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

中国古代的所谓“四职”，原本只有“三农”是农业，其他三者都是农业以外的经营。[74]这与秦汉以后的情形是大不一样的。但不管怎样，数职“兼修”就必然会扩展到农业以外。于是在前述农业经营的范围之外，不但纺织等手工业得到大力的提倡，清代的矿业政策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所有这些，也无例外地发生在乾隆初年，并和当时的总体设想有着紧密关联。[75]
  既已涉及工业发展和工业政策，就还有许多问题不能回避。例如，国家财政问题、[76]工业思想及其导向问题、[77]尚奢尚俭问题，[78]农民就业转移问题、[79]保护私有产权问题，2……等等，都是我们二十世纪耳熟能详，仍需花大力量去面对的问题。
  综括十八世纪清人的努力，并不是所谓“昏君”、“佞臣”、“劣绅”或“愚民”所能解释的了的。在上述每一门里都充满了“学问”（而非权术）。当然它不是什么“经学”或“考据学”，而是儒家正宗的“经世之学”，亦即后来曾国藩、张之洞所说的“经济”之学，它已构成一个“十八世纪经世学派”。[80]它所留下的遗产，不仅惠及十九世纪经世学派，无形之中，二十世纪的后人也受到他们巨大的影响，不管他们是否承认。
  结语——兼论如何修订我们的近现代史观
  对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做了这样一番对比之后，我们所面临的，可能就是“修改历史观”这样一个大问题了。
  在通行的教科书里，十八世纪的中国仍处于“古代”，二十世纪是为“现代”，两者不但性质上截然不同，时段上相距甚远，中间尚隔着一个“近代”（无论是从1800年还是1840年算起）。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已不是“一个历史”，而是被若干个关节，被无数个“偶然”（如外力入侵）、“假设”（若没有什么入侵），这样一类“虚妄史观”给割裂，弄得不成样子的段落。
  过去认为，传统中国“封建”、“落后”、“老旧不堪”，从本文的角度看来，恐怕就不是了。当十八世纪，中国即与世界上现代化的早发国家“一同”（或略早于他们）面对了一些“现代问题”，和做出了若干“现代努力”。如此看来，中国并不一定只有一个被谁人“打断”的，或由外力“提升”了的历史。甚至也无所谓再区分什么“内因”、“外因”，更不必在意“东方”、“西方”孰为中心。[81]或者，它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在逻辑上岂不也能成立？[82]或许，中国具有自己的并不输于他人的“理路”，只因一向受限于传统观点，或“现代化”的固有模式，使人难以看清罢了。历史上那些最令读者扼腕太息的难以数计的危机和难关，在今天看来，恐怕也都不必那样“哀怨”，无法索解。或许，它只是没有如吾人（或某些人）之“愿”而已。
  面对这样的历史，换做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除了那少数几个领头羊以外），没准都可为之“骄傲”；换做任何一个民族（就笔者游学于欧美触目所见），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失落悲哀”的。事实上，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古国来说，任何变革（包括革命）都不会容易，一定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这也已成为中国史的主题之一，穷则思变，至变方通，它好像就是要我们把所有的苦难和关口都经过一样，[83]——中国到底要走向何方？“历史老人”究竟有怎样的安排？——对于这些，恐怕还要拭目以待。唯一肯定的可能就是，它不会如那些世俗的渺小愿望就是了。
  所谓“正面观察”，并非只看历史上“好”的一面，而是对那些无数的“失败”也要抱一个“正视”的态度。另一方面，与某些学者认为十八世纪中国“相同”于西方（如英国）的经济发展不同，我不过认为，中国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或十八世纪西方）的努力“相通”而已。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些“发动者”是谁，它多半却不是来自欧洲；这些行为内含有许多传统的因素，但也颇有悖于中国传统道路之“常”。
  说十八世纪是二十世纪的“先声”，并不意味这两个世纪可以等量齐观（那样还要我们史学家做啥）。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任务，正像我们不能期望古人替代了我们一样，今天也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罪于古人（否则还要我们这一辈人做啥）。
  但这样一来，我们似乎就“解构”了“现代化”的命题，或者它有着多样的面孔，并不能以“成功”的领头国家“一把尺量遍天下”？或者，无论是对“资本主义”，还是所谓“现代化”，也许它并不那么重要，也不是构成历史的唯一视点？——例如本篇所说的“粮政”、“农政”，还有未涉及的国土疆域等等，皆为国之大政，大约是任何时代无论什么“主义”都不能抹杀的问题，——或者它只触及了历史的某些方面，还有其他许多才是亘古以来恒久的存在？或者，它只触及了某些外延，而未及其内涵？
  站在长远的“大历史”的观点，我们也可以说，那一时的成败都没有什么，它们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世界历史的中心问题，也许并不是这些。
  即令今天“日新月异”的物质成就，虽然未必是什么“镜花水月”，但又怎能成为衡量人类文化进步的唯一标尺？一部“心性”、“心灵”、“精神”和“文化”的历史，不也格外重要？[84]；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学者卡内提（Elias Canetti）也批评说，今天假如只剩下一种信仰，那就是“生产”了，《群众与权力》（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页332）；而在法国心态史学家迪比看来，对于他所研究的人来说，经济的实在性显得无关紧要，真正实在的是超自然方面的心灵结构，《新史学》，页182。）在这种观点之下，我们岂不既能打破现有历史研究的框架，也能打破固有的思想史研究的框架（它也不是所谓“精英”还是“一般民众”的思想史可以包容的）？
  至于“革命”也是一样。当今既有人在“痴迷”革命，也有人要“告别”革命。其实，自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革命”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与“现代化”过程亦不遑多让，它也几乎成了近代中国的主题之一。但是，革命到底解决了哪些问题（毛泽东晚年曾说：我只不过改变了北京周围的一些面貌而已）？又有多少是它不能解决的？而且，有谁可以肯定革命到底为何发生（至今国内外不少学者还为此争辩不已），又有谁能断定，革命之后，还需不需要革命？……
  在许多崇信“进化论”的人士看来，“古”一定比“今”差，“西”必定比“中”强，其实，这都是不一定的。[85]我倒觉得，有许多理由可以相信，中国的传统并不一定就那么不好，她也并非欠缺令吾人足可自豪的伟大思想。
  也许，这样我们就可以端正心态，放宽视野，坦然地面对我们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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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胡明辉：“十八世纪在近现代中国史的枢纽位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2期，2001·9，他说：在魏源笔下，陈宏谋不但是十八世纪的中流砥柱，也是十九世纪经世学的开路先锋，参见罗威廉（William T·Rowe）：《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Saving the world：Chen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China，StanfordUniversity press，2001）；据说，曾国藩即把陈宏谋奉为讲“经济之学”的楷模，“立意崇尚之”，冯天瑜、黄长义：《晚清经世实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页320。
  [2] 笔者曾在《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的序言中写道：在提议“着重研究那些在今天仍然是活生生的有意义的历史问题”的同时，我在学术方法上的一向主张，是“正面观察”和“贯通古今”。所谓“正面观察”，即非“反面来看”，对历史百般挑剔、专一股“倒霉看反面”；“贯通古今”，即是在当代经验与历史研究对象之间来回对比参照，有时可能还要不止一次地反复对照，亦有不可抹杀主体及其当代经验之意（海洋出版社，北京，2002）；其实，马林诺斯基早在《江村经济》“序”中就写过（我只是最近才读到它）：研究历史可以把遥远的记载作为起点，推向后世；亦可把现状作为活的历史，追溯过去。两种方法互为补充，且须同时使用（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法国年鉴派学者也曾提出，既要“通过过去理解现在”，也要“通过现在理解过去”；历史活动有双重作用，一使现时历史化，一使历史现时化（见勒高夫等：《新史学》，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页14、77）。
  [3] 参见高王凌：《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知识分子》（美国）4：1（1987：秋季号），及同期黄仁宇的文章。
  [4]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5）。
  [5] 这里我倒想推介美国学者斯科特（Scott）的“国家清晰化”理论，对于二十世纪（也包括十八世纪）的中国史来说，它比所谓“工业化”的观点更有分析力，涵盖面更广，参见《国家的视角》（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4；与之类似的，可能还有黄仁宇（R·Huang）的“数目字管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