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在委员会的早期工作中，我们在开普敦附近的帕尔举行过一次听证。当时最重要、最感人的，莫过于荷兰新教教会主要神学院所在地斯泰伦勃斯的白人长老会发表的讲话。他们坦言没有遵从耶稣基督福音书中的要求和戒律，这是我们从他们口中听到的最直接、最明确的忏悔。长老会对自己与非正义的社会政治制度沆瀣一气，而不是和穷人、下层人及被压迫的人们站在一起，并未含糊其辞。在往往是自我狡辩的氛围里，这不啻是一股清新的空气。
在帕尔举办了一个特别展览，展示种族主义历史和反种族隔离斗争的重大时刻。其中一个部分是关于征兵的，展品之一是士兵华莱士·麦克格莱格在纳米比亚争取独立的斗争中使用过的军服和武器。他出生在阿非利卡人家。他母亲安娜玛丽还不能接受儿子已战死边境的事实。在书面陈述中，她对我们说：
我被告知，我的儿子在［纳米比亚北部］离奥沙卡提几公里的地方被杀。他被裹在厚厚的密封塑料袋里运回了家。我们接到命令，不得打开塑料袋。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的儿子四肢还完整。他叔叔双手摸遍了塑料袋，确认了这一点。我是从他那里听说的……
我知道这是军事法律。即使孩子躺在那里死了，也不能再看他一眼。给华莱士下葬的那天，他的棺材也没有打开。我最后一次看到儿子，已经是10年前了，而为他安葬也已经9年，但我仍在挣扎着完成对华莱士的悼念。
有时我怀疑装在塑料袋里的究竟是不是他。如果我没能亲眼看着他离开，我如何能在心中让他安息呢？当我失去我深深爱着的母亲时，我看到了她，触摸到了她，因而能够与她分离，继续生活下去。但是在华莱士身上，却有那么多没有解开的疑问。
我痛苦挣扎着，我想知道他究竟死在哪里？怎么死的？死的时候，有谁和他在一起？有没有人曾试图帮他保住性命？是哪位医生救治他的？我从未得到问这些问题的机会，也没有人对我儿子的死给我任何解释……
我有时仿佛看到华莱士就在大街上。我清楚地记得有两次，我都以为自己看到了他。其实只是个像他的人而已。在儿子死亡和诞辰纪念日上，我尤其感到痛苦。1月份，他就应该是30岁了。我把他的所有照片都保存在相册中，以安慰自己的心灵。可是当许多事情仍是悬念的时候，这样做是很难的。
委员会安排麦克格莱格一家和曾与他们的儿子一起行动的人见了面。他描述了华莱士死时的情景，安娜玛丽·麦克格莱格太太一直低声念叨着：“Hy is rerig dood（他真的死了）。”一旦事实确凿无疑了，她似乎就能够接受这一灾难，将一切了结了。她不必再自我折磨，妄想着部队搞错了，她的儿子还活着。
我无法忘记一个到委员会作证的母亲的凄惨哭声。她告诉我们她儿子失踪了。她认为他可能已经死了。她不能肯定，但觉得他已经不大可能还活着，因为他音讯全无，也没有什么被流放的传言来打破一直折磨她的沉寂。她从心底里发出请求：“你们难道不能找到他的一块骨头，让我好好地为他的遗骸下葬吗？”
反种族主义斗争经受了残酷的考验。特务们总是趁着夜色，绑架被他们怀疑为“恐怖分子”的人或者解放运动的地下干部，以及尚属合法的反种族隔离运动的领头人。然后，他们将人质押到偏远的警察局或农场，酷刑折磨，最后常常把这些人杀掉。他们还经常越过南非边境，理直气壮地进入邻国，侵犯这些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劫持他们想要的人，并随心所欲地进行处置。许多人就这样失踪了，剩下的只有母亲悲伤的哭声。没有委员会，这哭声只能随风飘去，消失在无奈的叹息中。
差不多有200多人失踪。掌握了大赦申请中的信息之后，我们的调查人员奔赴到全国各个角落调查。警察和其他安全部门似乎颇为成功地争取到了个别农场主和帮手的合作，把不少人掩埋在鲜为人知的墓地，帮他们掩盖着黑暗的秘密。如果没有那么多寻常白人百姓自愿与国家合作，种族隔离恐怕垮台的时间要早得多。或许他们的确相信自己是在为抵制共产主义的泛滥作出一份贡献。否则，很难理解为什么普普通通的守法公民，竟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参与如此残忍的行动。难怪一些解放运动组织认为，农场主，特别是边境地区的农场主，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平民，而是军事机器的一个有机部分，理应成为军事打击的目标。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驳斥了这一观点，但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人坚持此论。
有些农场神秘地掩埋了不止一人，成为了死亡农场。一次，委员会的调查人员打开了三个坟墓，以为每个坟中可以找到一具尸体，但实际却是4具，一共12具死尸。所有人都为之震惊。尸体的发掘是在警犬帮助下，由懂得识别地表各种痕迹的专家进行的。病理学家和法医专家帮助我们整理尸骨。
许多受害者的家人掘墓时在场。他们一定希望墓是空的，他们还可以指望自己的亲人可能还活着，还能听到他们熟悉而轻快的笑声，看到他们说话时叉着手的样子。我们总是以各种方式维持着自己的希望，尽管内心深处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枉然。否则，我们可能觉得生活无法忍受。
尸骨挖出来后，这些家庭还得搞清楚究竟是不是自己亲人的遗骸。值得庆幸的是，警察部门对这些可怕事件都一一记录在案。种族隔离制度销毁了许多罪恶文件，但没来得及全部毁掉，因此有时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确认死者身份。而死者的身份毫无疑问，有时也颇为揪心。当一个墓穴打开后，一个人说：“那是我弟弟。我认得那双鞋，是我给他买的。”
谈到记录，我记得委员会工作后期，我们的调查组搜查了很多警察局，提取幸存的档案，并发现了许多恐怖的照片。安全警察似乎经常把其战利品带到这个靠近边境的警察局，上刑，然后杀害受害者。从照片上看，被烧掉的肢体显示他们好像使用了焊枪。要是果真如此，这又是怎样的惨死啊！施刑者如何能忍受那恶臭和惨叫？他们或许想用照片恐吓其他受害者。看到这些照片，我几乎支撑不住。那些能做出这种事的人，一定异常冷酷。
我们的小组打开了多处坟墓。领导夸祖鲁―纳塔尔办事处的委员理查德·莱斯特讲到其中一个墓地时说：
至今萦绕我心头，并且我终生也不会忘记的……是在夸祖鲁―纳塔尔挖掘的第一个坟墓。这是一个年轻女子［费拉·恩德旺德维］的墓，她是斯威士兰非国大民族之矛的高级成员。她遭一个叫安迪·泰勒的臭名昭著的安全警察绑架，被带到纳塔尔中部警察分局租用的一个偏远农场。她被赤身裸体关在一间小屋里。我们了解这一切，是因为杀害她的人申请了大赦。他们关押和折磨她的目的，是要说服她做内线。
后来他们觉得她已经没用了，就让她跪下，从脑后给了她一枪。他们挖的墓穴很深，但不够长，因此必须将她仰面放进去后，再把她的双腿蜷起来。我们发现她的尸体时，看到腰上放着一个蓝色塑料袋。我们问……这是什么。他们说，审讯和受刑时，她用塑料袋遮盖着身体，想要维护一点女性的尊严。对我来说，这不仅说明了杀她的人是怎样的人，也说明了像她这样的人、那些死去的人，又是怎样的人。他们说：“她非常勇敢。”
在我们处理的坟墓发掘案中，有50多起案件受害者的家人得以将亲人的遗骸安葬。非国大干部的葬礼得到军葬礼遇，并有内阁部长或副部长出席。所有安葬了亲人的家庭，都对委员会深表谢意。现在他们知道了亲人的遭遇，可以在心中有个了断了。
[1] 阿斯瓦特博士是索韦托的一位医生，斯登皮埃死后几星期，阿斯瓦特在一次手术中被杀。据说他是在治疗了这位受伤的男孩之后被谋杀的。
第九章 我为什么做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我的脑子是不是出了毛病，居然答应接受主持这个特殊委员会的工作。每当我意识到委员会中各种关系远没有到达理想状态的时候，就忍不住暗自气馁。我已经指出，我们能在性别、种族、政治派别、年龄、社会地位、宗教信仰、职业和主张等诸方面，广泛代表南非社会，是一件大好事。但委员会这一值得称道的特点，也意味着我们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一个可以相互信任、协商一致的团体。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每个人都想让别人知道自己不是可以小瞧的。我们花费很多时间，开辟自己的小地盘，确保自己不被忽视，让自己的意见受到重视。如果时间充裕，可以进行团队建设的话，这一切都不成问题。然而，我们面对着繁忙的日程安排，而且必须立即动手为我们承担的非同小可的任务搭建基础设施。这种争权斗势，令人头疼得要发狂。当然，大部分同事都工作得非常勤奋。其中有一位对委员会的目标尽心尽职，甚至在我们向曼德拉总统提交了《报告》，她自己的任期也已经结束后，还自愿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处理委员会未及处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