等人拉到一起当庭对质，便可真相大白。然而公审方似乎有意避免，七次预审都没有这么做。
    四月十二日，在公审公堂的第七次预审上，应桂馨的外籍律师主动提起引渡移交的话题。这次预审当庭判决：“预审明确，案系发生车站，应即商明领事团，移交中国内地法庭，归案讯办。”
    十六日下午，武士英从法租界的大自鸣钟捕房拘留所，押送至上海地方检察厅，交给厅长陈英收押，应桂馨则从公共租界押送至驻守江苏海运局的六十一团，由团长陈其蔚负责关押。
    犯人引渡移交后，江苏都督陈德全致电袁世凯及内务、司法两部，提出应组织特别法庭来办理此案。袁世凯当天回电，表示“望速筹办”，同意了这一提议。
    上海方面立即组织了以黄郛为主裁，王宠惠、伍廷芳为承审官的特别法庭，报请北京政府批准。黄郛和王宠惠均为国民党人，伍廷芳是前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与孙文关系密切，所以这个所谓的特别法庭，实际上是国民党单方面的特别法庭。
    宋教仁是国民党党首，哪怕是出于回避的考虑，此案也不能由国民党单方面进行审理，所以这样的特别法庭，北京政府自然不予同意。司法部于十七日回电，否决了特别法庭的提议，命令由上海地方检察厅全权审理此案。
    然而十八日这天，上海地方检察厅忽然接到程德全的命令，将武士英转押至关押应桂馨的六十一团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