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南非紧随其后，支持安盟，因为南非也在打击纳米比亚的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安哥拉提供了基地。
南非实行了所谓热线追踪，军队袭击了设在所谓前线国家的所谓恐怖主义基地和营地，前线国家包括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莫桑比克、安哥拉、赞比亚、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他们这样做，严重违反了这些国家的领土完整，目的是要迫使他们停止给流亡者和南非的解放运动提供庇护所。为加强军事打击，南非还实行了颠覆政策，支持这些国家的反对派，培养走狗。它在莫桑比克支持阿丰索·德拉卡马的全国抵抗运动，对执政的解放阵线党进行残酷的战争。全国抵抗运动对自己的莫桑比克同胞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实施割耳、削鼻、切嘴唇或是其他肢解刑罚；绑架整村的人，包括儿童、妇女，并经常奸淫妇女；强迫男童参军等。莫桑比克和安哥拉被内战搞得满目疮痍，南非的颠覆政策无疑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
在1989年10月发布的题为《种族隔离恐怖主义》的报告[3]中，南非国防部队从1980年到1988年进行的颠覆活动共造成：
· 150万人死亡；
· 400万难民；
· 6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 10万头大象和犀牛死亡，象牙和牛角被用来“补偿”南非为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和安盟所提供的武器。
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仍在付出惨重代价，其大部分耕地无法耕种，因为地里仍然埋着地雷。1999年5月，若阿金·希萨诺总统在首都马普托的一次会议上说，莫桑比克需要60年才能清除干净剩余的200万颗地雷。1993年以来，在耗资高达160万美元后，有6万颗地雷被宣布是安全的。南非国防部队对这一灾难、对安哥拉仍然战火不停的内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发现南非国防部队对多起严重违反人权案负有责任。在1978年南非国防部队进行的一次袭击中，600个纳米比亚人在安哥拉的卡辛格营地被杀。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称卡辛格是个难民营，但南非国防部队坚持说那是个军营，因而理所当然可以成为军事打击目标。在我们的《报告》中，我们认为袭击造成营地许多平民伤亡，是对人权的严重违反。
委员会本希望有更多的南非国防部队的人出来作证，并得到更多的合作，以便揭开屠杀政策之谜及其导致的后果。我们了解的一点，是从80年代中期起，这一政策导致了南非决策的日益军事化。
任何军队的目的，都是要歼灭敌人，扫除敌方军备。它的存在是为了摧毁和消灭敌人。随着80年代反种族隔离运动的加剧，军队的矛头日益对内。于是，嫌疑犯和罪犯不再被抓起来，而是被消灭掉。这样的事就发生在了南非学生大会的4个人身上，宾波·马迪凯拉、恩辛克·马塔巴尼和范亚娜·恩拉坡3个少年被杀，赞迪斯勒·姆斯受伤。1982年2月，安全警察引诱他们来到约翰内斯堡以西克鲁格思道谱的一个废弃矿井。申请大赦的警官包括威伦·斯库恩、亚伯拉罕·格罗贝拉、扬·克埃兹和克里斯蒂安·罗利奇。他们告诉委员会，一个保安说学生们想得到武器并训练，然后杀死准尉警官姆克斯。克埃兹认为，与其逮捕这些激进分子，不如杀了他们。现场布置得好像这些少年把自己炸成了碎片。大赦听证会上，我们问申请人是否知道这些少年的年龄，他们是不是恐怖分子，警方是否还考虑了其他杀害方式。罪犯们由一个高级警官指挥，是一个准将下的命令。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显然是因为依法处理嫌疑犯非常困难：逮捕嫌疑犯，并在法庭上提供不可置疑的证据，证明其参与、策划或计划颠覆活动，谈何容易。不，那样做太费时间，与其逮捕不如杀了。
国家安全委员会在80年代的会议纪要中，充满了“压制”、“消灭”之类的字眼，而种族隔离政府的领导人却想让我们相信，这些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意思不过就是拘留或者禁止而已。执行命令的人却几乎始终将其理解为杀死、谋害或暗杀。
在我们的《报告》中，我们列举了一些安全委员会文件和政治家在公开场合或议会演说中使用的词汇（阿非利卡语的英语译文引自《报告》）：
· “elimineer vyandelike leiers”（“消灭敌人领袖”）
· “neutraliseer”（“压制”）
· “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治安手段压制造成威胁的人”
· “毁灭恐怖分子”
· “fisiese vernietiging—mense, fasiliteite, fondse, ens.”（“形体上
的毁灭—人，设施、基金，等等”）
· “uithaal”（“拔掉”）
· “uitwis”（“扫除”）
· “verwyder”（“除掉/让……失踪”）
· “maak’n plan”（“制订计划”）
· “metodes ander as aanhouding”（“除拘留以外的其他方式”）
· “onkonvensionele metodes”（“非常规方式”）
在公开场合，种族隔离政府使用的就是下述这类语言：
安全部队将狠狠打击他们［非国大］，在哪里发现就在哪里打击。我说的话就是政府的政策。我们不会坐等他们跨过我们的边界。我们将不断地侦察。我们将确定目标，把这些恐怖分子、他们的同道和帮凶碾碎。[4]
警察和士兵就是以此为依据理解接到的命令的。某些政界、军界和警方的领导人面对自己的尴尬处境时，承认有些词句的确“含糊其辞”，但又申辩说他们没有让其下属去违法。任何人都会忍不住反驳：“好了，住口吧！”如果他们只想授权监禁、逮捕、禁令或驱逐，那为什么不发出明确无误的命令呢？
约翰·范·德梅尔维将军曾是德克勒克手下的警察头目、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和安全警察司令。他因一系列谋杀案申请大赦。他的话更直截了当一些。我们的《报告》中引述了他在武装部队听证会上陈述的证据：
所有［交给安全部队的］授权，都是为了防止非国大/
南非共产党达到其革命目标，而且我们常常需要在前政府的同意下越出法律的界线。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南非警察，特别是安全部队的行为中有违法的成分。
而且：
如果你跟一个士兵说“消灭敌人”，视情况而定，他很可能理解为杀死。话可能不止一个意思，但具体来说也只有一个意思。
在他作证时，委员会曾给他施加压力：
委员会：我问你，你同不同意使用诸如“vernietig”、“uitroei”、“uit te wis”、“elimineer”［“毁掉”、“铲除”、“扫除”、“消灭”］等字眼，会导致死亡？你同不同意呢？
德梅尔维将军：是的，主席先生。
我们越是逼近那些执行命令的人，得到的答案就越直接。警察安全部门负责情报的头目阿尔夫·乌斯图赞告诉我们：
“拔掉”、“消灭”这些词从来都是明白无误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必须杀掉。
有些前内阁成员向我们提出，对下令进行谋杀和破坏负有责任的，应该是博塔周围的一小撮人。但是，在1990年德克勒克先生开始谈判后首先为种族隔离表示道歉的国民党高级官员雷昂·维塞尔斯先生，则认为这不能成为借口：“我进一步认为，我不能利用‘我们原来不知道’这样的政治辩解，因为我相信在很多方面我们是不想知道。”
这些陈述表明，要想坚持说种族隔离政府从未准许暗杀反对派这一立场，是几乎站不住脚的。我们在《报告》中也指出，有证据显示，自1978年博塔首先作为总理然后作为总统掌权后，国家就开始使用非法手段对付反对派。这种罪恶行径从他又延续到其继任者德克勒克。国家开始犯罪，因而很难再被认为是合法政权。据前内阁部长弗洛克先生说，是博塔下令在1988年8月炸毁南非教会理事会总部科特索大厦的。
委员会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未预见到采用日益军事化的战略可能造成的后果，非常令人遗憾。我们发现，他们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区分参与军事行动的人和以和平方式反对种族隔离的人。“恐怖分子”一词使用范围甚广，没有确切的定义。所有反对派都被视为理应消灭的对象。
我们发现安全委员会的文件是“装聋作哑、推诿责任”的极好范例—政治家们故意将其指令巧妙措辞，使他们这些安全部队暴行背后的始作俑者，可以将责任推到下属身上。
说出道歉
1996年末的大赦听证会上，有证据揭露出是博塔亲自下令炸毁科特索大厦的。我们的副主席埃里克斯·伯莱恩，尽管被诬蔑为反阿非利卡和对国民党有失公正，却建议我到开普南海岸的乔治城，拜访退休在家的前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