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非国大要求和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讨论通知里的内容。我必须说，我们中有些人对此十分吃惊，因为对非国大来说，通知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几经推敲的调查结果，都是以非国大自己递交的翔实、全面、坦诚的材料为依据的，其中包括为违反人权行为表示遗憾。这些行为有时是解放运动的特工在执行非国大的政策，有时是因为他们没有完全遵守非国大的指示，还有一些则是干部对种族隔离当局的报复行动。
比如，非国大为在地雷战中造成的平民伤亡（地雷战也因此而终止）以及比勒陀利亚教堂街爆炸事件中伤害了无辜，而表示歉意。非国大还承认，有些女性成员在设在安哥拉和其他地方的军营被奸污，领导层为此承担起了道义和政治责任，不愧为表率。这一原则立场在非国大的最高领导层身上得到合乎逻辑的表现，他们集体象征性地请求大赦。这一姿态高尚、可敬，充分说明他们没有抛弃自己的队伍，而是情愿代为受过。可惜《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案》中没有集体申请大赦的条款，但是这一举动背后的动机是值得称道的。因此，我们没有想到他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
委员会代理主席杜米萨·恩彻贝扎委员和非国大进行了频繁的联系，指出所有收到通知的人都应立即以书面形式就相关问题向委员会作出答复。非国大秘书长许诺向委员会提交该党的书面答复，因此他觉得问题已经妥善解决。但是，非国大直到超出了我们规定和他们许诺的最后期限，才递交了答复，然而《报告》已经付梓。
这一切发生时，我和伯莱恩博士都在美国做访问学者，他在纽约大学法学院，我在埃默里大学坎德勒神学院。我们原计划回国参加委员会交接之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交接仪式本该是一次盛大的活动，到会的将包括受害者代表、外交使团以及各宗教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南非广播公司届时将在电视和电台进行实况转播。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将登台亮相。
最后一次会议差不多就是例行公事。我们已经变得非常亲密并共同经历了那么多难熬的日子，在最后一次正式会议上，大家不免情绪激动，依依不舍，甚至黯然神伤。我们首先宣布，大赦专门委员会的两位委员已被任命担任全国副总检察长的要职，而两位也非常称职。然后，又讲了些闲杂事项。接着，犹如晴天霹雳，一位委员提出重新审议非国大要求召开一次会议的要求，因为有些委员认为应该召开这样一次会议。重新审议开始时已经是11点钟。我和其他委员力图说明，这样做只能让大祸临头，因为这可能被解释为向执政党献媚，任何其他个人或组织都没有得到过类似的待遇。有些委员敦促说我们应该审议非国大迟交的书面回复，而两天后共5卷、2700页之巨的《报告》就将印好，并提交曼德拉总统。
审议非国大在我们的宽限期后才迟迟提交上来的答复，甚至可能带来更为灾难性的后果。即使他们能有理有据地说明为什么委员会应该修正其调查结果，我们修改《报告》的最终结果，只能是让几乎所有的人都说，有充分的证据说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不过是非国大的马屁精和吹鼓手。这一点似乎不言而喻，但那些敦促重新审议整个问题的同事们却固执己见，坚持与非国大举行会议或审议其答复，即使《报告》提交在即，也毫不动摇。
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委员会的信誉和声望明摆着受到了威胁。任何理智正常的人都不会愿意冒险抹杀委员会的卓越成就，破坏民族和解的工作。我想盲点之所以称为盲点，大概确实有看不到的地方。即使伸出手在眼前晃，不愿或不能看见的人也还是看不见。我看到整个进程将毁于一旦，脑子里一片空白。对那些不幸的受害者来说，这莫过于最大的恶作剧。他们为了民族那么慷慨、那么高尚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利，而现在我们却要朝他们脸上吐唾沫，以此作为对其宽广胸怀的回报。
我们很少投票表决，但这一次却必须在紧张的气氛中投票作出决定。赞成与非国大开会的一方以微弱之差失败。然后，我们投票表决是否审议非国大的书面答复。结果，7票赞成，7票反对。僵局。我从未使用过自己决定性的一票，但这次我投了非国大的反对票。本该亲切友好、完全不存在争议的最后一次会议，竟搞得剑拔弩张。
有些同事似乎知晓非国大决定如果不开会就将我们告上法庭的意图，可能是想避免这种尴尬局面的出现。得知这一消息后，我肝胆俱裂。在按期提交《报告》的前一天，非国大居然做出这种事—他们居然请求最高法院下令阻止我们发表《报告》中任何涉及非国大违反人权行为的部分，除非我们审议其答复材料。一切都那么不可思议。德克勒克也提出申请，要求删除对他不利的调查结果。他的行为我们尚可理解，甚至可以说这是他的一贯特点。但是，一贯支持和解进程的非国大做出这样的事，却是大出意料，而且完全有悖其特性和态度。
从开普敦到即将举行交接仪式的比勒陀利亚途中，我心情十分沉重。我们的法律部和律师委员通宵达旦准备提供给法院的有关材料。法院将在仪式前不久宣布其判决。我们继续着各项准备工作，好像头顶没有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我们为世界各地的记者开辟了专门场所，使他们能在仪式开始前的三四个钟头里阅读长达5卷的《报告》，准备头版消息。
法院的裁决下来了，非国大败诉，并承担全部费用。消息传来，我们不事声张地庆祝着。我禁不住感谢上帝，我们终于没有让受害者失望。整个仪式尽管比原来增加了悲哀的色彩，但却非常隆重，既庄重，也不无欢庆，悲哀与欢笑、泪水和狂舞交织在一起。在我们的顶级唱诗班悠扬的歌声中，总统和我翩翩起舞，跳起了后来被称为“马蒂巴漫步”的舞步。
当我把真皮装帧的《报告》递交给曼德拉总统时，心中充满感激之情。我感谢上帝这样善待我们，让我们挺过了许多艰难的时刻；感谢让我们能够竭尽所能揭示真相；感谢我们这个机构能够为人们带来了结、安慰与和解；感谢我们能够正视魔鬼；感谢上帝给了我出色的同事；而最应当感谢的还是那些来到委员会向我们、向世界敞开自己的人们。他们置自身于不顾，在恢复自己尊严的同时，也帮助我们重新获得了人性。
正如圣保罗所说，我们是名副其实的、脆弱而有缺陷的土陶。至高无上的荣耀无疑是属于上帝的。
[1] 《创世记》，2 : 18。
第十章 “我们原来不知道”
正常、体面、敬畏上帝的南非白人，何以能够对一个剥削、压迫和践踏与他们共享一块土地、共有一个家园的人们的制度视而不见呢？如果没有这些少数特权阶层的支持，种族隔离一天也不可能存在。如果像他们许多人后来所称，他们“原来不知道”，为什么白人中又有人不仅知道官方政策的毒害，而且谴责这一邪恶政策，并努力结束这一政策呢？如果那些大大受益于种族隔离的人不是在纵容或听之任之的话，那么这些人又为什么会遭到其他白人的排挤和敌视呢？
应该指出，许多白人生长在这一制度中，他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制度，对此抱着默认的态度，因为这种现状给他们带来莫大的舒适。这个制度并不幼稚，而是极为精密复杂的。黑人城镇往往设在白人的视野之外，眼不见自然容易心安理得。如果是白人，就必须愿意费上些周折，才能见到黑人城镇。有些人确实这样做了，但大部分人更愿意待在郊区安闲、富有的舒适窝里。我们—南非的黑人和白人—罹患了精神分裂症，我们在身心两方面都生活在两个分割的、相异的世界里。我任主教时，住在绝对是开普敦高档郊外社区的主教廷。这个区的富足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地方相媲美，有的是豪宅大院、花园泳池。即使离像兰加或古古乐图这样最近的黑人城镇，也有相当远的距离，而其他方面就更是大相径庭了。如果不是真的想要亲眼看一看黑人城镇，白人一般不会涉足这里，甚至不愿打此经过。一个正常的白人为什么要找这个麻烦呢？
不过今天却找不到一个曾经支持过种族隔离的人。但是，委员会想要搞清楚为什么这样一个不可接受的制度竟存在了这么久。《法案》要求我们搞清严重违反人权状况发生的“先例、条件、因素和背景”。为有利工作，我们进行了所谓“机构听证”，由主要社会机构的代表陈述其与种族隔离的关系。
法律界、医疗部门、商界、宗教界、工会及媒体，对我们的邀请作出了积极反应。有些机构允诺前来陈述，但未能守信。其他机构则断然拒绝，其中包括代表白人农场主的南非农业联盟和白人的矿工联盟。在南非进行大规模投资的跨国石油公司没有答复。我们就青年、征兵、监狱等问题举行了听证，还专门召开了妇女听证会。
在大部分听证中，观点通常都因种族界线而歧异。黑人自然而然对这些机构在支持和维持种族隔离中的作用持批评态度，而同一机构中的白人则为维持压迫现状申辩。一个人的观念的确要视其人及其所在而定。许多白人支持征兵—在种族隔离制下只限于白人—因为他们相信政府的观点，认为文明生活的最后堡垒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