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可我宁愿委员会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插曲。但看看委员会的组成，想想种族隔离给我们造成的恶劣影响，这样想未免天真。即使不是这个问题，也会有别的问题出现。这几乎是我们正视各自的过去、正视整个国家的过去的一个必经阶段。我们是航行在惊涛骇浪间，指望我们一帆风顺，未免太过乌托邦和超理想主义了。
还有一次，我接到报告说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在处理与比绍大屠杀相关的证人时有失公正，报界对此大量报道。我对媒体说，我们深知，法律要求我们不偏不倚，这样来自冲突各方的人们才能感到听证对他们是公正的，他们没有受到歧视。我说，我们不可能让人们认为我们偏向一方而破坏了我们事业的成功，我们破坏不起。
那个小组的成员认为我让他们当众出了丑。不久，他们在委员会的一次正式会议上提出此事，说他们不认为自己做了什么需要道歉的事。他们觉得，他们对曾支持种族隔离制度的人所提的问题和所抱的态度，是公平和恰当的。当然，他们也承认自己完全了解这些人帮助种族隔离制度给受害人带来的痛苦。我强调，他们完全有自由拥有自己的感觉，但必须谨慎地保证公允和不偏不倚地处理所有案件。我指出，对他们的批评，并非来自那些对委员会抱有敌意的记者，而是那些希望看到我们成功的人。我的同事们坚持认为自己没错，而且对所有并非一贯客观或支持斗争的媒体抱怀疑态度。这次会上，显然大家并非同声相应。抱有反对意见的委员写了一份书面材料，其中一段对我的原则性提出质疑。我对整个事件非常重视，我们的工作可能因此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于是，我说我不可能在我的诚意受到攻击的环境中工作。我还说，如果他们不重新考虑他们的声明并认识到其行为的严重性，我将提出辞职。最终我们还是找到了圆满的结局—那个段落被撤回，而这一次的内部危机和辞职威胁也没有透露出去。但是，我们为此事都付出了身心两方面的代价。
我们在努力学会相互信任，成为一个更为团结统一的整体。这中间我们遇到不少坎坷和波澜，但和涉及一位委员的指控相比，这一切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在一次大赦听证会上，一位委员被指控曾参与了听证所涉及的事件，即1993年12月30日阿扎尼亚人民解放武装对开普敦郊区瞭望区海德伯格酒馆的袭击，至少也是个同谋。事件中，两名武装分子对酒馆的客人开枪扫射，造成3名妇女死亡，6人受伤。他们还向人群中投去装满钉子的手榴弹，幸而没有爆炸，否则死伤人数还要更多。在被指控的6人中，3人被判长期监禁。正是审议这3人—汉弗里·卢杨铎·基昆发、维伊希勒·布赖恩·马达斯和祖拉·普林斯·玛巴拉时，一个证人认出了作为委员和调查部领导的杜米萨·恩彻贝扎先生。
在调查这些大赦申请的过程中，调查组在过去警察的档案里，找到一个叫贝纳特·斯巴亚先生的书面陈述。陈述中说，斯巴亚在海德伯格酒馆袭击事件后不久，在开普敦的黑人小镇古古乐图，看到一群武装分子在一辆以恩彻贝扎先生名字注册的车里。斯巴亚先生说，他还见到一张纸，上面画着去海德伯格酒馆的路线草图。委员会调查人员和斯巴亚先生进行了面谈，他进一步证实了陈述中的内容。在1997年10月的听证会上，他就所作的陈述出面作证。当问到斯巴亚先生是否能够认出他在古古乐图看到的站在车边上的恩彻贝扎先生时，全场都屏住了呼吸。他缓缓地在屋子里走着，经过恩彻贝扎面前，然后又折回，说他就是那天晚上他见到的人。
与这一证词及指认相比，委员会内其他的事情都变得像周末野餐那样轻松。听证结束我回家时，心里多么希望这不过是一场可怕的噩梦，一觉醒来我们会看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仍是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地工作着。然而不是这样，这就是严酷的现实。报纸为此刊出大幅标题，电视连续播放斯巴亚先生在屋里缓缓走动最后停在目瞪口呆的恩彻贝扎先生面前的画面。值得称道的是，恩彻贝扎先生没有做出什么一时冲动的反应。我心怀忐忑地相信他是正直和无辜的。斯巴亚先生经受住了恩彻贝扎的律师穷追不舍的犀利盘问。许多人都说，他的表现非常出色。尽管他只是个没受过教育的花工，但却非常自信，不任人摆布。他似乎讲的是实情，我们的确遇到了大麻烦。几个月前，我们的调查人员就听说了这份陈述的事，但我们错误地认为，通过一种恩彻贝扎回避的内部调查，可以在听证进行之前解决问题。但我们没有做到，现在事情公开化了，整个委员会的工作都受到了威胁。
这个特殊案件如同委员会本身的O. J. 辛普森案，对工作人员来说尤其如此。他们几乎按种族分裂成相等的两个阵营。认为斯巴亚先生讲的是实情的人，觉得他太老实，不可能编造出他所讲的一切；只有一种解释，即他没有编造。斯巴亚的大部分支持者都是白人。同样，也有人深信恩彻贝扎的话，认为他是无辜的，而这些人大多是黑人。种族隔离真是贻害深远。
你可以想象委员会的敌人是什么感觉。当我们被头上的阴云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他们却在郊游。这件事从根本上动摇了我们。如果发生在委员会建立之初，我们必毁无疑。但两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建立了更多的相互信任。委员们几乎一致接受恩彻贝扎的正直不容怀疑，我们相信他的话。这里面有些值得庆幸的事，但更多的是矛盾和沮丧。
在指认恩彻贝扎引起轩然大波几天后，斯巴亚便惴惴不安地要找我谈话。他坦白说给警察的书面陈述和后来的证词都是假的。他说海德伯格酒馆袭击事件发生时，他恰好因非法贩卖小龙虾被捕。他被警察酷刑威逼作了伪供，陷害恩彻贝扎。当时，恩彻贝扎被警察认为与阿扎尼亚解放武装及泛非大有牵连，面临着一系列指控。他在数次政治审判中为他们担任律师，和1981年被杀的德班律师格里菲斯·姆先格一样，成了警察的眼中钉。
说我们如释重负，还不足以表达当年的情形。我们还争分夺秒地要让整个世界了解这一情况。我带着斯巴亚先生参加了记者招待会，他的辩护律师也在场。一场噩梦不可能有比这更好的结局了。对那些盯在我们身后恨不得现在就给委员会下讣告的人，这是最好的驳斥。这些日子里，可怜的恩彻贝扎如同生活在地狱里。虽然几个同事的支持可聊以自慰，但这哪里敌得过工作人员中半数和外面的大部分人都对你谴责呢！秃鹫在头顶盘旋，吃不吃掉你只是早晚的问题。
尽管斯巴亚先生进行了坦白，委员会还是决定请曼德拉总统紧急任命一个司法调查委员会进行彻底调查。总统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请求，任命了德高望重的宪法法院法官理查德·戈德斯顿，并要求他尽早提交报告。我认为在法官的报告出来之前，恩彻贝扎暂时回避委员会的工作是明智之举。但他拒绝了，因为他说这等于承认自己有罪，而他完全是清白的。
戈德斯顿法官行动迅速，很快就提交了报告。他认为指控是错误的，恩彻贝扎无罪。他批评委员会没有在指控刚出现时就要求进行独立调查。我应该对此负责，因为我的确希望通过内部调查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我想另一个动机是我希望尽量避免委员会出丑，尽量庇护同事。这不是明智的决定，也表明保持透明是多么重要，对所有人都有好处。但是，这段经历再次表明旧制度即使寿终正寝，也会想方设法拔除身上的肉中刺。如果不能排除这种影响，我们还会为那个时代的警察系统付出代价。
前总统曼德拉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再说就有点陈词滥调了。他知道恩彻贝扎会坐卧不安地等待戈德斯顿的报告。因此，一拿到法官的报告，他就急切地要让恩彻贝扎知道他完全无罪，打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但是，我对这一不顾礼仪的举动却感到不快，于是打电话给总统秘书，说她应该告诉总统我不高兴，因为作为委员会的主席，我应该第一个了解报告的内容。我刚挂掉几分钟,总统就来了电话。他说：“姆彼罗［我的非洲名字］，你是对的。我应该先告诉你，但我为那个年轻人担心。我道歉。”像他这样如此屈尊的大人物，我所知道的没有几个，但他在全世界都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人。
每次我想低头认输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真和善终于占了上风,而我又一次意识到能参与如此非凡的试验是何等的荣幸。于是我又抖擞精神继续前进，直至遇到下一次迎头打击。
还没有来得及说“种族隔离”之前，又一次危机在1998年10月29日我们向总统提交《报告》前夕意外地发生了。现在我更明白了什么是“鸡没孵出来前先别忙着点数”。
建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所依据的法令规定,委员会意在对个人、机构或组织进行不利调查时，必须书面通知调查对象。这类通知送达过个人，也送达过各种党派。每个调查对象都有机会向委员会提供进一步证据，修正不利调查的结果。所有得到通知的一方，都有机会与委员会对话，但只能书面进行，因为根本就没有时间听取为数众多的可能被指控为罪犯的人的口头陈述。在非国大的案件里，各种问题已经在三次涉及其政治和武装领导人的听证会上得到明究细查，他们也得到了充裕的时间对通知予以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