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我认为，他们花费了过多的时间无病呻吟，尖刻挑剔，在无中生有或真正找到现任领导人的短处时，过早地喜不自禁。他们对自己失去部分政治权力过于愤恨不满。问题是，他们认为在任何社会政治体制中，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做人上人，要么是人下人。在这样的意识中，没有参与和共享权力的一席之地。
可悲的是，南非白人没有一个自己的、有分量的领袖—也必须是他们自己的领袖—告诉他们：“白人同胞，觉醒吧！如果说你们失去的是绝对的政治统治，那么情况的确如此，但是你们手中仍然掌握着很多权力。你们仍掌握着大部分经济权力，你们几乎没有金钱上的损失。你们没有被赶出美丽的家园，没有生活在棚户里。你们受到了比黑人强出许多的良好教育，这也赋予你们很大的权力。你们可以热烈地欢迎新制度的到来，并以自己的资金、才干和技能，助其一臂之力。我们已经非常非常幸运。让我们以自己的所有，促进新制度的成功。否则，总有一天，黑人会因政治变革没有给他们带来物质上的实惠而愤怒，那时候就没有曼德拉这样的人物控制他们了。新制度的成功才是我们的最大利益之所在。没有我们的合作，它会失败，而我们也会和‘泰坦尼克号’一起沉入大海。”
尽管我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仍未赢得因卡塔自由党的全面参与。我们的确进行了努力。他们的正式参与最多只能说是不冷不热，更多的时候是敌对的表现。我们向该党领袖布特莱齐指出，其组织的普通党员只有在违反人权案件专门委员会作证后，才能根据《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被确定是否属于受害者，是否符合享受总统基金赔偿的条件。直到我们这样声明之后，他们才告诉其党员应该到委员会作证。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就会被转给赔偿与复原专门委员会，包括进赔偿金受益者的名单。我们不得不在很短的时间内，处理大量在规定期限的最后时刻才递交上来的申请。有些受害者可由大赦专门委员会直接转给赔偿与复原专门委员会，但大部分受害者一般是通过违反人权案件专门委员会转交的。未能及早争取到因卡塔自由党的参与，成了我们的又一缺陷。
在赔偿与复原的过程中也存在缺陷。首先，大赦申请成功的人立刻就自由了，而受害者则在我们的《报告》递交一年之后还在等待最后的赔偿。这令我们非常沮丧，前文已经述及。我也讲过，许多受害者感到，到委员会作证是个转折点，使他们能够为过去画上句号。但是，包括委员在内的一些人批评我们没能提供长期的心理咨询和帮助。当然，我们有自己的咨询员，给予证人的支持和同情远远超出一般刑事法庭。但是，很可能有些人在委员会面前重新揭开自己的伤痛后，由于没有得到足够的专业帮助化解自己的愤怒，反而加重了创伤。难就难在我们得到的授权是进行调查，向政府提出赔偿与复原建议，而非实施。因此，我们无法得到足够的国家拨款，为受害者提供比咨询员更为广泛的心理及其他方面的咨询和支持。我们非常感谢进来填补这一空白的非政府组织和宗教团体，但如果这本身即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使命的一部分，情况会大为改观。当然，能到委员会作证的不过是受害者中的代表，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得到了这样的机会。最终，我们的建议还是要靠政府和公民社会通过赔偿和复原计划，来维护受害者的利益。
尽管委员会和大赦专门委员会通常合作得很好，有时也难免遇到问题。起草法案时，国民党担心委员会对旧制度存有偏见，因而任命一位法官担任大赦专门委员会主席，并规定大赦决定不得再由委员会审议。因此，这个专门委员会享有特别的自主权，其决定只有法庭可以审议或推翻。在曼德拉联合足球俱乐部和温妮·曼德拉的听证会期间，我们得知37位非国大领袖获得大赦。他们申请大赦的动机可嘉—他们要表示他们对其干部的行为负集体责任。然而，在《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中没有在未列举具体罪行的情况下，给予集体大赦的规定，就连我们中间不是律师的人，都对专门委员会的决定颇感不妥。但我们被捆住了手脚。我们要提出反对意见，就只有将自己的专门委员会送上法庭。我们试图通过谈判和非国大达成一致，以避免冗长的官司。国民党知道我们在这一过程中做出的努力，为了抢功，他们先告上了法庭。最后，我们和国民党的申请同时在法庭审理，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被推翻。国民党毫无原则的行为，令我作呕。他们明知事实并非如此，仍然把我们首先想到的行动鼓吹成自己的胜利。对委员会偏袒非国大的指责从未间断过。我真高兴自己没有政治家那份脑筋。明摆着的原则性，有些人就是可以视而不见。
委员会的成功之一，是旧制度下的许多警察都来到委员会申请大赦，揭露过去的所作所为。我们掌握的大部分真相，都是从罪犯口中得到的。某些人批评说我们公布的真相，不过是在偏向受害者的听证会上得到的不实指控和责难。而罪犯所提供的恰好是对这种批评的有力回击。受害者听证会上的证词，远不及大赦听证会上揭露的暴行那样令人震惊。像乔伊斯·穆提姆库鲁太太这样的母亲可以说她的儿子在监禁之后头发脱落，身体变形，不得不依靠轮椅，后来人干脆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可能会猜测其中有安全部队的参与。知道一切的警察部门可能成功地让法庭阻止她在证词中对他们指名道姓。但是，最终揭露杀害她儿子的凶手的人，不是她，而是那些申请大赦的凶手本身，那些为阻止她作证而故意当庭撒谎的人。谁也没有承认在她儿子被关押期间曾经对他下毒—据医生诊断，这正是造成他下肢残疾和脱发的原因。但是，杀害他的人坦白并揭露了令人作呕的事实细节—他们绑架了斯皮维·穆提姆库鲁，在咖啡中下毒，朝他头部开枪杀害了他，然后焚毁了尸体。焚尸共持续了6小时之久，他们轮流加柴，翻动大腿，以便全部烧成灰烬。然后他们将骨灰撒进了附近的鱼河（Fish River）。他们把这一切告诉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此之前，他们一直在穆提姆库鲁失踪案的调查中串通作伪供，而且是在宣誓后这样做的。高级警官执法违法，公然提供伪证。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进程中，罪犯必须彻底披露真相方可换取大赦，而在法庭上他则通过撒谎维护自己的清白。
我们幸运地得到许多警官前来申请大赦，但非常悲哀的是军队，即往日的南非国防部队（SADF），却几乎不与委员会合作。这在我们挖掘真相的工作中留下了一大空白。有些重要人物申请大赦，完全是因为与其联合行动的警察提出了申请，逼不得已而为之。我们的伤口要彻底愈合，和解要彻底有效，就必须了解更多的真相。
总体战略
南非国防部队是博塔为对付共产主义的“全面进攻”而制定的“总体战略”的一部分。南非处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有效控制之下。该机构名义上隶属内阁，但实际上统治国家的正是控制了政府思维的所谓“安全官僚”。进入80年代时，整个国家几乎处于战备状态。我们经历了人权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从那之后，如果质疑政府的决定，亦即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就是不爱国。一切都成了当权者规定的国家安全的附属品。南非白人觉得有个外部的坏世界要来侵犯他们，毁掉他们享有的“南非生活方式”。这个敌对世界想要推翻基督教政府，代之以不信上帝的、没有民主的共产主义独裁统治。种族隔离政府的宣传机器不失时机地指出，我们北边接受了社会主义制度的非洲国家都遭受了灾难，实际上，它声言这些国家之所以停顿不前，就是因为被不可靠的、不中用的黑人接管了。
当时，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正在进行冷战。他们用尽各种伎俩，特别是利用在不同战区的代理国，显示威力，建立霸权。这一时期，任何政府只要声称自己反共，无论其人权记录多么糟糕，都会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因此，种族隔离政府大大得益于里根总统臭名昭著的“建设性接触”政策。美国对反种族隔离的情绪只是开些空头支票，他们声称与种族隔离当局这样无法无天的政府保持关系，比孤立和排斥它，可以更好地施加影响，使其弃恶从善。
我曾徒劳地试图说服里根总统和英国的撒切尔首相，通过经济制裁，以和平方式带来南非的变革。1984年我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不久，在白宫会见了里根总统及其内阁，但仍没有取得结果。我向他展示我的南非护照时，他感到有些吃惊，因为我不能得到正常的南非护照。真正让他感到吃惊的，是护照上对我的国籍的记录：“目前无法确定。”我和撒切尔夫人一起饮茶，在唐宁街10号一起度过了近一个小时。她光彩照人，我觉得她的确非常有魅力，与她不能容忍任何软弱的铁娘子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但是，我没能说服她相信制裁的重要。正如她在讲到另一件事时所说，本女士不是让人耍的。幸而，两国人民最终还是听取了我们的呼吁，实行了一定程度的制裁，特别是美国的制裁。这大大加快了种族隔离制度的灭亡。但直到那时，这两位西方主要领袖都坚决反对制裁。
里根政府资助了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游击队，颠覆桑地诺解放运动。他们支持菲律宾马科斯总统的高压政府，同时还在安哥拉的内战中，支持若纳斯·萨文比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反对当时亲马克思主义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