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

  [13] 乾隆元年七月己亥，《高宗实录》卷22。
  [14] 乾隆二年十二月丁酉，《高宗实录》卷58。
  [15] 乾隆三年正月山东，二月丁亥河南，甲午直隶，六月己丑四川，《高宗实录》卷61，62，70。
  [16] 乾隆二年九月戊子，三年十二月乙酉，《高宗实录》卷50，82。
  [17] 乾隆六年七月甲戌，《高宗实录》卷146。
  [18] 见晏斯盛：“推广社仓之意疏”。
  [19] 乾隆二年七月十一日，《乾隆嘉庆两朝奏议》。
  [20] 乾隆七年九月，《高宗实录》卷175。
  [21] 乾隆八年闰四月癸亥，《高宗实录》卷190。
  [22] 乾隆八年七月，《高宗实录》卷197。
  [23] 乾隆二年八月，《高宗实录》卷49。
  [24] 乾隆三年四月己酉，《高宗实录》卷67。
  [25] 《皇朝文献通考》卷36。
  [26] 乾隆元年见《石渠余纪》卷4《纪籴》，七年十月见《高宗实录》卷177。
  [27] 相传圣祖不饮酒、尤恶喫煙，曾传旨禁天下吸烟，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3，中华书局，1989，页72；又，康熙以来虽“无岁不禁烧锅”，是二者皆曾禁之，惟禁而不止耳，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
第五章。
  [28] 乾隆五年十一月戊辰，上谕：“政治之施设，实本于此”，令自今以后每岁督抚将各地户口减增、仓谷存用，详悉奏闻，“则小民平日所以生养及水旱凶饥，可以通计熟筹而预为之备”。
  [29] 资料来源：梁方仲书，甲表76，页251；唯乾隆十一年数有误，现据实录改二五零五为三五零五万石。
  [30] 见《高宗实录》有关各卷。
  [31] 乾隆十三年三月舒辂奏，《高宗实录》卷311。
  [32] 《石渠余纪》卷1《纪赈贷》。
  [33] 乾隆九年三月辛丑，《高宗实录》卷213；关于直隶赈灾，据研究共用从外地“输入”粮一百三十八万余石，而本地仓粮只用了十五万石，参见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34] 王国斌：“清代的粮食骚乱”（Food Riots in the Qing Dynasty，《Journal ofAsian Studies》，1982：8）。
  [35] 乾隆七年二月戊午，六月戊申，《高宗实录》卷161，169。
  [36] 乾隆七年三月辛巳，六月辛亥，《高宗实录》卷163，169；又见《石渠余纪》卷4《纪平粜》，乾隆三年那苏图疏，等。
  [37] 乾隆二年六月，三年二月丁巳，《高宗实录》卷45，63。
  [38] 乾隆七年五月，《高宗实录》卷167。
  [39] 乾隆三年四月壬寅，《高宗实录》卷67。
  [40] 《皇朝文献通考》卷36，乾隆七年谕。
  [41] 乾隆五年九月己卯，《高宗实录》卷126；《石渠余纪》卷1《纪赈贷》。
  [42] 乾隆五年六月丁亥，又见十一年八月辛巳，按，此事始于乾隆三年，《高宗实录》卷119，273。
  [43] 乾隆十年十一月江苏，又见二年十月山西，《高宗实录》卷253，55。
  [44] 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丙辰，《高宗实录》卷555。
  [45] 见朱伦瀚：“截留漕粮以充积贮札子”，《皇朝经世文编》卷29；以上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1995），
第六章。
  [46] 见乾隆九年正月壬寅，二月癸酉，《高宗实录》卷209，211。
  [47] 乾隆九年正月癸巳，《高宗实录》卷208。
  [48] 分见《高宗实录》乾隆十年六月，九月，十三年闰七月各卷。
  [49] 如“大司徒”之职，其一即为“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若遇大荒，“则令邻国移民、通财、舍禁、弛力、薄征、缓刑”，孙诏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北京，246、770，参见高王凌：“中国古代的大政府”，《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海洋出版社，2002，页10；又，当时社会上还有许多人需要救济，如黄中坚以为：“吾观三代盛时，以九职任万民，自邱陵园廛漆林而外，大率尽归于井田，……宜其民之皆有以自养。然其时即有若闲民之转移执事待人而食者，且夫鳏寡孤独废疾之伦穷于天，游惰不率教之属穷于己，至不可胜纪也”（“限田论”）。
  [50] “周礼遗人掌凡委积，巡而比之，以时颁之，制莫善也”（王昶：“癸未会试策问一道”，《皇朝经世文编》卷39）；“周礼遗人之职。委积以恤艰阨。积储之所系綦重”（晏斯盛：“请分常平为社仓疏”，《皇朝经世文编》卷41），明确就是积储的功能。
  [51] 晏斯盛：“井地以后，惟社仓为长久规模”（“请分常平为社仓疏”）。
  [52] 陈兆崙《紫竹山房文集》卷13《予告资政大夫前任广西巡抚工部尚书卫公别传》。
  [53] 《高宗实录》卷175，乾隆七年九月。
  [54] 乾隆八年九月，《高宗实录》卷201。
  [55] 乾隆九年二月，《高宗实录》卷211。
  [56] 于此也不应有太大的误解，毋宁说皇上是把这想法深深埋在了心底，参见乾隆六十年四月丁酉，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以唐虞三代之心为心，以唐虞三代之治为治”。
  [57] 原信署为乾隆二十年（1755年9月28日  [58]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四卷，大象出版社，2005年，页141—147，感谢魏淑民同学提供了这些资料。
  五、无奈与失落
  14.盛世之累
  当是之时，中国正处于“康乾盛世”：“至矣哉！自唐虞三代之盛，未有过于此日者。洵足光列圣之贻谋，而永裕万年之福祚者矣”。[1]
  自三代以来，类似的“盛世”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可惜的是，即使是在“盛世”，在实际生活之中，仍有许多难以令人满意之处，足以成为“盛世之累”。乾隆初年，虽曾力行宽仁之政，祛除弊端，但不久就发现，旧的问题未能彻底解决，并不断有新的问题发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乾隆元年正月丁酉，命督抚务休养、戒废弛，谕曰：
  累民之事，往往而有，无怪乎民多不得自安其生业，而朝廷之德施，终不能尽致闾阎于康阜也，如催征钱粮，而差票之累，数倍于正额；拘讯讼狱，而株连之累，数倍于本犯；抽分关税，而落地、守口、给票、照票，民之受累，数倍于富商巨贾。至于查拏赌博、黄铜，以及私宰、私盐之类，胥役营兵，因缘为奸，佐贰杂职，横肆贪酷，一案而化为数案，一人而波及数人。如此等者，不可枚举。
  二年七月戊子，户部议覆：乾隆元年七月议准御史蒋炳奏陈漕弊案内，通饬有漕各省严革蠹役留难刁蹬，踢斛淋尖等弊。乃甫及一年，给事中马宏琦又奏有浮加斛面，自一指、二指、以至三指等弊。
  闰九月庚申，户部右侍郎赵殿最奏：州牧县令、守土之官，出境迎送上司，前奉世宗宪皇帝严切申禁，载入则例。今臣奉命查勘直隶河东等处河道，所过地方，知府牧令，每于数十里外迎送，旷废职守，莫此为甚。嗣后正印各员，非有公事传询，不得轻率出城。
  乾隆四年三月戊午，谕：
  朕访闻得各省营缮修筑之类，其中弊端甚多，难以悉数，或胥役侵渔，或土棍包揽，或昏庸之吏限于不知，或不肖之员从中染指。且有夫头扣克之弊，处处皆然。
  即如挑浚河道一事，民夫例得银八分者，则公然扣除二分。应做工一丈者，则暗中增加二尺。或分就工程，用夫一千名者，实在止有八九百人。以国家惠养百姓之金钱，饱贪官污吏奸棍豪强之溪壑，其情甚属可恶。
  六月乙酉，谕：
  广东征收粮米，支给本省兵食，名为兵米，闻向来州县官，皆折收银两。每一仓石，照时价多收银六七钱至加倍不等。收银之后，另买稻谷，碾米给兵。其买谷，或派富户，或派米铺，每石又照时价短发一钱，或数分不等。甚至有富家希图结交，因事请托，并不领价者。似此一出一入之间，多收少发，小民何堪赔累之苦。
  六年六月，署两广总督王安国奏：乾隆四年奉旨查办广东征收粮米之弊，至今各项陋规，总未革除。请严饬广东各官两年来奉行不实之罪，彻底清查办理。
  乾隆五年三月，河南巡抚雅尔图奏：现在豫民之累，如上司经临过往或州县公事下乡，一切夫马草料，皆令乡保供应。非苦累被事之家，即科派村镇之内。再如使用工匠夫役，向有当官名色，每日止给以饭食之资，令其供役。又如州县买办米、薪、布、帛各项什物，不问时值，止给官价，亏短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