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

至少在有史足徵以后，所谓不同民族之夏、殷、周，在文化上，大体乃
一贯相仍，中原民族用以表达学术文化思想之文字之统一，即其证也。至于后来，
中国之中原民族，对夷狄之文化，虽时有所取，然皆无损于文化之大本大原之不
变。汉唐以后，对印度文化之接触，非由实际厉害上之情势所促成，主要出于中
国人内心之向往要求，故中、印间之文化冲突亦少。唐代与回教文化、景教思想
之接触，亦未尝生文化之冲突，且未影响中国文化精神之核心。明代教士之输入
西方科学与基督教义，当时亦未发生大影响。唯近百年来之中西文化之接触，因
初为受实际利害上之情势（如通商及帝国主义之侵略等）所促成，而后有种种文
化冲突之发生，特感文化融合之需要。然西方之文化史，则整个为一不同文化之
接触冲突，迄今未能融合之历史（此意西方人论者已多。近见诺斯罗圃东方与西
方之会合中言之甚详。并以为此乃西方文化亟须东方文化加以补足之理由）。因
在西方历史中，不同文化之接触，皆复为实际利害之情势所促进，故接触恒与冲
突相俱。非如中国人之过去接受印度文化，纯出内心之向往要求，而易如水乳之
交融也。
    吾人自西方文化之来源为多元，及其文化中之冲突多上著眼，以观西方文化
之发展，即可以多少解释西方文化之特殊精神所由形成之外缘，而中国缺此外缘，
故其文化精神亦不同也。
    关于西方文化之特殊精神，吾尝括为四目。一为向上而向外之超越精神。由
此而肯定种种在人之上及在人之外之超越的理想、超越的实在，如“超越之神”、
“可能世界”、“外于人之自然世界”、“物之自身”、“价值理想自身”等。
此皆为其宗教、哲学、文学、艺术、道德之生活，所企慕向往之对象。二为充量
客观化吾人之求知的理性活动之精神。此精神与前者结合，而有中世之宗教中，
特重上帝之全知，与希腊哲学中肯定一理型世界。由此精神之表现，而有西方之
逻辑、数学、几何学，与哲学中之范畴论，以为近代之西方科学之母。由近代科
学之应用于客观自然之改造，以实现其人生文化中之超越的理想，满足其征服自
然之权力欲，而有近代之工业技术、物质文明。第三为尊重个体自由意志之精神。
此主要表现于基督教中，上帝造人为唯一有自由意志者之信念。然自亚当犯罪，
人之自由意志，则恒向恶。故中古基督教，仍不重个人之自由意志之价值。人多
谓尊重自由乃日耳曼精神。真尊重个体之自由意志，盖始于西方近代。故近代西
方哲学中，特以意志自由之证明，为最重大之问题。近代复有各种社会上、政治
上、法律上之争个人之自由平等之权利之运动，经济上近代有自由企业之资本主
义之产生。第四为学术文化上之分途的多端发展之精神。西方文化中之各文化部
门，如宗教、文学、艺术、科学、哲学、政治、经济皆类别分明。其学术中之分
类，尤愈分愈细。学术上主义派别，特见纷繁。各种学术文化中之人物，皆喜各
引一端，推类至尽，以逞其所长，显其偏至。恒不免于由其有所偏至，而生偏蔽
与偏执。此四种精神，相依为用，以表现于西洋文化历史中，此在吾书之上部及
本部中，随处论及，今不必详。而此四种精神，皆中国文化精神之所缺。而其所
以缺乏之外缘，主要者即在西方文化之来源为多元，其文化之接触，恒与冲突相
俱，而中国文化之来源，则可谓为一元。其与印度文化之接触，亦未尝有大冲突
之故。今请进而论此外缘之有无与中西文化精神之差别之关系如下：
    唐君毅（二）不同文化民族之接触——战争与商业对西方文化精神形成之关
系人类文化之接触，或为低级文化或较野蛮民族接触更高级之文化；或为二具有
高度文化之民族之互相接触。当一较野蛮民族或只有低级文化之民族，接触一较
高文化时，则依于人之向上之天性，必有企慕、向往之心。高度文化之民族，则
此时恒有一自觉之高卓感。而二有高度略相等而不同之文化民族相接触时，则依
于人性之求和融统一之要求，亦必向上升起，因而易形成一更高之文化理念，以
求二种文化之和融统一。故凡不同之文化接触，皆可使吾人之精神趋于向上提高，
而求其冒起超升。二民族之文化接触，可纯出自一民族之精神要求，亦可由实际
利害之情势所促成。如由战争或商业需要为主，而造成之文化接触，则可谓纯由
实际利害之情势所促成。由战争所造成重要文化接触，如战争后，二民族各还故
土，则此二种文化接触，除多少掠夺对方之人为奴隶外，恒不过只增加二民族之
文物之交换，思想观念之交流。此交流乃只取对方之文物思想观念，而不取对方
之人群。此即为一将文物思想观念与实际之人群分离之抽象精神。由是而二民族
间遂一方虽有文化之交流，一方仍可由相互之战争，以增强实际生活中之敌对意
识。如战争之结果，一成被征服者，一成征服者，而同居一地，则战争之后即易
形成一阶级社会，而有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敌对意识。此中，如被征服者为
较野蛮者，则使较有文化之征服者，更自觉其文化之高贵性。被征服者如不屈服
于征服者之文化，则其在现实生活因无可反抗，其精神必寄托于超现实之宗教
（西人汤因比亦谓内部之无权者易信宗教）。反之，被征服者如为较野蛮之人，
且在文化上愿屈服者，则其对征服者之文化，亦可视之如神圣，以超越之眼光观
之。复次如征服者为野蛮人，则野蛮人之征服文化人，恒极残酷而杀戮极多，唯
留其文物。及野蛮人后代之子孙，见文化人之遗留文物，而既发现其价值，又念
此非其所能自造时，亦恒自然以超越眼光视之，而生一向上怀慕向往之心，此盖
皆理有固然之事也。
    至于由商业需要而导致之文化接触，则不增加二民族之敌对意识，而恒增强
二民族相互之利用意识，如欲以少易多，以小利换大利之意识。“由小利以得大
利”，乃人之自觉的自私心与“自我中心”观念所引发者。亦人一种原始的向外
而向上追求之生活理想。人之常情，由商业交易而得新货物文化物，复易生仿效
制造之心。仿效制造不成，则生羡慕之情。但吾人须知此仿效之心、此羡慕之情，
乃向“远地之人之心灵之技巧或精神”而施，由是即有一向客观外在之人之精神
所生之企慕向往心。此亦为一种向外向上之精神。然商业交易所得，唯是货物或
文化物。故此企慕向往之心，只环绕于此货物文化物，而想像远地人之如何能制
造之，并求如何可以效之胜之之道。人此时之心思，即超出货物文化物之本身，
倚虚空而盘旋，易以形成形相与概念。又商业上之获利，重在善讲交易，与所贩
卖货物为人所。英人怀特海，于《理念之探险》中，曾谓文化之传播，或恃压迫，
或恃说服。压迫恃武力，说服恃理性。商业上之讲交易，即开启人之重用以说服
他人，而使人心悦者。此言亦深有理趣（唯彼忽视西方近代人以武力支持商业之
事实耳）。人又或谓商业之得失之关键，乃在交易中之对方之心之最后决定。于
是商业中患得患失之心，亦易与求外面之神之宗教意识结合，此亦可说。夫然，
故二民族之文化之接触，无论由战争或商业之需要所促成，皆可增强人之精神之
向上而向外活动之趋向，亦使人更易相信一超越于我之外之理想对象、精神境界，
或神之存在。同时亦增强人之敌对精神与自私心、自我中心之观念，并重抽象概
念者。近代西方文化，由无数民族之战争与商业关系而生之文化接触以形成，故
亦特富一向上向外之超越精神，与在尊重个体性之自由意志之精神，重概念之分
解之理性活动之精神也。
    吾人由西方文化之发展史以观，吾人皆知希腊土地硗瘠，农业不足以营生，
故其民族早业商，而其文化之兴起亦始于商业。希腊文化盖遥承爱琴文化、巴比
伦文化、埃及文化，而爱琴海之克利特亦原为业商者。希腊后与波斯战争而接触
其他之东方文化。希腊之科学哲学思想，皆始于殖民地。吾人于此即可推知希腊
人之科学哲学之智慧之初现，其光辉乃为向外照耀、向外探求的。殖民地之人，
不负实际社会政治上甚多之责任，故更喜仰观俯察自然事物，生惊奇之念，因而
首发达自然科学。希腊之几何学盖渊源于埃及，埃及之几何学为测地之实用技术。
然埃及人之测地，对希腊人言，为生疏遥远，不关生活痛痒之事。希腊人之心目
中，无几何学之实际应用之需要，则几何图形，成为纯粹之理想中之对象，纯粹
求知心所寄托之对象。再运用人之纯粹理性于其上，则纯粹理论性之希腊几何学
成矣。希腊之数学与商业经济有关，柏格孙于其道德与宗教之两原中已论之。商
业最须计算，其为增强数之意识者，盖无疑义，然商业中之应用数学，恒为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