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

 
  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虽然辞去了几十个兼职，然而请他题字、作序、写文章、谋职位的人仍是络绎不绝，他不胜其烦，遂在报上登出"三不启事"：一不兼职，二不写稿，三不介绍职业。 
  陈独秀晚年撰《小学识字教本》，交国力编译馆印行。当时陈立夫负责审查，见此说：“内容无大碍，只是容易和小学校混淆。”陈独秀说：“陈立夫无知，小学者声音训诂、说文考据之学也，古来有之，岂可更改！”于是不得印行。 
  陈独秀出狱后，林伯渠为他向延安求情，延安方面回复道：“他要想回党须符合三个条件：一是放弃托派立场，公开承认错误；二是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是必须在实际行动中表达诚意。”陈独秀本来就没有回党工作的打算，闻此哂笑道：“书面检讨，恕难从命。” 
  吴稚晖与陈独秀争论。吴：“我是不讳言无政府是要三千年才成的，列宁主义，越飞说的两百年恐还不够。”陈：“你疯了？无政府和共产可以很快的！”吴：“这无非假的罢了。”陈：“那我请问你，现在我们中国共和是假的，那么是康有为的复辟好，还是假的共和好？”吴：“那么即日挂了共产招牌，行的却连三民主义都不如，突然把许多老朋友丢了，于心何忍呢？”陈：“现在哪里行共产？行共产不是疯子吗？”吴：“那么据你判断，列宁的共产，要有多久能行于中国呢？”陈：“二十年足矣！”吴：“那么岂不是国民党的寿限，止有十九年，便要借尸还魂了呢？” 
  1927年，梁实秋在上海主编《时事新报》的副刊《青光》时，看到一家小报逐日连载《乡下人到上海》，对外地人极尽挖苦之能事，梁便化名写了《上海人到纽约》，以彼之道反制彼身，每日在《青光》上连载，直至《乡下人到上海》偃旗息鼓为止。 
  1929年，训政时期，党国治下，胡适写了《人权与约法》等文，鼓吹思想言论自由，于是上海市第三区党部发难，接着好几个省市的党部亦呈请"严予惩办"，最后在政府的训令下，由教育部长蒋梦麟签署了第1282号"训令"，撤免胡适中国公学校长之职，理由是胡适近来言论不合"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等。胡适读了"部令"，便给蒋写了一封回信，称"这件事完全是我胡适个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与中国公学何干？你为什么会"令中国公学"，该令殊属不合，故将原件退还。" 
  潘光旦从清华毕业后，以官费留学美国，攻读优生学，后来衍至家族、家庭、两性研究，尤善治年谱。有一段时间他整日埋头于某姓的家谱上，有客来访，辄以家谱为话题。有人便送了他一幅对联：“寻自身快乐，光他人门楣。” 
  延安整风期间，何其芳和刘白羽由延安到达重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风约集了一批比较进步的作家，请他俩做报告。何报告了延安思想改造运动，用的是他自己的例子，"现身说法"。何给大家印象不好，其口气让人感到他只是标榜自己已经改造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有人说：好快，他已经改造好，就跑来改造我们！冯雪峰就骂：他妈的！我们革命的时候他在哪里？ 
  胡风在秦城监狱被关押在单身牢房。有一次，管教丢给他一个麦草编的帽圈和一捆麦杆，说"老吃饭不干活，太不像话了，学着编麦辫儿吧！"胡风不客气地说："不是我不干活，是你们剥夺了我的劳动权。我的劳动不是编麦辫，是用笔写作，你晓得吗？"他把麦杆放一边，动也不动一下，后来管教只好取走了事。 
  抗战前，七君子被捕，在法庭上，审判长问王造时："被告王造时，你们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是不是要推翻现政府呢？"王是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博士，答说："审判长先生，你把政府跟"政权"混为一谈了！政府，乃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政权，则是指国家权力，亦即统治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权力，由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保证其实现……审判长先生，你所问的政权推翻某政府，这样的问题就是逻辑混乱，概念错误！" 
  杨杏佛在吴淞大学演说，讲题为"三士的人生观"。他解释"三士"为："第一，年轻的时代，血气方刚，做志士。第二，中年人，大约从二十岁到四十岁，喜欢做名士。第三，四十岁以后的人，血气衰了下去，就做居士。" 
  1943年，胡适评价冯友兰：“冯友兰虽曾出国门，然实无所见。……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维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1947年，冯友兰过访纽约，听说杨绍震夫人许亚芬的硕士论文题目是《1927年以前胡适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不禁喜形于色，期期艾艾地说：“这……这……这个题目很……很……好，因为过……过了1927年，他也就没……没……没得影响啦！”1950年，胡适看到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英文版，不屑地说：“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1955年，胡适又评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 
  1949年初，冯友兰致函毛泽东，表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五年内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复函道：“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冯看后很不理解，常不无抱怨地想：“什么是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 
  百万雄师渡江后，梁漱溟看到毛泽东的新作《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对“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大不以为然。连说：“错了！错了！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偏激与惰后都不行。唯有调和持中的中国文化必将统治世界，而真正统一中国的方法也只能是适应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的中和。”他并引述了《孙子兵法》“穷寇勿迫”的论点，说明“追穷寇”的错误。 
  "文革"初，康同璧曾激动地说："我要写信问问毛主席，这样搞下去，国家会成什么样子？你要打倒刘少奇，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不要害得全国老百姓跟着遭殃！"俨然有其父康有为"公车上书"，为民请命的气概。 
  俞平伯被抄家，红卫兵一开始不知道他家钱财放在哪里，后来看到俞夫人紧抱一个匣子不放，即逼而索之，打开一看是现金及存折数万元，遂宣布没收。俞平伯在后面一面追赶，一面高呼："你们拿走，有利息没有？" 
  柳亚子针对郭沫若甘愿做中共“尾巴”的尾巴主义，抛出极度自信的宏论：“对于中共，做它的朋友，我举双手赞成，但要我做它的尾巴，我是不来的。老实讲，我是中国第一流政治家，毛先生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多少，何况其他……好像毛先生也承认过新民主主义并没有超出总理三民主义的范围。那么，在我看来，倒证实中共在做我们的尾巴，哪儿是我们做中共的尾巴呢？” 
  "文革"中，沈从文非常坚强和洒脱，每天除了接受批斗，还很称职地打扫天安门左边历史博物馆的女厕所。后来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任务是看菜园子，他也做的非常认真，并写有总结："……牛比较老实，一轰就走；猪不行，狡诈之极，外象极笨，走得飞快，?span class=yqlink> 
  菜谱吡耍蠢洳环烙执由砗蟀?……"他还写信给黄永玉说："……这儿荷花真好，你若来……" 
  殷海光一生中只打过四次电话。一次他太太把他带到电话旁，教他如何打，替他把电话号码拨好了，对方说话，才递给他，殷海光拿起听筒满头大汗，打完电话，几欲昏倒。 
  "文革"时期，钱钟书下放劳动，杨绛曾指小山窝棚问道，可否终老于此。钱想了想，说："没有书读。" 
  黄灿然曾访问哈金的写作状态，哈称自己是"孤零零地写作"，他说："用英语写作，我得面对我提到的大师。这是一个伟大的传统，要求你有条不紊地工作。至于取悦大师们，我写作，一直就是为了取悦他们。" 
  "文革"中，赵人伟借给顾准一本英语的《茵梦湖》。顾准看完，还给赵时说："我已经哭过了。" 
  吕叔湘为人认真，叶至善说，文章经过吕叔湘的法眼，心里可踏实许多。叶圣陶家无论是谁，看到文章里的错字病句，就忍不住说："要是吕先生看到了，肯定气得够呛！"吕的一生，都在和不健康的语句作斗争，努力维护着汉语的纯洁。80年代中，吕发现《人民文学》上的错误实在太多，忿忿不平地写信去一一订正。杂志上于是发表了一封短信，一本正经地向吕叔湘表示谢意，可是这封短短的感谢信，竟然也是错误不断，甚至把吕的名字写成了"吕淑湘"。 
  罗文干出任王宠惠好人内阁中的司法部长，时被政敌陷害，发生有名的金法郎案，吃了一次莫须有的官司。当时北京东城警察署长去捕人，到罗的住宅，罗极为镇定，只是问："拘票在哪里？"署长出示总统手谕，罗仍亢声答辩："手谕不是拘票，总统无权捕我！"结果仍为警察署长强挽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