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九河开

那些时日,我们忙得很投入,记事本上的这些细目,每一条款都能唤起我们对当时场景的回忆。它们像一枚枚新鲜的青橄榄,含在嘴里虽然有些苦涩,却有一种蜜糖所不能比拟的味道。那味道很特别,很耐人寻味,很绵长悠远,如同广告词所说的“农夫山泉有点儿甜”。这有点儿甜的感觉真好。我们不可能大富大贵,这“有点儿甜”已经够让我们幸福的了。当这一切都成为过往的时候,我是多么留恋那段青橄榄的岁月哟！   
  大限警钟(1)   
  这种日子就这么信马由缰地过着,既无方向,也不用心,算是实现了我中学时代的隐逸梦想。 
  我在我的圈子里过着众星捧月的生活,只要一有饭局,我必被推为上首,因为论起年龄,非我莫属。时光从指缝间溜走。二零零三年我和竺青迎来了我们的本命年羊年。当年的美少女已是三十六岁的孩妈。“两口子羊,加个羊年,三阳开泰,大吉大利呀！”吉利话有的是词儿,可吉利话十有九是不应验的,倒是“本命年要当心”的俗例偏偏得到证实。 
  二月的某天的上午,刘君休假没事,到方外楼来看望我。 
  “您的嘴有点儿歪,”刘君是个不开玩笑的人。 
  “歪了吗？我看看,”我去照镜子,“我的嘴角一直就是一个高一个低,没什么吧？” 
  “有点儿像中风后遗症。”他继续说。 
  “怎么会中风呢？”我把医学的中风理解为着凉。 
  朋友不便再说什么。 
  最近以来,我写字总觉得手抖,尤其用硬笔写,像是手不听脑指挥似的。右腿也不听使唤,送伶伶上学走快了,忽然打个趔趄,几乎吃不住劲儿。竺青说:“看,缺钙了吧,喝牛奶！” 
  医院的朋友得知我的症状,十分警觉,“必须检查！”在朋友的压力和陪同下,我走进了诊室。接诊的大夫先量血压,高压二百。大夫吃惊地说:“你要爆炸呀！”赶紧开了单子,很快做出了脑CT。拿着片子看了半天对朋友说:“多发性脑梗。这个人的记忆要迅速丧失。对付不好,要导致脑溢血,偏瘫……先输上半个月的脉络宁,终身服药。” 
  石破天惊。昨天还自在潇洒的我,即刻无言。在刘君“喝顿告别酒”的提议下,认识我的好朋友都来了,就在医院旁边由我题匾的聚源酒楼上完成一次还算隆重的告别仪式。 
  我的生活风格整个地改变了,贴出了“因病戒酒,不参加任何饭局;因病休息,中午不留人吃饭”之类的告示。我把这消息告诉了B市的亲戚。我自知时间不多了,打算动笔写自传,用最后的时光完成一次自我一生的巡礼。 
  没有脑梗这病,没有大夫的恫吓之词,我料定我的自述必是遥遥无期的。错以为自己有百年之寿,不知老之将至,我的好多错事都是这么形成的。这个脑梗的棒喝让我清醒了,我不能再每天瞎哄哄了,我该从生活圈里站出一步来,向生命揖别了。我铺开稿纸、找来零星记下的往事、按纪年分类的提纲,思考着怎么落笔。可我怎么也静不下心来,有比写往事更重要的,那就是我的竺青和我的伶伶,她们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脑溢血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如果它来得太快该怎么办,我总得在我死之前为她们娘儿俩做点什么。我首先想到了这么三件事:一是解除婚约,给年轻的竺青以重新选择的自由和权利。二是给她画一百幅梅花,虽然顶不了大用,总也能换点钱花,聊志夫妻之恩。最后是写一份遗嘱。 
  想起来,惟有第三件事情最好办。有些话是不能当面说的,有些话是不能提前说的,我写这封遗嘱是假定在我死后或弥留之际,而她读这封信是假定她在我的病榻之前或死亡之后。就这么,我把它写了出来。 
  我的所谓遗嘱,不是要交待什么要办的事情,也不是关于财产的交割,除了几个装着用过的废宣纸的纸箱子,我还有什么可以称作“财产”的东西呢？我的遗嘱是一封诀别信,最后一次向她诉说我的爱、我的歉意和遗憾。并告诉我的女儿伶伶,我家墙上挂着的镶有我妈、我和伶伶相片的《祭母文》镜框里有十包共计一百张的百元新票,新到连号都是挨着的,那是我从卖字画的钱里抠出来的,每包都写着“伶伶留念”和日期。“这是爸爸给你的最后一次小奖励,不要花,留着它,想着我。”不知道她读到这封信,悲痛是减轻了呢,还是哭得更厉害了呢！ 
  大限将临,该给这个家来一次大清理了。 
  凡是跟我有关的东西应当跟随我一起消失,只留一两件作为纪念可矣。即使你最爱的人,你把成百上千汗牛充栋的物件赠她,想让她记住你,这样做起来不但双方劳累,弄不好会适得其反、招人厌烦的。有情人的一缕青丝,值同拱璧,就是这个道理。我是个懂道理的人。   
  大限警钟(2)   
  大纸箱里集中了我的所有该处理的东西:信札、手稿、刊载过我的文章的报刊、校样、剪报、美术来稿、未发的关系稿,旧照片底片…… 
  你想想,这些杂什让你的“未亡人”和你的子女往哪儿放置？你的生活终结了,那么人家的生活呢？ 
  我不知从哪里学来的保存信函的美德,以为将来有时间可以重新翻阅一下,怀念怀念当时的事件与情感,现在我才明白这想法有多可笑。那些有事说事、没事问候的信函实在没什么可读性。它们不具备任何文学价值与史料价值。我不好意思地把它们塞到一个小纸箱里,找个时候火化。 
  看着那一个个大信口袋与卷宗里的历年手稿,我犹豫了。全是我用杂志社稿纸写的,大八开,很气魄,四百字,四周有足够的可供修改补充的空白。与杂志社有关的稿子,他们都有去无回地存档待查了,与之无关的都是我给其他报刊的底稿。看着那些蚯蚓蝌蚪般的笔迹,我心里沉甸甸的:这是多少时间多少心血呀！不要说构思撰写,单是让我重抄一遍都不会再有这样的力气。其中有个信封上写着“未完稿”,是有了题目写了一半的稿子,留着还是扔了？留着想干什么,莫非还想把它补完吗？还有这个必要吗？我点燃一支香烟,坐在床上默视着它们,一则对自己勤奋的成果完成礼赞,一则对它们耗去我多少生命多少时光而深表怨尤。 
  我怎么还给那么多无名的小报写稿呢？这些小报小刊有的连正式刊号都没有,在上面登上一百篇能成作家吗？不过在我“上进”那年头,只要能把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我都干。而况还有诸朋友的盛情约稿,何乐不为呢？看着自己的生命在如此无聊中消磨,心头不免一阵酸楚。 
  …… 
  就这样,我把能想到的该去做的,一件件地做着,打算有准备地告别人生。我的自传已经动笔,天天都思如泉涌地写着。在所有要办的事情中,有一件关系重大也最难办的事情是竺青和伶伶。如果我猝然谢世,竺青在悲伤过后还来得及改嫁,她今年三十六岁。如果我因脑溢血偏瘫,或因老年痴呆症成了能喘气的植物人,那她该怎么办？守着还是离开？这该是我考虑的事了。我没有权利拖累一个我用生命去爱的人,我应当自己做主,做出理智的决断。我打算就在今年跟她解除婚约,放还她一个自由身。   
  暮霭(1)   
  我当年的老师李嘉峨,已经是年近七十的老人了。他在B市中学教了一辈子书,培养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可谓桃李荫浓杏坛人老。一提起“文革”,他每每不寒而栗:“六班毕业的那个学生,如果再给我来一张大字报,我就得跟着牛鬼们在操场上爬了！”难怪他感叹地说“我们的往日已不堪回首”,只能无欲无求地“忘记过去,不看现在”了。人类永世赞颂的红烛,不得不如五柳先生般发出无奈的叹息。文约意永,他的话蕴含了多少沧桑之慨呀！ 
  而《空中楼》里的那两位女性,又是一番更其不幸的命运,是我绝对始料不及的。陈芷清后来找了我们母校的黄老师,也是上海人,生了一个女儿乃琴。“文革”中,黄老师以特嫌罪名被造反派隔离,恰恰隔离在我当年的所谓空中楼画室里。黄老师无辜蒙冤,受不了这非人的恐怖,三天之内,在门框上自缢,给我的同学陈芷清留下一个遗腹子。芷清把儿子送到了爷爷奶奶家,辛辛苦苦地拉扯着乃琴,直到遇上一位善良忠厚的崔君,才算找到晚年的归宿。我真想拿着我的《空中楼》与芷清完成一次中学时代的回忆,别人告诉我芷清得了白内障,不可能再看书了。我一阵唏嘘,怅然良久。李老师告诉我一些罗小琼老师的情况,我才知道了她的大不幸:她已经守寡二十年了。我很震惊,立刻给退休独居的罗老师写了封信,竟让我的罗老师重新揭开二十年未能愈合的伤口,回了一封带泪的长信。我能做的只有把这封信附印在这里。 
  滑同学（不知该如何称呼你,姑且如此）: 
  你好！元宵佳节,接到两封信,一封是老同学的,一封就是你的。两封信打翻了我心中的五味瓶。是感动、欣慰、悲痛还是自怜,我分不清。喜怒哀乐、酸甜苦辣,还有太多的“无可奈何”。尘封心底的往事,四十年前的,二十年前的,眼前避而不愿去想的,全都又浮上心头。我呆坐了不知多久,心中茫然一片。当我猛然惊觉时,发现眼里已汪满了泪。到底还是血肉之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