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我们仿佛能看到上帝为他创造的生命的美和善，而搓着双手兴奋不已。上帝在《约伯记》中对撒旦讲话时就断言他的创造之善美。当时撒旦还没有堕落成处处与上帝作对的邪恶源泉。在这个故事中，撒旦仍是上帝天庭中的一员，尽管他已经明显地在变成一个上帝的仆人的资格检验官，就如同当今法庭上检察官总是揭出证人的痛处，削弱其证词的分量一样。上帝骄傲地指着约伯问撒旦，他是否已经考虑过上帝的仆人约伯。实际上，上帝是在炫耀，他实际上是在问撒旦：“你不觉得他很了不起吗？”不管怎么说，是上帝为他消灾免祸，让他飞黄腾达的。让上帝如此娇宠的人，本没有什么自身的长处。上帝是把自己的名誉押到了约伯身上，而约伯不得不忍受种种苦难，因为撒旦希望约伯为自己承受的无名之苦而谴责上帝。
上帝一定看到过他创造的人类高贵、热诚和慷慨的时刻。当他看到那些不畏暴君的人、那些为信仰而死的人所表现出的正气和勇气，当他看到圣方济各、特蕾莎修女[4]、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时，上帝一定说过：“不，这个险还是值得冒的。他们没有辜负我对他们的信任。”上帝会又一次得意地搓着手说，他的所见不仅仅好，而且是很好。
在东开普进行的听证会上，也有一个故事表现出人类精神的崇高。解放运动之一的泛非大会通过其武装力量阿扎尼亚人民解放军，决定加强武装斗争，宣布1993年为“大风暴之年”，尽管当时种族隔离政府和反对派的谈判已经开始。首先袭击的目标是1992年11月在威廉王镇高尔夫俱乐部举行的品酒会。4人死亡，蓓丝·萨维芝女士是重伤员之一。她接受了开胸手术，在特护病房住了整整7个月。出院时，她仍然生活不能自理，靠她的子女为她洗浴、穿衣和喂食，为她料理我们连想都不愿想的事情。这对她是很大的不幸。她的双亲对此特别想不通，因为他们从来都是教育孩子要尊重他人，无论其种族或地位如何。在当时的南非，这样做的确勇气可嘉。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在一个反对种族隔离及其疯狂政策的家庭长大的孩子，反而成为他们竭力相助的人的袭击目标。他们不能接受没有特定目标的袭击，即任何白人都是目标，因为在高尔夫俱乐部举行的聚会上，任何人都无法区分谁支持谁、谁反对谁。
蓓丝·萨维芝认为她的父亲是伤心而死。她告诉我们，即使到了1996年听证开始时，她仍然不能通过机场的安全检查。各种警报警灯都会启动，因为她身上仍存留着弹片。她讲述的这场经历给她带来的影响，颇为震撼人心：
总之，我必须说，经过这一切创伤之后，我感到更加充实。我觉得对我来说，这的确是一种丰富了人生的经历，是一条成长的曲线。我借此与遭受同样创伤的人们产生了共鸣。
她说这一切丰富了她的人生！这才真是出语不凡，再一次表明我们中间的确有出类拔萃的人。如果仅此而已的话，她的话已经不同凡响。可是，当被问及她对给予罪犯大赦有何看法时，她接着说：
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但是，正像我对许多人都说过的那样，我真心希望的，是以宽容的精神，和向人群扔手榴弹的人见面，并希望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也能够原谅我。我的确很想和他们见面。
她的崇高姿态令我们许多人肃然起敬，并为几乎所有的受害者—无论黑人还是白人—表现出的宽容大度，而充满了深深的感激之情。这似乎是我们国家的好兆头。
在东伦敦同一场听证会上，我们还听取了科拉多克四人帮的遗孀们的证词，其中包括诺蒙迪·卡拉塔、诺布依塞罗·姆拉乌利及其女儿巴巴尔瓦·姆拉乌利。巴巴尔瓦意思是“幸运儿”，而她在听证会上所说的一字一句，也的确给听众带来了幸运和祝福。
这4个人致力于为其生活的乡村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乡村遭受的种族隔离之苦比城镇更为深重。（不过很难让城镇居民相信这一点。他们都认为自己的生活状态形同地狱。）4人在被绑架和杀害之前，都经常遭到警察的拘留、拷打、威胁和骚扰。
受害者之一福特的妻子诺蒙迪·卡拉塔在我们的第一次听证会上作证：
［东部省］《导报》送到的时候，我看了看大标题。我的一个孩子说：“妈妈，看这儿！爸爸的车被烧了。”当时，我浑身颤抖，害怕丈夫会遭不测……尼亚米［格尼维，科拉多克四人帮中另一受害者的遗孀］总是非常帮忙，当时我才20岁，不能应付这一切，于是我被送到尼亚米家。我到的时候，尼亚米正在嚎啕大哭……
证词讲到此时此刻，卡拉塔太太忍不住放声痛哭。这种哭声几乎成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特征之一，人们来到这里，可以哭泣，可以敞开他们的心胸，可以把心中郁闷已久、无人理会的愤怒发泄出来。我宣布休会，让她平静下来。重新开始时，我带领众人唱起了Senzenina?（《我们做了些什么？》）。
后来，诺布依塞罗·姆拉乌利太太讲述了他们是如何对待她的丈夫西塞罗和巴巴尔瓦的父亲的：
我阅读了验尸文件……在上腹部有25处伤。这些伤表明，他们要么用不同的凶器捅了他，要么许多人同时在打他。下腹部也有伤，但是伤口数量达到43处。我们还知道，他们往他的脸上泼了酸。然后，他们齐腕剁下他的右手，怎么处置的那只手，我就不知道了。
事实上，那只手被泡在酒精里，保存在伊丽莎白港的警察总部。警察就用这被叫做“狒狒之爪”的手，恐吓拘留的人。他们说，如果不与警察合作，拒不交代，那么这就是他们的命运，而且可能更惨。
巴巴尔瓦（西塞罗的女儿）知道所有这一切。她经历了母亲在安全警察手下遭受的所有骚扰和侮辱。她讲述了自己作为一个活跃分子的女儿的故事。这中间既有城镇人民给予的温暖和支持，也有警察带来的无休止的折磨。
她讲述完自己的经历后，说她想见到杀害她父亲的人。她说得很平静，带着她同龄人少有的成熟和尊严。整个大厅静得能听到一根针掉在地上，只听她说：“我们确想宽恕，但不知宽恕谁。”
当时还不知道罪犯的身份。种族隔离政府曾进行过死亡调查，并任命了司法委员会负责将此血腥案件调查到底。警察部门把这一切变成了一场骗局。他们使出浑身解数串通一气提供伪证。直到罪犯们利用委员会的大赦进程申请大赦时，方才真相大白，揭露出杀害科拉多克四人帮的凶手实际上是警察部门。
1992年9月，发生了后来被称为“比绍大屠杀”的惨案。比绍在东开普省，是奥乌帕·格阔佐准将统治的“独立”家园西斯凯伊的首府。开始时他对非国大颇为友好，但后来关系逐渐紧张。他宣布西斯凯伊为该党的禁地后，关系更加恶化。非国大决定在比绍组织游行，宣传在所有家园特别是西斯凯伊、博普塔茨瓦纳和夸祖鲁应有政治活动的自由。（这些以及其他家园都是在种族隔离政府分而治之的政策下建立起来的，其目的是要剥夺所有南非黑人的公民身份，使他们成为遍布南非的、以种族为基础的、七零八碎的班图斯坦的公民。夸祖鲁抵制住了政府迫使其“独立”的努力，但三地的领袖都感受到了非国大的威胁。）
非国大举行政治活动自由游行时，西斯凯伊的国防军士兵开枪射击手无寸铁的游行者，造成30人死亡。28名示威者当场中弹死亡，一个西斯凯伊士兵被同伴误杀。另一个非国大的支持者于1995年因伤重不治死亡。
委员会就比绍大屠杀进行了两次听证会,而第一次举行的地点就在离惨案发生地点不远的比绍。现场挤得水泄不通，人群中既有当年受伤的人或死者的亲属,也有参加过那场最终变成了惨案的游行的人。会场气氛紧张浓烈。一些曾参加游行的非国大高级领导人将出面作证，其中有当时的非国大秘书长谢里尔·拉马福萨，他后来成为制宪议会的主席，为我们奉上了令世人称颂的宪法；还有现任水利事务部长罗尼·卡斯理尔斯。
最早的证人之一是西斯凯伊国防军的前首领马里奥斯·奥埃尔齐格少将。他激怒听众的，与其说是他说话的内容，不如说是他说话的方式。也许他保持着军人的姿态，充分控制着自己的情感。或许这是军人本色，不应喜怒形于色。但当人们受到了伤害，感情极其脆弱的时候，这种态度就显得过于冷漠和铁石心肠了。他讲完证词后，大厅里的气氛骤然升温。
其他证人是前国防军军官，包括一个白人，其他都是黑人。白人军官赫斯特·舒贝斯伯格上校是他们的代言人。他说，的确，他们命令士兵开了枪。会场的气氛紧张得好像凝成了硬块。听众的情绪越来越充满敌意。接着，他转向听众提出了不同寻常的请求：
我要说我们非常抱歉。我要说我们终生都将背负比绍大屠杀的重负。我们无法让它消失。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我特别请求那些受害者不要忘记—我无法提出这样的请求—但是求你们宽恕我们，让军人们重新回到社会中去，完全接纳他们，设想一下他们当时承受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