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

  [6] 参见《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三联书店，1992，页29—31。
  [7] 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3。
  [8] 美国学者施坚雅认为，当时中国人口没有若是之多，关于这一问题的不同意见，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3。
  [9] 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大象出版社，郑州，2003，页94-95、128-129。
  [10] 参见吴欣（李零）：“中国史学现状的反省”，《知识分子》，3：4，1987年夏季号，页115，《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38。
  [11] 南怀瑾：《原本大学微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页517。
  [12]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癸亥，《高宗实录》卷7。《清史稿·曹一士传》：高宗即位，谕群臣更番入对。御史曹一士上疏言：“敬读谕旨，曰‘百姓安则朕躬安’，大哉王言，闻者皆感涕”，遂上疏言慎择督抚守令，又请宽比附妖言之狱，及各省开垦流弊，“所建白皆有益于民生世道，朝野传诵”。
  [13] 乾隆元年四月丙寅谕，《高宗实录》卷16。
  [14] 雍正十三年九月壬戌谕，《高宗实录》卷3。
  [15] 乾隆二年七月癸卯谕，《高宗实录》卷47。按：在明代，地方官是不能随便出城的。
  [16] 乾隆八年十一月庚辰谕，《高宗实录》卷204。
  [17] 乾隆九年正月壬午谕，《高宗实录》卷208。
  [18] 如雍正朝曾除山西、陕西教坊乐籍，除绍兴府惰民丐籍，除江南徽州、宁国等处伴当世仆名色，对此南怀瑾认为，如照我们现代来说，他早已有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意识，是解放贫民、使穷人翻身的仁政，《原本大学微言》，页655、656。
  [19] 《国家的视角》，页36。
  [20] 《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93、108。
  [21] 雍正二年二月癸丑，《世宗实录》卷16。
  [22] 乾隆七年六月甲寅，《高宗实录》卷169。
  [23] “咨询地方利弊谕”，《培远堂偶存稿·文檄》卷17，乾隆九年三月。
  [24] 陈宏谋：《耕讲堂杂录》。
  [25] 《南方周末》有篇短文说：王夫之在《读＜通鉴 ＞论》中说，北魏皇帝叫州县的父母官儿下基层劝农民种这种那，其实只是添乱、扰民，只会对正常的农业生产起到干扰的作用。这是因为，“若农，则无不志于得粟者也。其蓏者，既劝之而固不加勤；而劝之也，还以伤农”。“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农民他会不知道应该把地种好？会不知道什么土地适宜种植什么？当下重温“王夫之定律”，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我们所耳闻目睹的现代“劝农篇”还少吗？黄波：“‘三农’问题中的‘王夫之定律’”，2003年6月26日。
  [26]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104-108。
  [27] 分见雍正二年二月癸丑谕，《世宗实录》卷16；乾隆二年七月癸卯谕，《高宗实录》卷47。
  [28] 嘉庆《达州志》卷49，引《论语·尧曰》；按：《论语》全句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亦可为政府劝农作一解答。
  [29] 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耕地面积”，《清史研究》1992：3。
  [30]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7。
  [31] 据说，1950年1月访问苏联期间，毛泽东曾说，中国人吃饭难是个普遍的大问题。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发展农业，扩大粮食耕作面积。见《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页175；其后的改变，见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1964年。
  [32] 《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96、129。
  [33] 以上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64。
  [34]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83。
  [35]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90-91。
  [36] 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页278。
  [37] 参见刘灯：“小农经济论辩”，硕士毕业论文（2004，未刊）；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37；“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海洋出版社，1999，多处。
  [38] 如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圣祖谕：“朕故欲知人丁之实数，不在加征钱粮也”（《圣祖实录》卷249）；雍正二年闰四月世宗朱批：署广西巡抚韩良辅“此奏之可嘉，不可尽述。此开垦一事，……只要以百姓作利为念，钱粮起科皆末节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2册947页  [39] 乾隆十六年五月己未，《高宗实录》卷389。
  [40]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页99、104-105。
  [41] 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中文版序。
  [42] 南怀瑾：《论语别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页307。
  [43] 乾隆二十八年九月己卯，《高宗实录》卷695；所谓“余三余一”，参见《礼记·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
  [44] 这是十八世纪甚至是整个清代最大的一次灾害，参见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及相关著作。
  [45]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第六、七两章。
  [46] 参见高王凌：《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海洋出版社，北京，2002；“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美）《知识分子》1987：秋季号。
  [47] 参见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页456—458、541—545。
  [48] 天命六年七月十四日，通告各村：“你们的尼堪国，富人多占土地，雇人耕种，吃不完的粮食就卖。穷人因为没有土地，也没有粮，……乞食而生。富人积粮腐烂，聚集财物收藏无用，不如养那样乞食身无一物的穷人为好。……我今计田，一男种粮的田五晌，种棉的田一晌，公平地分给。……从此，先前讨饭的人，不再讨饭了”，辽宁大学历史学：清初史料丛刊第一种，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二分册，1979，页41。
  [49] 雍正二年六月甲午，户部侍郎寒德奏请设立井田，于是利用内务府余地20000亩，将八旗无产业人中16岁以上、60岁以下者，派往耕种。各受田百亩，周围八分为私田，中间百亩为公田，《世宗实录》卷21；南怀瑾认为，这件事，雍正在文书中，便有“同力共养”的要求，如从现代人的观念来讲，等于是他首先实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农场，《原本大学微言》，页657。
  [50] 乾隆二年二月三日，《乾隆嘉庆两朝奏议》。
  [51] 乾隆二年二月甲子，《高宗实录》卷36。
  [52] 乾隆八年九月丙申，《高宗实录》卷201。
  [53] 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9；另见晏斯盛三疏，《皇朝经世文编》卷40。其后又有梁畅善、刘天成等请行均田。高宗谕：三代井田之法，岂非王政之善？“此亦宜于古而不宜今。近世人情日薄，谁肯先公后私”？均田亦称善政，而“无论夺富以益贫万万不可，即使裒多益寡，而富人之有余，亦终不能补贫人之不足，势必致贫者未能富，而富者先贫。”刘天成此奏，“若以为嘉奏疏则可，若以为目今治世只良法，则未然”，陈振汉等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农业编第一分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页312—313。
  [54] 今日之田制，大约最近于传统的“均田制”，参见高王凌：“当代改革的历史依托”（未刊文稿，1987）。
  [55]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壬午，《高宗实录》卷9。
  [56] 乾隆五年六月戊寅，《高宗实录》卷118。
  [57] 乾隆五年闰六月庚子，《高宗实录》卷120。
  [58] 乾隆十三年二月甲戌，《高宗实录》卷309；以上参见经君健：“论清代蠲免政策中减租规定的变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1。
  [59] 参见《国家的视角》，页，101；当然，与纳贡相对应的税收在中国是早就实现了的。另据研究，在明代十六世纪，赈济灾荒本是由地主负责，见森正夫：“一六—一八世纪にぉけろ荒政と地主佃户关系”，《东洋史研究》第27卷第4号，1969，页69～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