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我只能做到这些。我非常抱歉，这个我可以说，我非常抱歉。
原本恨不得绞死他们的人群此时作出了出人意料的举动。大厅中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难以置信！气氛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上校的同事一一表示抱歉，等掌声渐渐停息时，我说：
我们是否可以静默一会儿，因为我们现在经历着极其深刻的历程。我们都知道，请求宽恕并非易事，宽恕他人也同样不容易，但我们也都知道，如果不能宽恕别人，就没有前途。如果夫妻吵架，其中一方不说“我很抱歉”，而另一方也不说“我原谅你”，那么关系就难以维持。我们的总统和许多其他人都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谁也没有料到那天事情的转机。仿佛有人挥动特殊的魔棒，将愤怒与紧张瞬间化解为了社会宽容、前嫌尽弃的壮观场面。面对这样的场面，我们感到自己的渺小，也深深地感谢所谓普通人所表现出来的大度和崇高。
1985年圣诞节前夕，南非军队袭击了内陆高山王国莱索托的首府马塞卢。袭击导致9人死亡。4天之后，夸祖鲁―纳塔尔省的海滨小镇阿曼泽姆多蒂的一个购物中心发生爆炸，5个从北部来此进行圣诞购物的人丧生。年仅19岁的非国大活跃分子苏布西索·安德鲁·荣都坚持说这是对袭击莱索托的报复。他被判有罪，判处死刑，并在1986年9月执行。他的两个同伙也被警察处决。
爆炸案中的死者之一是科尼留斯，即到委员会作证的约翰·史密特先生8岁的儿子。（前面我已经提到他在儿子死后作出的不同凡响的反应。）
我告诉报界，我认为我的儿子是个英雄，因为他是为自由、为被压迫的人民而死。很多人因此批评我，认为我是个叛徒，并谴责我，但我仍然这样认为。人人都把非国大叫做“恐怖主义者”，却看不到事情的另一面。如果我不是因为自己的亲身经历，不是亲眼看到［黑人］是怎样斗争的话，我也不会意识到这一点。
这番话的确不同寻常。一个父亲本来应为自己的儿子被夺去幼小、无辜的生命而怒火冲天。然而，这个白人父亲，而且还是个阿非利卡人，所说的话令人感动莫名。这本是我们梦想得到但又不敢希冀的东西。奇迹在我们眼前发生了，我们不是在做梦。我们亲耳听到了他的话，却又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1993年8月，泛非学生组织（PASO）联合支持非国大的南非学生大会（COSAS），在开普敦举行示威游行。学生们砸了很多汽车，全然不顾非国大对其行为的谴责。他们的口号也充满杀气，如“一个定居者，一粒枪子儿”、“杀了农场主，杀了布尔人”等。一些年轻的黑人活跃分子在大赦申请中说，是这些口号煽动他们进行了血腥的活动。
艾米·比埃勒是来自美国加州的富布赖特基金资助的西开普大学学者。来到南非之前，她曾长期参加斯坦福大学的反种族隔离学生运动。1993年8月25日，她开车送几个学生朋友到古古乐图去。一群年轻人用石头砸他们的车。艾米和朋友们下车后，人群开始追赶他们，用石头砸她，用刀砍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此献身正义的她，竟死在她支持的人们手中。
她的家人显然悲痛欲绝。然而，他们没有满怀仇恨、寻求报复，没有反对那些残忍地杀害了亲人的凶手申请大赦。比埃勒夫妇参加了大赦申请听证，并表示完全支持和解与大赦进程。他们与杀害女儿的凶手的家人拥抱在了一起。
更值得称道的是，他们建立了艾米·比埃勒基金会，其宗旨是要帮助镇上的年轻人，而镇上的居民很可能就有人参与杀害了他们的孩子。比埃勒夫妇经常回到南非，关照基金会的事务，并经常经过他们的女儿命归九泉的地方。他们作证说，女儿的死使他们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他们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帮助女儿死去的那个社区的年轻人。他们热诚地致力于拯救古古乐图的青年，拉他们走出命中注定的死胡同，把他们从暴力犯罪中解救出来，走上具有责任心的成长之路。
20世纪80年代，非国大开始爆炸行动。它声称爆炸的目标是安全部队人员或其工作场所，如警察局和军事设施。但是，与非国大宣布的意图相反，爆炸中死伤的大部分是平民。
第一次大规模爆炸发生在1983年5月20日比勒陀利亚的教堂街。威力巨大的汽车炸弹在南非空军总部所在的市中心爆炸，21人死亡，219人受伤。其中11位死者为空军总部工作，两位是非国大武装力量成员，其余均为平民。
219名伤者中，有一位双目失明的内维尔·克拉伦斯先生。他费尽周折才从空军得到伤残赔偿和抚恤金，但是他却对违反人权案件委员会说：“我对汽车爆炸案的罪犯，无丝毫怨恨，从来没有过，将来也不会有……”
策划这场爆炸的人申请大赦时，他参加了听证会。主要申请人是阿布巴克·伊斯迈尔先生。内维尔·克拉伦斯没有对大赦提出异议。相反，他走到已经为造成平民的伤亡而道歉的伊斯迈尔先生面前，与他握手，并说尽管他的行动让自己双目失明，他还是要原谅他，希望携起手来，为所有人的幸福共同努力。他后来说，他们的手紧握在一起，仿佛不愿松开一样。他们握手的场面在电视上播放，并登载在报纸的头版头条。这比语言更能说明和解与抚慰进程的意义，成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标志之一。
我把到委员会作证的受害者形容成“出色的”、“非凡的”和“特别的”，他们也的确名副其实。但是从另一重要意义上来讲，他们又不是“出色”、“非凡”和“特殊”的，因为他们并非唯一的例外或是不合常情。否则，南非应对分裂的、可怕的、伤痕累累的过去的方式，就不可能成为世人仿效的典范，因为那样说来它就不可重复。那种说法也有不顾事实之嫌—比埃勒一家就是例证。他们不是南非人，而是美国公民。因此，南非人没什么特别。或许更好的说法是，每个民族都有平凡的人能够成就不凡的事，都有人民在面对过去时可以让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进程成为可行的选择。犯下滔天暴行的人是如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很可能就是自家邻居；同样，那些显示出非凡的宽容和大度精神的人，也可能就是附近的街坊。令人欣喜的是，宽容与和解在哪里都是可能的，而且也确实常常无声无息地发生着。
下面的故事发生在美国。玛丽亚塔·杰埃格和丈夫带着5个孩子在蒙大拿州度过了愉快的暑期野营假期。假日的最后一天，她最小的孩子7岁的苏西失踪了。玛丽亚塔抱着一线希望，盼着找到女儿。一天晚上，劫持苏西的人打来电话，她以为有希望了，但那人不过是想嘲弄她。最终，罪犯落入法网，孩子的尸体也找到了。她见到了杀害女儿的凶手，并说她宽恕他。下面就是她对这段经历的讲述：
我终于认识到，真正的正义不是惩罚，而是恢复，不一定是恢复原来面目，而是恢复本应该具有的状态。在我信仰的希伯来和基督教的教义中，那里描写的上帝是充满慈悲和爱心的上帝。上帝寻求的不是惩罚、毁灭或把我们置于死地。他总是不懈地努力着，帮助和抚慰我们，让我们恢复与和解，让我们重新获得我们生而应有的丰富而充实的生活。现在，这就是我要对杀害我女儿的凶手行使的正义。
尽管他可被判死刑，但我觉得以苏西的名义处决劫持犯，会玷污了她的可爱、美丽和善良。她值得我们用更加高尚和美好的方式来纪念，而不是把这个已经毫无招架之力的囚徒，以既定的方式冷冰冰地处死，无论他的罪行是多么该死。我觉得我对她最好的纪念，不应是做出我所痛恨的事，而是告诉大家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都值得保留。因此，我要求检察官采纳另一判决—终身监禁，不得保释。我的要求得到了满足，而且这一判决作出后，罪犯才供认了杀害苏西和另外三个孩子的罪行。
我承认，一开始我真想亲手杀了这个家伙，但他的罪行结案后，我深信我最好和有益的选择莫过于宽恕。在失去女儿后的20多年里，我一直在帮助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而我的经验一再得到证实。受害者的家属当然有权感到愤怒，这是人的正常反应，但是始终抱着复仇心理的人，最终只能给罪犯又送去了新的受害者。他们为过去困扰、折磨，无法解脱，生活质量受到严重损害。无论我们多么有理，我们的不宽容只能伤及自己。气愤、仇恨、恼怒、痛苦、报复—这一切是死神的精灵，会像夺去苏西的生命那样，也夺去我们的“一部分生命”。我相信，我们要成为全面、健康和快乐的人，就要学会宽容。这就是玛丽亚塔福音中永恒的教训和经验。尽管我不愿事情如此，但从我女儿之死中得到生命礼物的第一人就是我。[5]
故事震撼人心。
无独有偶，爱尔兰总统玛丽·麦卡利斯在其著作《不屈的人生—乱世之爱》[6]中，讲述了格登·威尔逊在其女儿惨遭杀害后的非凡举动：
能达到如此平静的精神状态，绝非一般人之所为。我想他们该是某种圣人，不是那些被美化、被册封的圣徒，而是与他们在一起我们可以感到上帝就在身边的那种人，因为无论他们身处何处，都有上帝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