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

盖井田既废已久，田不在官而在民，民之贫富不可强而同。……前人岂无复古之意？正之夺富予贫为拂人情而违土俗，莫若听民自便之为得也。
  特别针对本朝情况，指出限田之实际困难：
  我朝承平日久，户口殷繁，州县田亩俱有定数，……是以薛馧亦知均田之难，而但欲禁富民增置，令贫民各置五十亩之数。此无论田多之人花名诡寄，诸弊丛生，即使富者果皆奉法无违，而现在贫民未有置产之资，反失佃种之业，转致失所，势有必然，……为害甚大，决不可行。
  拟薛馧以悖谬见奏，议交部察议。[4]但皇帝却不以为然，谕：
  朕念切求言，若因此加以处分，恐阻人进言之路；且伊所敷陈者，尚有直赣之气、近理之语，……使此等之言，时闻朕耳，以补朕之遗忘，亦未为不可。[5]
  对改变田制的议论，不但不愿处治，言下之意似还颇为嘉许。
  乾隆七年，福建按察使王丕烈复请限田，下九卿议奏。户部立稿主“应毋庸议”，并于五月二十六日传集九卿会稿画题。都统兼刑部左侍郎盛安独持异议，另议一稿，送主稿衙门附奏，然户部不以为是，不得不将另议撤回。六月十一日，盛安具折独抒己见，首先追述古代井田之本意：
  圣王知民之贵有恒产也，制其田里，教之树畜，使人皆有土可耕，有产足倚。……自秦废井田以开阡陌，田之多寡，遂不均匀，……后世虽有爱民之君，蠲赈时行，然蠲免之惠止及有田与田多之人，而田少与无田之人不沾实惠，赈济之惠止救一时与一方之急，而究不能使家给人足，永无匮乏……
  继而讨论汉代董仲舒、师丹、孔光、何武“限民名田”，北魏以至周、隋、唐代“均田”、“授亩”，元时郑介夫，特别是明臣丘浚“限田”之法，称：
  为今之计，莫如渐次收买公田，……请嗣后纳监者令其捐田纳监，赎罪者令其以田赎罪。……民田既有限制，而官复收田公之于民，行之不过数十年，民皆有土可耕，有产足恃，猝遇荒歉，亦不肯轻去其乡，即加蠲赈，亦得均沾其惠。臣愚窃谓圣主仁民之政，无过于此。
  为什么汉唐以来的限田之议、均田之制，皆议之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呢？盛安以为：
  非独时势使然，乃当事者恶其不便而使然也。……限田之法一行，仕宦之家失之其所恃矣。乃将限田之法交与不便限田之人议之，无怪乎其不肯议行也。且限田国之大计也，或耻其论不由己出而力为阻挠，虽非私意，亦属忮心。又或以为千百年未经行之事，一旦举行，关系甚重，倘力持其说而行之，设有纷扰，得毋罪及首议之人，虽明知其善而又先畏其难，故议之而不果行也。
  伏祈“圣明自有裁断”，排除干扰，“以立圣朝养民之大法”：
  我皇上御极以来，于养民惠下之政，凡耳目所及，心思所到，无不次第举行矣。乃限田之法，实王道之大端，而自汉、唐、宋、元以来终未克举行者，将毋天心之有待于皇上也。
  朱批：“大学士等议奏”。[6]直隶总督高斌遵旨覆奏：
  查限田之说……其言似乎近理，而其意固亦美矣，但未尝详察而切究之也。夫直省之广，地土之高下肥硗，风俗之奢检勤惰，生民万有不齐。而欲以数条科则限之以制，将欲其均之而适有不均之叹，此事势之显然而易见者。
  至于世风不古、民俗浇漓，……是限田之说一行，贫民且未必能即受均田之益，而富民之扰累，吏治之纷繁，其不便且有不可胜言之处。
  明白指陈“世风不古、民俗浇漓”，今日情势已不适宜恢复古制。[7]
  这样的一些议论，自然涉及传统政治理念的若干基本问题，即在儒家而言，一方面是积极入世用世的，另一方面却隐含有“悲观”、“幽暗”的一面。在社会上，对所谓“贫富不均”、“生民万有不齐”一类的问题，并无力铲除；[8]在政治上，对《儒林外史》所说的官官相护，《儿女英雄传》记载的官场倾轧，都没有打算，也不可能“彻底解决”。[9]因为眼下已经不是“三代”，而是三代以后，因此任何努力都只能是有限的不容乐观的。《御批纲鉴》（卷93）：
  均田限田之制，虽属古法，而实不可行；盖民之贫富不一，必欲齐之，则诸弊以起。
  为此只能采取现实的态度，不能抱有什么过高的奢望，只可“因时立制”，[10]不得随意鼓吹什么蛊惑视听、不负责任的美好方案。因此，乾隆初年的“回向三代”，也不过是一种尝试而已，到一定时候，便只能“见好就收”了。
  寻，大学士张廷玉遵旨议奏：“今日而议复限田，诚无不可行之理，而有不可行之势”，又有何“善策”可依，如  田以何为等差？限以何为多寡？直省风土亘异，贫富长落不时，非清查不知，而查则滋扰。纵使章程既定，券契可凭，而瓜分诡寄、改户移名，即精明之吏亦难按册而稽，将胥吏乘机需索讹诈，而小民震惑，互相告讦，狱讼纷繁。古云治大国如烹小鲜，在毋扰之而已……
  至称请收买公田，……宋元明皆有之，……收买时不无长短，催租时不无凌虐，完纳时不无勒索，比之民种民田实有便有不便。[11]
  一年之后，漕运总督顾琮奏请实行限田，“以均贫富，与用事大臣动色争于上前，无所挠挫”，[12]八年九月，上谕：“朕深知此事，名虽正而难行”，尔以三十顷为限，……已至三十顷者，分之兄弟子孙，则每人名下不过数顷，未尝不可置买。何损于富户，何益于贫民？况一立限田之法，若不查问，仍属有名无实，必须户户查对，人人审问，其为滋扰，不可胜言。夫果滋扰于一时，而可收功于日后，亦岂可畏难中止。今辗转思维，即使限田之法，地方官勉强奉行，究于贫民无补，是不但无益而且有累也。……此事著停止，并令各督抚知之。[13]
  “名虽正而难行”一语，正道出了皇上的矛盾心情。于是也就像其他的众多问题一样，把它搁置、留给了后人。[14]
  十月，河东盐政吉庆具奏，一再言及皇上“既深知其不可行，犹冀望其或能行”之苦心。[15]此后几乎就不见有关修改田制的议论了。
  日后，《御批纲鉴》于汉代董仲舒“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条下批曰：
  限田之制，其名似美，实不可行。且一州一邑中，田满三十顷者本不多见，即分其所余，何以与贫民，亦且势难遍给，徒使富者诡名寄户，贫者讦告纷争而已。是岂达治体者之所为？
  又就治河一事批曰：
  居今之世，虽大禹复生，吾知其无善策，亦不过补偏救弊耳。
  儒家既认为人世的理想社会自“三代”以后已一去不可复返，这，大约也就从根本上注定了乾隆初年“回向三代”努力的不能成功。《御批纲鉴》（卷84）：
  时非三古，而谈井田封建，皆拘儒不达世变之说。
  又曰（卷101）：
  古称“井田善政，行于乱之后，是求治，行于治之时，是求乱”，其说诚不可易。
  其后湖南巡抚杨锡绂谈到这一问题时说，米贵民贫，原因之一在“田归富民”，为求解决则“非均田不可”，但均田“行之开创之初，尚虞纷扰，今累叶承平之时，更难施行”。[16]表明清人仍把均田作为一种“理想”，也表明当日争论的核心，并不是“当”与不“当”，而是“能”与不“能”，不是其本身的“是”或“非”，而是在操作层面即如何实施的问题（也终因难度太大而予放弃）。从此清代田制的讨论也就转移到了其他一些方面，如租佃制度等。
  有了新的眼光，我们不难发现，发起“均田”、“限田”建议的官员，特别是那些“铁杆派”，大多都是满人。如不肯与同僚“会稿画题”的都统兼刑部左侍郎盛安，“与用事大臣动色争于上前”的漕运总督顾琮，皆为满洲镶黄旗人，河东盐政吉庆，亦非汉人。而采取反对意见的，则汉人为多。联想到清代初年的“改衣冠”，以及在华北的“圈地”，对汉人小地主（土地所有者）肆无忌惮的剥夺，可以说，满人对汉人的那套东西，是很“不以为然”的。经常按照自己的某种利益（或“理想”），“不尊重”，甚至“践踏”它。在这里，说清朝统治者是什么“（地主）阶级”的代表，恐怕并不妥当。他们自有自己的一套，我们不能再视而不见。对此，与其说这是一种“阶级”或“民族”行为，不如说是“政治”行为，甚至可以说接近一种“准政党”行为，可能更为妥帖。
  清政府对于改变土地制度的主要设想，出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实行。同时，清人也正是通过这一轮讨论，才确立了当时的土地制度和租佃制度，而不再打算将其变更。清代的这些制度，——包括土地占有在内的财产私有权，土地租佃制度，小农家庭经营，农民选择生产项目和行业的相对自由，市场组织和市集活动的存在，——都在当日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而到二十世纪，又重新引起了巨大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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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三代以前，诸侯分有土地，天子不得而私，故以封建为公。秦汉之后，土地属之天子。一封建便多私心，故以郡县为公。……而陆生楠云以郡县之故，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