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这是种族隔离企图破坏法制、垂死挣扎的一种表现。这个制度毫无正义可言，已经烂透了。这一切是其本性使然。
弗洛克先生披露，科特索大厦爆炸事件是在前总统博塔主持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后，根据他的指示进行的。博塔先生和一些人声称此事件不构成对人权的严重违反，因而不属委员会的管辖范围。但是，事件中无人伤亡，恰是罪犯们的大幸。执行者之一尤金·德考克上校告诉委员会，他们接到命令，如果有人干扰爆炸，即使是警察也格杀勿论。政府颠覆其本应尽职维护和保卫的法律，是无论如何不能为人接受的。
值得称道的是，弗洛克先生在申请大赦后，就恶毒诬陷古恩女士一事向她深表歉意。尽管什么都无法补偿她失去人身自由和遭受不公的痛苦，但令人欣慰的是，她至少因为这一暴行所造成的伤害成功地将政府送上了法庭。
契卡尼博士在反对种族隔离的岁月里，经受住了炸弹袭击、牢狱的酷刑和对他的叛国罪审判。一天，在去纳米比亚的途中，他突然身患重病。他康复了，但后来才意识到这一切是在他换了衣服之后发生的。他几乎忘了这件怪事，直到他在美国几乎死在餐桌旁。这件事救了他的命，因为他太太所在的威斯康辛大学有个学者正在研究毒药。结果发现，他吸收了喷洒在衣服上的有机毒药。大部分人都怀疑，这是政府为保住政权玩弄死亡游戏的又一例证，这一次是暗杀反对派。如果没有大赦进程，我们还得继续愤怒和怀疑下去，继续为不能找到确凿证据印证我们的猜测而懊恼不已。
现在真相大白了，因为委员会在1998年6月就前政府的化学及生物战计划，举行了公开听证会。在这些公开会议上揭示出的一切令人不寒而栗。新的民主政府对公开听证表示不快，担心公开揭露某些秘密计划，会置其于违反它所签署的不扩散条约的境地。我们做出了令人满意的安排：当政府力图对听证加以限制时，我裁定听证必须公开进行，因为我们是在努力培养一种透明、负责和尊重人权的新文化，但我们会采取预防措施，防止有损国家安全或导致违反不扩散条约的消息泄露出去。
我们很快搞清了，与种族隔离政府所声称的恰恰相反，其化学和生物战计划并非仅仅用于防卫目的，而是具有很强的攻击性。令我胆寒的是，一切都做得那么科学、严谨、冷静。在此之前，我们就听到过提交给委员会的许多事实细节。但是，一尘不染的实验室中穿白大褂的人们，在设计这些攻击性计划时也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他们背弃科学，为邪恶服务。参与初步调查的委员会工作人员值得称道，开普敦大学的学者帮助我们的工作人员解析复杂的科学公式，同样值得褒奖。
听证会上展示的证据表明，科学家、医生、兽医、实验室、大学和具政治倾向的公司，通过广泛的国际网络支持了种族隔离。科学实验的目的是为了给某些人群带去疾病，损害其健康。霍乱、波特淋菌、炭疽病、化学毒药及镇静剂、摇头丸等（用于集体控制的）毒品的大量生产，都是这一计划中的项目。我们现在不得不问，开普敦有色人公寓毒品泛滥，这究竟是不幸的社会现象，还是和化学与生物战计划存心破坏这些社区的风化有关呢？
一切都显得有点离奇古怪，某些方面甚至像詹姆斯·邦德电影中的情节。下毒的工具包括特殊的雨伞、改锥和其他可以成为致命武器的东西。但是，利用科学对付无辜的人们，让我不由得想到达豪集中营的恐怖。对我来说，化学与生物战计划是种族隔离最没有人性的一面。我可以接受其维护者会尽一切努力垂死挣扎，但从没想到他们会败坏到如此地步。计划的领头人是一个心脏病专家乌特·巴森医生，媒体称之为“死亡医生”。当不得不来到委员会时，他表现得颇为冷漠，和我们捉着迷藏，称他已经受到刑事起诉，为我们作证可能会让自己罪责加重，因而不能提供证词。他的举动带着挑衅，出席听证时，他穿的是曼德拉总统喜爱的那种色彩鲜艳的“马蒂巴”上衣。
该计划耗资巨大。其研究却建树平平，而执行者的不称职，更是令人瞠目结舌。这对计划谋害的目标反而成了幸事。几乎置契卡尼博士于死地的神秘行动也揭开了盖子。在他的一次旅行中，行李箱被做了手脚，内裤被浸上毒药，但浸得不够。可见，执行下毒命令的人不称职，让他捡了条命。据说计划中有一个项目，是要找到一种专门针对黑人的细菌，以降低黑人的生殖能力。
科学家沙尔克·范·伦斯伯格医生是证人之一，他在听证会上说：
曾有计划用不留痕迹的重金属毒药铊掺入曼德拉总统在普尔斯莫［监狱］使用的药品。曼德拉释放后，我在和［另一个研究人员］安德烈·伊梅尔曼谈话时……他很肯定地说纳尔逊·曼德拉的大脑功能肯定会逐渐受到损害。
感谢上帝，他们都未能尽职。我们民族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曼德拉这样一个宽容与和解的热情倡导者。
1998年6月14日，即化学和生物战听证会后的那个礼拜天，我应邀到比勒陀利亚林伍德一个白人富人区的荷兰新教教堂布道。这也是一些前政府要员的教区。教堂里要人云集，这也是我第二次进入虎穴。
直到最近，白人的荷兰新教教会一直坚定地支持种族隔离。它为种族隔离提供神学依据，而且甚至在政治家之前就提出某些立法，以上帝的名义主张种族的隔离。他们利用巴别塔、人们被分散并因语言不通而无法沟通以及“含”（Ham）的咒语（他的子孙后代被诅咒永远做“奴仆的奴仆”）等故事，让本地人循规蹈矩。用在巴别塔的故事中上帝对人类罪孽的惩罚，来解释上帝的神圣意愿不免奇怪。这完全忽视了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中记录的第一个基督圣灵降临节，在教会看来这是对巴别塔的彻底扭转。大部分教会都谴责种族隔离为异端邪说，而荷兰新教教会却骚扰那些反对其立场的人，并宣布其为异教徒，其中就有继我担任南非教会理事会秘书长的贝叶尔·纳武德博士这样的出色人物。
但是，这个长期从神学上坚持种族隔离的教会，终于放弃了这一立场。它把过去受到迫害和具有长远眼光的见证人请到了宗教大会上，并公开为教会给他们带来的痛苦表示深切的歉意。看到贝叶尔·纳武德这样的上帝的忠实维护者恢复了名誉，令人很是欣慰。很少有教派会如此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行为的错误。我自己所在的圣公会在其教义、宗教大会及大会的决议中，一向反对种族隔离，但它却是以种族隔离的形式存在的。当然，南非是一个种族隔离的社会，很难有非种族主义的教区，但圣公会却迟迟不肯承认它说的是一套，做的却是另外一套。许多白人教民拒绝和家庭帮工一起领圣餐，但就是在种族隔离制度下他们也没有理由这样做。教会建立一个多世纪后，才在1960年任命了第一位黑人主教。政府并未下令让教会根据种族给牧师发放津贴，但实际上白人牧师比黑人牧师的薪酬高得多。因此，我们圣公会的人和荷兰新教教会相比，也没什么好自得的。
为比勒陀利亚之行做准备时，我心中忐忑不安，因为那里的许多白人，特别是阿非利卡人，都视我为恶魔，称不上是基督徒。他们怀疑，我主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实际上是要追杀阿非利卡人。然而，我受到了热烈欢迎。教堂里挤满了人，音乐美妙极了。一群孩子手持蜡烛，列队走进来。我讲的经文是《罗马书》5 : 8中我最喜爱的一段：“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我进行的唯一布道，就是上帝是以慈悲的心怀无偿地爱着我们，我们不需要取悦上帝以换取他对我们的爱。
接着我说，阿非利卡人认为他们在南非的政治、社会和社区生活中，只有两种选择，即要么做统治一切的人上人，要么做卑躬屈膝的人下人，任人践踏。我说，现在还有激动人心的第三种选择，即热诚地欢迎新制度，用他们掌握的巨大财力、技能和经验，帮助建立人人得益的社会新秩序。
我告诉他们，化学和生物战听证会揭示出的一切是多么让我心痛。我祈祷，在白人中间，特别是在阿非利卡人中间，能够出现领袖人物，帮助我们正视这一切，并且明确道歉，而不要自作聪明，虚情假意地让道歉成为空话。这是一个惊人的时刻。人群中有几个人在啜泣，奥奇·鲁本海默牧师走上讲台，和我站在一起。他的双眼噙满泪水，忍不住在低声哭泣。他说，他担任随军牧师30年，从不知道有这种事在计划中或已经发生。他哽咽着请求我的宽恕。我们在讲台上拥抱在一起，人群中发出了激动的欢呼声。
上帝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成就了一些离奇的事情，而这就是其中不凡的一件。这件事能在比勒陀利亚富人区的荷兰新教教堂中发生，就显得更加非同寻常。这就如同美国南部的白人牧师在黑人牧师布道的教堂里，为隔离黑鬼而赔礼道歉；又如同以色列前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到约旦河西岸为巴勒斯坦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赔礼道歉一般。我们共同的祖国的确充满了希望。只有最为冷酷的人才会对此无动于衷。这个例子，再次显示了上帝通过委员会实现的非同寻常的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