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九河开

这些年来,我本以为我已不再会哭、没有眼泪了。 
  都要我回信。可是,多年来我确是怕谈以往、怕想以往。那里面“雷区”实在太多了,无论欢乐还是悲伤,都会触动那永世无法愈合的伤口。对任何一件往事的回忆都会伴随着一滩政客们用以染“红顶子”的我的亲人的“血”,我无论如何都难以平静。因此,我总是小心地回避着。不是我要顽固地生活在“过去”,实在是我无法摆脱那一段刻骨铭心的情,那一段撕心裂肺般的经历。你既嘱之再三,我只得简略相告。 
  我们这一对双双支边的夫妻,最终以一场“莫须有”而家破人亡了。而且事情竟发生在全国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八十年代中期,真个是天高皇帝远、春风不度玉门关！我孤身一人跑过九个月的探监路,难以数计地奔波于公安局、法院、监狱之间。在经历了九个月的监外等待之后,生活给我的又是整三个月的无望的病床守护。我被通知接回家来的已经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我只有无奈地守在病榻前,眼睁睁地看着他一天天离我、离这个尘世越远,终至不归。 
  四口之家剩下三口了,两个儿子尚未学成,我得既为人母又为人父。我自知没有能力挑好这副重担,但挑不好也得挑。人们多为我惋惜,中年遭遇这样的塌天之祸,但作为母亲,我本能地感到灾难下受击最惨的还不是我,而是我的孩子们。于是,我打起精神,继续着寡母幼子相依为命的坎坷岁月。今年,二零零四年,已经是第二十个年头了。 
  我不喜欢B市,因为它整年不是风沙漫天就是天寒地冻。这个我的第二故乡,我从南国只身来到这曾经是羌愁笛怨的地方,为它献出了青春,献出了我所能奉献的才智,甚至一生,却在我的中年无情地毁了我的家庭。但是,在我的下意识中,我又对它有着某种眷恋:熟悉的街道、房屋,那些我在寒冬深夜独自徘徊过多少次、长着浸坡荒草的土坡沙丘,甚至包括那个山脚下围着铁网的监狱。还让我眷恋的是这个城市普通百姓中深深的人情味,那些在我最坎坷、凄风苦雨的人生路上,替我鼓起勇气的相识、不相识的朋友们。我常常想念他们,想念那些在街头相遇,用默默注视给我安慰、给我温暖的眼神。这个城市,深埋着我一生的悲欢离合,在这里我尝尽了人生百味。也是在这里劫后余生的我,继续咬牙坚持着事业上的求索。虽然只有耕耘的辛勤,不敢企望有新建树,但总算可聊以自慰。   
  暮霭(2)   
  你想写我,这使我既感动又颇费踌躇。我是一个不求闻达的人,喜欢安静。多年来,我深居简出,谢绝了很多交往,甚至包括被我视为第二生命的学术活动,因为我的环境和精力都不允许。人们称我是“书呆子”,甚至说我不会生活到“只会煮糊”。其实我的生存能力还是很强的,生活早已教会了我。我又是一个极普通的中国女性。我常常自省:事业上我愧对母校,家庭中我愧对孩子,我还愧对我已死去的亲人,因为他白有了我这样一个会识字的妻子,却至今含冤九泉。总之,我想做的事一件也没有做好。至于我在生活中承受的一切,这是中国女性都会如是的。如果得到人们的某些好评的话,那是我的民族给我的。我们这一代生而不幸,适逢我们的国家人民多灾多难,我不过是和我的国家人民一同经历着这转型期的阵痛,苦尝得多了些罢。 
  文人的笔会生花,就像你送我的那幅画一样,实际的我,并没有你笔下的“我”那样好,实在是愧受了。你一定要写,就概略地涂写几笔吧。我信里说的这些,你却没有必要写,仅供你了解我,后面的一大堆你没法写。 
  回忆录的特点是记实情,下面我补充告诉几点:我的出生地是四川省绵竹县一个古代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地,在那里我度过了我的童年,因为太小,除儿时的梦外,几乎没有更多的记忆,后随家迁成都。这里是历史古都、文化名城,巴蜀文化的薰陶,也许和我后来学文有关。一九五五年秋考进北京大学,就读历史系,五年后毕业,当时北大重点支援N大学,故分配来到N大历史系,一年后随整个国家形势精简下放到B九中。后又调B五中。一九八零年调到Y学院。退休后的我,闲居在家,看书、学学写字,聊以自娱。因为老家在南方,孩子们不在身边,故常年南北奔走。总之,亲人在哪里我到哪里,也借此游了不少风景名胜,算是补了我这数十年背书本生涯的欠缺,现身体、精神都尚好。 
  信算完成任务了。欢迎你来家一聚一叙。   
  罗小琼   
  后来我在李嘉峨老师的陪同去看望过。她老了,当年刚毕业的女大学生的高傲与美丽踪影全无。像是电影频道在流金岁月里不时推出的老演员,掩饰不住的皱纹在眼角唇边聚扰着,和缓的语音复述着美少女时代的记忆。罗小琼既不回忆美好,也不细说苦难,只是努力地描绘她退休后的充实:“冬天了,我可以到四川老家住,可以去我长大了的孩子家住,夏天了我可以来B市住。历史学会年年让我写论文。我还练习毛笔字,你看”我有点儿心酸。其实,她一点儿也不知道她没有描绘出充实,而只描绘出了孤独。她的三间屋都像储藏室,没有地砖,没有装修,老式书架上堆满未必翻动的书,并且每屋的桌上都立着一张照片是她的丈夫。 
  我们的人生是怎么了？为什么这么无端地给好端端的人制造灾难,残忍地“把美丽毁灭给人看”？面对她们的不幸,我只能感喟万千,却一筹莫展。我爱她们,却不能帮她们做点什么,真让我愧对我的同窗与师长了。百年孤独,老来一叹,下面该我来叹息自己了。 
  思想家郭沫若早在一九二零年他本人还是年轻人的时候,就对生命的迷惘、衰败与消亡无奈地发出喟叹,“流不尽的眼泪,洗不净的污浊,浇不熄的情炎,荡不去的羞辱。我们这缥缈的浮生,到底要向哪儿安宿？”我们这缥缈的浮生,好像大海里的孤舟,好像是黑夜里的酣梦,酣梦里的一刹那的风烟,只剩些悲哀、烦恼、寂寥、衰败,环绕着我们活动着的死尸,贯串着我们活动着的死尸。郭沫若假想中的呼喊,该轮到我们这一茬真的这么呼喊了: 
  我们年青的时候的新鲜哪儿去了？ 
  我们年青的时候的甘美哪儿去了？ 
  我们年青的时候的光华哪儿去了？ 
  我们年青的时候的欢爱哪儿去了？ 
  一切都已去了。 
  我们也要去了, 
  悲哀呀！烦恼呀！寂寥呀！衰败呀! 
  噩运终于发现有一个人差点儿被漏掉。这个人已经过了十五年温馨平和有如山泉般的日子,该轮到这个人受难了。 
  这个人是我。   
  钟摆晃了(1)   
  罗曼·罗兰说:“人生的钟摆永远在两极中摇摆,幸福只是其中的一极:要使钟摆停止在一极上,只能把钟摆折断。” 
  “希望”总能刺激人们向前。但希望一旦转成了事实,却又让人在满足之后总有些失望的感觉,觉得眼下的事实不是他们向往时所预期的那样。激动总有过去的时候,激动过去了就转为平静,平静酝酿着平淡与空虚,如果没有新的希望来填充,生活就变成一潭死水,死水若要生动起来,势必要发生意外了。 
  我有书籍字画这些“乐此不疲”的爱好充实着,倒也不觉得有多空虚。而女人,似乎很难找到一种“觉得时间不够用”的事情,这样,她们就在平淡中感到生活乏味了。玩具箱里的每一个物件都曾给孩子带来过新鲜的刺激和快乐,而今她没心思再摆弄它们了。这是一个可怕的征兆,但又是个无情的规律。我如果意识到这规律的无情,我就不会心如止水地享受安宁了,我会去有意识地去创造些新的内容和新的希望,可我的愚钝和懒散让我什么都没做。那么,钟摆向另一个方向晃去,就已成为必然。 
  一个满足于现状的人与一个新希望的追求者,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拉开了脚步。 
  尽管两个人都在努力,都在辛苦,十年过去了,这个九十平米三室无厅的家仍然没见出什么变化,依然是结婚时别人送的双人床,有几处脱皮并有一扇门掉下来无法再安上去的两件一体的衣柜。后阳台改成厨房,给走廊扩大了一点儿空间,但仍然只能叫作走廊而不是厅。吊顶时,两个人都没有经验,忘记了电源线,一旦完工才发现后阳台厨房有油烟机、壁灯、电饭煲,都没有插座,只好用明线横横竖竖地拉过去,看了让人倒胃。走廊上大小重叠的画框,鞋架上横七竖八的拖鞋,收拾不完的书本废纸,让人看了真是无奈。 
  就在这时,身边的时代却在悄悄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竺青所在学校的校医,因为也爱画画,她们成了朋友。校医要搬进一百六十平米的新家,让竺青和我帮助作些字画,我们当然乐意。待一切就绪后,我们到她们家认门,这才惊讶地发现,一百六十平米意味着什么。想想我们的家,我们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甚至连叹息的力气都没有。 
  朋友孟君也迁新居,向我借房钱,我爽然答应说:“没问题,一个整数！”他惊讶地问多少,我说一万。他说一万哪儿够,我才知道一万不是什么惊人数字。东凑西凑,凑了两万五。看着孟君从室内楼梯上走下来的感觉,与他在楼顶平台饮酒品茗观看日落的情趣,由衷地艳羡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