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

数学而为超实用者，亦必须有一将数之本身概念化，而空灵化之或升高之超越精
神。故唯由阿非克（orphic）宗教下来之辟萨各拉氏学派及柏拉图，其哲学具超
越精神者，能真重视数理；则柏格孙之说不能尽。吾人如论希腊人之重视数学、
几何学与自然哲学之外缘，吾人宁谓在其最初之思想家皆为殖民地中之人，先不
负实际社会之责任。因而其思想，自然常趋向于纯粹真理之探求，恒向上向外有
所企慕，因而概念之存于心中者亦不须落到实际，而其本身遂得成为观照或运用
纯粹理性活动于其上之理想对象。此亦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言哲学亦必
须有闲阶级方能从事之意也。
    希腊文化之精神，自尼采之悲剧之诞生一书出版以来，人多谓其包含二种精
神，一为阿波罗式之清明平静之科学哲学精神，一为热狂而带悲剧意识之阿非克
宗教之狄奥尼索斯精神。希腊神话中，人与神及神与神冲突之多，皆表示希腊人
之精神，非皆为清明平静者（前见Adam Vitality of Platonism 中论古代希
腊人苦痛与罪恶观，尤可知希腊人原来之悲观色彩）。殖民地逐渐传入科学哲学
精神至希腊本土，而有希腊之哲人学派，即为一批判传统文化，使之解体者。苏
格拉底被认为哲人学派，遂被控为不敬神，而处死刑。当时之希腊戏剧家阿里斯
托芬尝讽刺苏格拉底。以后柏拉图，亦欲逐诗人于理想国之外。希腊之悲剧精神
及神话中之神与神、神与人冲突，或为人与自然命运之实际冲突之反映（如俄狄
蒲斯之悲剧），或为个人与社会之实际冲突之反映（如安提戈涅悲剧），或为民
族与民族之战争只反映（如荷马依利亚特史诗中所夹杂之神话）。而悲剧中所表
现之人之超越精神，皆由冲突之夹缝中，向上冒起之超越精神也。富超越精神之
柏拉图哲学，则可谓由苏格拉底之死于文化之冲突之下所刺激，而欲综合传统宗
教文化精神与以前之自然哲学之产物。柏氏以前之哲学与科学，唯成就纯理智之
概念。柏拉图乃承苏格拉底而重人生文化中之价值概念，如美善等，并升概念为
超越之理型，为灵魂前生之所接，死后之灵魂之所依。希腊人之败波斯、雅典之
败斯巴达，皆增加希腊、雅典人对其文化之高卓感。罗马之征服希腊世界，乃以
较野蛮人征服较高文化之民族，罗马人所长在法律政治。罗马人征服希腊，仍自
知文化不如希腊人，而文化日慕希腊化。罗马文豪西塞罗谓罗马文化之一切皆不
如希腊，所唯一可恃以自豪者，唯是十二铜表法。罗马后对一切人，亦颇施以平
等待遇之法律。然溯罗马之长于法律之故，依黑格尔之历史哲学，谓此亦缘于其
内部之诸阶级、诸个体人之意志互相争衡、互相限制以生。至于基督教之求内心
天国之超越的宗教精神，则原于犹太教。犹太民族之迭经亡国，转徙流离，即其
信超越之神之宗教之远缘，治宗教史者类能言之。然犹太人初望超越之神，助其
在地上复国，耶稣起而决心舍地上之国，而一往于内心之天国。耶稣之死，则其
生前之超越精神与犹太民族之现实愿望之冲突而成之悲剧也。基督教之终代替罗
马之国教，与教皇之得统治罗马世界，则宗教精神之自下翻上，而超越政治势力
而加以主宰之实证。北方蛮族之南下，则又为野蛮民族之战胜文化民族。蛮族之
基督教化，则为蛮族之再屈服于所遇之文化。基督教之文化，在蛮族人心中，又
更为神圣而高卓伟大；而更深企慕之情。此更深企慕之情，亦一孕育近代浮士德
精神者也。意大利之文艺复兴，复起于君士坦丁学者之逃至意大利商业都市。意
大利商业都市之人，又同于希腊殖民地之人，不负社会政治责任，故特宜从事于
超实用之文艺学术之研究。英国之尊重个人之民主自由之思想，与英国之产业革
命商业势力之膨胀，互为因缘，亦正因商业之增强人人自我中心之意识。德国之
黑格尔、菲希特之国家思想、大我主义，与超越精神，则一方由德国所承之中古
精神日耳曼精神较多，一方亦多少由德之败于法所刺激（罗素于其权力一书，谓
菲氏之“超越的我”即德人，而其所否定之“非我”即法人。虽为一笑话，且故
涉讽刺，然亦非全无关系），又为民族与民族间之冲突、战争，引发人之超越精
神之证。由是以观，则知西方人之超越精神，与重个体自由观念，皆可谓由民族
与民族间之战争、文化之接触与商业交易而生之激荡冲突之势所助成也。
    唐君毅（三）农业与和平对中国文化精神之形成之关系然吾人反观中国文化
精神之发展，则见中国史上虽有战争，商业亦非不发达。然中国历史上之战争，
大多为内乱。中国古代之最大之商业，乃内地之商业，而初非海外之商业。中国
所谓乱者，治之反。乱者，群雄之并起，乃整个社会之骚动，非必敌对民族之战
争。反乱者为平乱，而非只胜利。西方人于战争求胜利，乃超越精神。而中国人
于乱求治，则为以平天下为目的。海外之商业，使人外慕，作多方面追求，而重
以小利易大利，并恒与掠夺之战争相连，内地之商业则以通工易事为目的。大城
市之商业，唯是经济上之交流中心，为各地方经济之所拱载。中国人经济生活之
所托命，实在农业而非商业，此人所无异辞。中国之古代战争，固亦有新兴民族
代旧民族而兴起之战争，如夏、殷、周之战争，及中国与夷狄之战争。然殷原在
夏后之世，周原臣服于殷，其争仍近于内部之革命，而非全同于外来民族间之战
争。至于中原民族与四方民族之战争，若四方民族胜利，如满蒙之入主中国，彼
等固未自造一新文化。在中原民族胜利之场合下，如汉唐之拓疆土；中原民族对
四方民族，亦未曾形成截然悬殊之阶级。故战争之结果，唯是中原民族与四方民
族之同化，中国文化之广度的普被，中国人之精神之更趋于阔大，而非中国人之
精神之更向上超越而冒起，与敌对意识之增强。其中之原因，乃在中国文化之超
敌对而致广大之精神早已形成。其文化之力量早已能安抚彼较野蛮民族之精神以
同化之而有余。促成此种超敌对性与致广大性之精神之实现者，即农业为主之经
济。
    夫农业生活与商业生活之不同，在农业必求定著而安居，商业必求远游而易
方。农业之事只能尽人力以俟天，商业之得失则直接视买卖二方之人心为定。远
游者，周行四方，见上天下地之相悬。农业之人向地工作，而地上之植物上升于
天，见上天下地之相通。农业之收获，为实用具体之农产。商业之利得，恒在货
币与帐簿上数字之增多。农业之产品，重质之美，可以量计而难以确定之数计。
而商业之货币，则可以确定之数计。农业生活定著而安居，则生于斯食于斯，而
对自然环境皆熟习而生情，惊奇之心遂少，不似商业者之远游异地，易见新鲜之
事物，惊奇之心之强。又求定著安居以勤力生产者，亦自然爱和平。侨居异邦者，
易滋生争斗之事，此一一皆理之所宜然。故商业之生活，必使人倾向于外，多所
希慕于人，而自我中心之情显。其精神之向上，则易为向一超越性之神，致其崇
敬，并重纯粹求知之理性活动，及数之计算等。农业之生活，则使人倾向于内，
重尽己力，求人我各安其居，互不相犯之愿浓；其精神之向上，则易为向一有内
在性而周行地面之神致其崇敬；而对环境中之人物，易有悠久之情谊；伦理之念
笃，艺术之审美心强，此皆促成上所谓超敌对性致广大之精神之实现者也。
    由中国人之农业生活，自然促进人之超敌对致广大而爱和平之精神，及中国
文化之来源本为一元而非多元，其文化非由不同民族之文化之迭经冲突战争而次
第向上垒叠综合以形成，于是使中国文化历史之发展，乃依一中心精神，由内向
外不断推扩实现，而于和平中发展。此义，钱宾四先生之国史大纲，尝特加发挥。
黑格尔观西方之历史，唯见战争冲突可提起人之超越精神，航海商业可开发人之
智性；而二者皆可成就人之个体的主观精神之自觉，于是以为矛盾为历史文化发
展之动力；一时代对前一时代之超越而加以否定，为进步之源泉。不知中国则适
循另一途径而发展。中国学术文化思想之发展，固亦常为新朝矫旧朝之偏，如汉
之革秦、魏晋之异于汉、唐之反魏晋、宋之薄汉唐、清之非宋明。然新朝之所以
反旧朝之文化思想，恒必溯源于先秦之传统文化，故子史变而经不变。经之异其
解释可也，而以经义衡正子史之精神，则不变也。此种文化上反本复始之意识，
与西方人之向上向前向未来，求综合相异相反之文化之矛盾，不能不谓之为二种
精神。反本复始，乃使故者化为新，而新者通于故。古今之变通，历史之发展，
有一中心之支柱，而文化之大统见。文化之大统见，则学术文化中之万类不齐者，
皆如一本之与枝干花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