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我请求你，我请求你，我请求你。我还没有就发生的问题调查出任何结果。我是作为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一个普通人在讲话。你是一个伟大的人，你不知道如果你说出“对不起，出了问题，原谅我”，你将会更加伟大的。我求你了。
曼德拉夫人回应道：
非常感谢你充满智慧的一番话。这是我一直都知道的你作为神父的一面，希望这一面没有改变。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告诉［阿布巴卡·］阿斯瓦特博士[1]我是多么的抱歉，告诉斯登皮埃的母亲我是多么的抱歉。几年前当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曾向她道过歉。我要说的确出了问题，我完全同意，我们也都知道是什么因素导致了问题的发生。我为过去痛苦岁月中所出现的严重问题，表示深深的歉意。
话说到这里，我宣布休会。
这听起来好像是个不冷不热的请求，但即使对半心半意的宽恕请求，我们也不能表示不屑。说出“我很抱歉”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在任何语言中，这都是最难吐的字眼。即使在床笫之间，我都觉得很难跟太太道歉。我可以想见在电视镜头前、在大庭广众之下要说出这几个字，又是多么艰难。
先知以赛亚说上帝的奴仆非常温顺，甚至不会吹灭一个火星。我想这是曼德拉夫人第一次公开道歉，对她这样一个高傲的人来说，这的确非同一般。在听证过程中，媒体拍下了她和赛伊佩伊太太的合影。有人说这是委员会有意安排的，因为促成这两个人之间的和解，会大大提升委员会的威望。但实际上，这是赛伊佩伊太太主动提出的，她本身就是一个不计前嫌的了不起的人。
我的同事、违反人权案件专门委员会的副主席雅思明·苏卡，向南非广播公司电台记者介绍了公众，特别是白人对我的呼吁的反应。
我认为有些人误解了他的举动，以为他是在给她找台阶下。但我认为事情本该如此，本来就该说：出了问题，我们要对此负责。我觉得那一时刻非常感人，可以说是委员会的一个闪光之处。
我没时间考虑如果曼德拉夫人反驳会出现什么后果。我满怀热诚的请求很可能被置若罔闻。幸亏她作出了相当积极的反应，我也可以第二天放心地乘飞机到开普敦赶赴另一个紧急会议。说得轻一点，我感到如释重负。
但是，在夸祖鲁―纳塔尔省一个警察的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一个人主动努力求得宽恕会得到什么结果。1988年12月，布特莱齐领导的因卡塔自由党和与非国大结盟的联合民主阵线打得不可开交。警察上校布赖恩·米歇尔命令一群临时警察向联合民主阵线的支持者开枪。这些警察被戏称为“Kits”警察（Kits在阿非利卡语中意为“速成”），因为他们只经过初级训练就被拉出来对付人民了。他们往往纪律涣散，有时酒气熏天就上班了。他们的装备是霰弹枪。城里的青年跟他们捣乱，他们和其他警察一样，被蔑视为走狗。因此，他们一般不会对“制度”的反对者心慈手软。但这一次，他们听错了命令，攻错了目标。他们没有袭击联合民主阵线的支持者，反而枪杀了托拉斯·费得农场11个守夜的妇女和孩子，使这个不问政治的村子沉浸在悲伤之中。米歇尔被判有罪，并受30年监禁。在听证会上，他请求得到被他伤害的人们的宽恕。
我只能请求直接或间接卷入此案并受到影响的人们……考虑宽恕我……我已经失去了生活中的一切……
托拉斯·费得农场的人们说他们可以宽恕他，但他必须积极参与到被他毁掉的社区的重建中来。米歇尔做了一件很有勇气的事。他要求委员会安排他访问农场。事情很可能出问题。会议一开始紧张而艰难，大家都有些不自在，农场的人自然抱着敌意。他迟疑了一下，开始对人们讲话：
我想感谢你们允许我今天来到这里，感谢到目前为止你们对我表现出的善意。有人告诫我今天不要来。尽管如此，我还是来了，因为我知道这样做是对的。
我得知许多在1988年离开这个地区的人还不能重返家园。我认为，必须想办法让这些人回到自己的土地，耕种自己的土地。还必须实现这个地区分歧严重的各政党之间的和解。
气氛开始变化，开始缓和。有一两个受害人还不大情愿宽恕他，但大部分人都为他的到来感到高兴，等他离开时，已经是亲热地向他挥手告别了。这一出紧张而轻松的会面上了电视，并在南非广为报道。这对暴力和动乱不断的夸祖鲁―纳塔尔省来说，是件大好事。我肯定，这件事也会鼓励其他人走上化敌为友这条虽然艰辛但最终回报丰厚的道路。
米歇尔因为参与秘密策动政治团体间的争斗而付出了沉重代价。他的太太与他离婚，他很长时间见不到儿子。我赞赏他把自己的悔恨化为帮助受害人实际行动的意愿。或许这样的赔偿应该成为准予大赦的条件之一。这样，所谓得到大赦的人白占了便宜，而受害者依然贫困痛苦的言论，就会不攻自破了。
另一个故事同样表明，在其他方式失败的情况下，委员会是可以揭出真相的。1988年8月31日凌晨，炸弹爆炸的巨响震撼了约翰内斯堡的科特索大厦，南非教会理事会的所在地被夷为平地。无人重伤，这简直是个奇迹。一个守夜人从电梯上被抛下来，也只受了轻伤。对面老人公寓的窗户被爆炸的冲击力炸得粉碎，像飞弹一样散射出去，但住户都逃了出来，没有重伤员。科特索大厦前的街道白天总是车水马龙，火车站就在附近，行人熙熙攘攘，小贩往来叫卖，一片热闹。到我前去观看现场时，见到大厦门厅中一幅耶稣护卫一座城市的挂毯在一片狼藉中丝毫无损。这或许就昭示着真与善终将取胜。
我与大厦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大厦正是在我担任教会理事会主席期间在德国教会的慷慨支持下买下来的。我作为南部非洲都主教，赶乘能够搭乘到的最早一班飞机从开普敦飞到出事地点，对理事会及受到严重伤害的工作人员表示声援。我和当时的秘书长弗兰克·契卡尼巡视现场时，对他开玩笑说，我交给你一座宏伟大厦，你怎么能让它遭到如此下场呢！大部分人都认为即使没有符合庭审要求的证据，我们也知道这不过是种族隔离政府的又一肮脏伎俩。因此，我们谁也没有理会政府宣传机器随后的报道。当时的法制及秩序部长阿德里安·弗洛克居然宣布非国大应对科特索大厦爆炸事件负责。当时非国大仍是被禁的政治团体，其成员动辄被称为受到“共产主义煽动”的“恐怖分子”。他居然有胆量指名道姓地说出警察当局声称的幕后策划者。一个叫薛利·古恩的女士受到指控，在未经庭审的情况下，带着她还是婴儿的儿子被关了6个月。
大部分白人都深受政府控制的宣传机器的影响，他们不假思索就接受了政府的解释。对他们来说，这不过是那些野蛮家伙的又一恐怖行动，为的是要推翻为白人提供了世界上一流生活水平、让本地人循规蹈矩、敬畏上帝的基督教政府。大多数白人都相信弗洛克，并为能够如此迅速制伏恐怖分子的警察部门感到自豪。他们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安全得到可靠的保障。如果我是白人，恐怕也会有同感。只有心怀慈悲，才能放弃一个给自己带来如此多的特权、优惠和好处的制度。我总是对那些反对给他们带来巨大好处的制度的南非白人钦佩不已。
如果没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世界和南非恐怕永远无法了解科特索大厦事件的真相。不可能指望警察揭自己的疮疤，整个世界会继续认为非国大是罪魁祸首，当然有些人也不免嘀咕，对一个坚决反对种族隔离、常常被称为“穿教袍的非国大”并被指责为非国大恐怖主义挡箭牌的组织，非国大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政府有时声称教会理事会是非国大的补给站，楼里藏着非国大的武器。白人中又有许多人相信这一派胡言。他们就不问一句：既然警察证据在握，为什么不干脆搜查大厦，向世界揭露教会理事会，让他们永远失去作为以和平方式促进变革的组织的名声呢？（果真如此，几乎所有海外教会和政府都会抛弃南非教会理事会，视其为耻辱，理事会也会因此失去最重要的资金后盾。）但是，政府说什么，白人就相信什么。他们不想问那些难堪的问题—大树底下好乘凉，何必把大树砍倒呢？
后来，曾向媒体断言非国大一手制造了爆炸事件的前内阁部长弗洛克先生在其大赦申请中披露了事实真相。正如他明确宣布的那样，这一恐怖行动实际是他手下的部门所为。本该维护法律和秩序、惩治恐怖分子的警官们，竟亲手制造了严重的城市恐怖事件。这清楚地表明可憎的种族隔离制度道德败坏，不得不靠如此邪恶的手段苟延残喘。
这也是为什么警察部门无法解决我国历史上许多悬案的原因。是谁杀害了史蒂夫·比科？是谁把“培伯克三人组”残忍地引向死亡？是谁杀害了“科拉多克四人帮”？又是谁炸毁了南非工会总部大楼和罗马天主教总部？警察部门无法破案，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罪魁，并企图用谎言蒙骗公众。这些犯罪不是偶然的，不是像种族隔离政府的维护者所称是个别“坏家伙”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