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

试问今日之祸害何在，陆生楠能明指之乎？大凡叛逆之人，如吕留良、曾静、陆生楠之流，皆以宜复封建为言”，雍正七年七月丙午谕，《世宗实录》卷八十三。袁枚《书柳子＜封建论 ＞后》：“夫封建，非势也，圣人意也；郡县，非圣人意也，势也”。“然则封建可行乎？曰：道可，势不可。……且不特无其势，并无其道”，《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三。
  [2]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田制二》，李塨：《存治编书后》等，见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页456—458、541—545。
  [3] 如天命六年七月十四日，通告各村说：“你们的尼堪国，富人多占土地，雇人耕种，吃不完的粮食就卖。穷人因为没有土地，也没有粮，……乞食而生。富人积粮腐烂，聚集财物收藏无用，不如养那样乞食身无一物的穷人为好。……我今计田，一男种粮的田五晌，种棉的田一晌，公平地分给。……从此，先前讨饭的人，不再讨饭了”，辽宁大学历史学：清初史料丛刊第一种，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二分册，1979，页41。
  [4] 乾隆二年二月三日，《乾隆嘉庆两朝奏议》。
  [5] 乾隆二年二月甲子，《高宗实录》卷36。
  [6] 《正蓝旗满洲都统盛安为请行限田之法事奏折》，载《历史档案》，1993年3期，《乾隆初年议奏限田史料》。
  [7] 《直隶总督高斌为限田之法窒碍难行应无庸议事奏折》，载《历史档案》，1993年3期，《乾隆初年议奏限田史料》。
  [8] 黄中坚：“限田论”（《皇朝经世文编》卷31）：“天下之人如此其众也，其不能有智而无愚，有强而无弱者，势也。智者强者常有余，愚者弱者常不足，亦其势然也。夫既已不能无有余不足之分，则智者不必其欺愚，而愚者自为智所役。强者不必其凌弱，而弱者自不得不折而入于强。此虽圣人复起，岂能使之均平若一哉。”王夫之亦以为，郡县天下法度之根本精神为不平等，限田以均公为目的，断然不能与之相合、勉强行之，且为民害。均田倘行，不免夺人以予人，甚至为聚敛之借口（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页585）。
  [9] 《御批纲鉴》（卷97）：“吏弊固当惩治，然欲一切铲除之，则已甚矣”。
  [10] 《御批纲鉴》卷39。
  [11] 《澄怀园文存》，卷三，《罢限田议》。
  [12] 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1。
  [13] 乾隆八年九月丙申，《高宗实录》卷201。
  [14] 此后直到乾隆四十年代，又有梁畅善、刘天成等请行均田。高宗谕：三代井田之法，岂非王政之善？“此亦宜于古而不宜今。近世人情日薄，谁肯先公后私”？均田亦称善政，而“无论夺富以益贫万万不可，即使裒多益寡，而富人之有余，亦终不能补贫人之不足，势必致贫者未能富，而富者先贫。”刘天成此奏，“若以为嘉奏疏则可，若以为目今治世只良法，则未然”，陈振汉等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农业编第一分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页312—313；乾隆五十六年正月乙酉，上谕：“若如经生迂腐之见，拘执古制，均其田亩，限其服制，必至贫者未富而富者先贫，扰累纷纷，适以酿乱”，《高宗实录》卷1370，参见《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社会卷》，辽海出版社，1999，页66-67。
  [15] 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0611-035，巡视河东盐政吉庆：“奏请禁止官商收买盐田之例以清积弊事”，《历史档案》，1993年第3期，《乾隆初年议奏限田史料》。
  [16] 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乾隆十三年，《皇朝经世文编》卷39；另见晏斯盛三疏，乾隆元年至十年，其怀古、承古之意甚明，《皇朝经世文编》卷40。
  12.劝减田租
  在土地制度上的无作为，迫使政府不能不从新面对现行的土地租佃问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壬午，乾隆皇帝谕：“治天下之道，莫先于爱民。爱民之道，以减赋蠲租为首务，惟是蠲免之典，业户邀恩者居多”，该如何使贫民亦被恩泽？
  若欲照所蠲之数，履亩除租，绳以官法，则势有不能，徒滋纷扰。然业户受朕惠者，十苟捐其五，以分惠佃户，亦未为不可。近闻江南已有向义乐输之业户，情愿蠲免佃户之租者，闾阎兴仁让之风，朕实嘉悦。
  最好的办法，是劝谕业户减租，而非硬性规定，绳以官法，其令所在有司善为劝谕各业户，酌量减彼佃户之租，不必限定分数。……其不愿者听之，亦不得勉强从事。……朕视天下业户、佃户，皆吾赤子，恩欲其均也。
  乾隆四年六月，翰林叶一栋进呈经史，内称田价日贵，收租之额日增而日浮，应使所在有司劝教之，务令租价平允。下大学士议奏，寻覆奏：
  秋成计亩收租，原有定额，大约业户得四，佃户得六，如遇歉年，则佃户所交即减其数。业户与佃户休戚相关，亦不能不为通融体恤，此南北业户、佃户之大概情形也。
  查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内奉有素封之业户能加惠佃户者，令有司酌量奖赏之谕旨，即使业户鲜能加惠佃户，若另造租解租戥，甚至以子女代偿租额，佃户亦断不能受业户如此之刻剥也。
  至民间典买田亩虽价值有加，而佃户所交租额从无增添之理。叶一栋所称高曾以上目睹佃户之苦如此，大约系百年以前为前明江西绅衿、富户之恶习，臣等细加访问，现在并无其事。[1]
  八月，两江总督那苏图遵旨复奏，曰：
  查两江各属业户收租，……所用租斛、租秤、租戥，皆就各城乡镇集，相沿行使之斗斛秤戥置用。……收租之家不能于市斛、市戥之外另为加增，亦不肯于市斛、市戥之内故为减少，……其租额之多寡，系各视其田之肥瘠及彼处斛、秤之大小斟酌而定，亦属历来相沿之旧额。虽更换业主，佃户总照旧额，立约输纳，其额亦人所共知。故田价虽昔贱今贵，而租额不能增加，昔贵今贱，而租额不能减少，此征租原有定额，从无租随价增之事……
  且江南民例，凡十分收成之年，则照额完租，九分收成者，只完九分八分之租，其余以次递减。其间刁黠佃户，即十分收成之年，亦止完八九分之租，此外又有拖欠悬挂、抗不交租者。是定额之内，往往不能照额取盈，何能于定额之外滥有浮加？
  朱批：所见甚属公正。知道了。[2]
  但租佃关系似已日渐成为一个令人头痛的社会问题，而不断被提上议事日程。遇到这类问题时，无论是更多的眷顾业主，还是偏向佃户一边，可以说都不合政体。如那苏图所说：
  总之，业主佃户各有淳顽，有业主恃势欺凌佃户者，有佃户逞刁抗拒业主者，原自不一，……惟在地方官随时劝导，随事惩儆，庶可潜移默化。
  虽说传统时代近于一种“人情社会”，尽管存在着地主的“情让”、“义让”，存在租额下调和地租实收率下降的事实，但此刻在主佃双方之间已出现许多问题，远非理想时代可比。
  乾隆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提督永常请恤佃户，令地主按蠲免之数扣除地租，大学士等议覆：
  业户之与佃户，本休戚相关，租额虽有一定，原视岁之丰歉，以为多寡，彼此通融体恤，各省皆然。至于歉岁，国家正供，尚蒙格外加恩，民间地租，业主即欲按额起租，佃户断不肯如数交纳。
  今永常奏请令租地之佃户，将应交地主租息悉照应行蠲免之官租原数扣除，地主无许多索，如敢阳奉阴违，许该佃赴有司控告。若如所请，是绳以官法，徒滋纷扰，且恐启顽佃抗租之渐，事属难行。[3]
  得旨：“依议”。
  五年六月戊寅，河南巡抚雅尔图奏请定交租之例，以恤贫民：
  豫省佃户，均系贫苦之人，而地主苛刻者多，宽厚者少。往往于被灾年分，照常征租。穷民无所出，有卖男鬻女以偿租者。请酌定章程，如被灾五分，则收成止五分，自应止收五分之租。被灾六分，则收四分之租。甚至被灾十分，租息自应全免。
  得旨：著照所请行。至各省可否照此办理之处，大学士会同九卿议奏。
  闰六月庚子，河南道监察御史陈其凝奏：
  河南巡抚雅尔图请定佃户交租之例，奉旨允行。臣窃谓天下之田地，……虽上熟之年，田主亦不能收十分租谷。若有荒歉，惟照收成分数交租。田主断不能收租于分数之外，佃户亦止肯交租于分数之中。业户出田以养佃，佃户力作以交租。民间交易，情可相通。若官为立法，强以必从，则挟制争夺，必滋扰累。请民田佃种，照旧交收，不必官为定例。
  户部议覆：
  该御史所奏似属平允。请勅下各省督抚，仍照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内谕旨，实力遵行，以杜纷扰。
  因此收回了六月成命。
  在这一轮提议中，提督永常是满洲正白旗人，河南巡抚雅尔图是蒙古镶黄旗人，再加上乾隆皇帝本人，几乎没有一个汉人。
  对于官府蠲免劝减田租应否硬性规定成数，历来颇有些批评意见。似乎清政府就应该站在佃户立场上，否则就大错特错了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