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

因而中国哲学，乃直接承周代文化之发展所生，而非一更端另起一精
神之所生。中国哲学之进于传统宗教文化精神者，唯在多有此一自觉理性之应用
耳。
    唐君毅（二）中国哲学智慧之起源，为古代宗教道德精神之升进，而非对之
之怀疑与批评中国文化中，此种由宗教至哲学之历程，吾人以为主要由于中国古
代之道德、宗教精神之发展与升进。吾尝论中国古代之道德观念之转变，在周以
前所重之德，据尚书所载，不外敬慎、勿怠、宽容、勿矜，大皆帝王治者自守之
德。周以后即渐重礼让忠信之德，左传、国语等书可以为证。宽容勿矜之德，乃
所以自广气度；敬慎勿怠，乃所以兢业自勉；唯礼让忠信，乃真对等之人间相遇
之德，而可行于一切人与人之关系中者。盖周之礼教立，而人与人之关系复杂，
故道德不仅表现于君之爱臣民，与下之所以事上；亦表现于天子与诸侯、诸侯与
诸侯、卿士大夫之相见相会之中，人伦之世界向横面开展而扩大，则礼教之本义，
原偏重于敬神及行于君臣上下之间者，变为偏重于对等之人间之相敬，乃有礼让
忠信之德之重视。及春秋以后，武士成为文士，国与野之分渐泯，士庶人之阶级
渐不可分，而礼让忠信之德即可遍应用于一切人与人之间，而敬意亦可以行于一
切人间。此仲弓问仁，孔子之答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也。然此对
一切人之敬，亦皆可谓由原始敬天敬祖之精神，通过宗法关系而次第开出者。故
亦可谓为敬天敬祖之敬，移至一切人，而成为向人表现之敬。人与人之彼此间，
由重忠信礼让之德以表其相敬相尊，则人之自尊自信之心与责任意识，亦日益提
高。此即春秋时有担当、有独立精神之贤士大夫之所以辈出。在人与人在之交往
之中，尤其在朝、觐、聘、问之际，远地来会不易，礼仪因以繁重。此礼仪虽不
必即为周公所手订，要是由历史习惯以次第形成。当其既已形成，则违之者为失
礼。当人见人之失礼以后，则不能不念俗成之标准，以为评论。故左传中记诸侯
之相会，常有评对方之无礼，并追究战争之发生，原于对方之无礼者。人与人相
遇时，亦可由人之仪表，及处事之如何，以批评其内心。由是而有春秋时之道德
批评。左传述一事后，恒继以君子曰之批评，此盖不必即孔子或作者之言，或正
为当时人之道德评论，然此评论非自觉的另立一标准以反传统之道德，而是由自
觉传统之标准，而予以解释，或随事而发者。吾意中国人之道德智慧、或智之德，
当即是由此具体的礼尚往来之人间生活中之评论所逐渐养成，而非如希腊之智慧
之德，乃初由惊奇、仰观俯察自然、了解数形之关系、分析理智概念而次第养成。
故在希腊以智慧为首德，哲学家多尊数学。而中国则仁义礼智中，智为末德，周
礼大司徒六德中，亦先仁义圣而后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数亦居末位。国语
周语，谓“言智必及事”，左传谓“智，文之舆也。”即谓智不离实际之事而言，
智盖只所以知礼文之义而载运之，使行于天下者，故曰文之舆也。易经之元、亨、
利、贞，自易传言之，元即仁，亨即礼，利即义，贞即智。贞，定也，智亦定也，
是中国古所谓智慧之用，唯在自觉人之仁义礼之德，而贞定之，确立之。春秋时
之道德评论，即中国人自觉的道德智慧之流露之开始，其作用亦唯在贞定确立传
统仁义之道。中国春秋时，孔子之作春秋，亦不过扩大此评论，而为二百四十年
史事作系统的评论。孔子发明六艺之教，讲论德行之哲学智慧，亦只是承以前贤
士大夫之道德评论而发展。孔子弟子与墨、孟、老、庄，盖皆不过承传统文化与
孔子精神而更各引一端。则中国哲学唯是承以前之传统文化精神而升进一步之所
成，其起源实迥不同于希腊哲学之起于对传统文化之批评怀疑矣。
    唐君毅（三）孔子之继往开来与继天道以立人道孔子对中国文化历史贡献之
巨，固夫人而知之。孔子所以兴起，由于其时代为一礼坏乐崩、臣弑其君、子弑
其父之乱世，亦夫人而知之。然春秋时之礼坏乐崩，人之道德堕落，实不同于苏
格拉底、柏拉图时代希腊社会政治之乱。苏、柏时代之社会政治之乱，可归因于
贵族阶级一般市民或商人阶级之争权，与哲人学派之怀疑论，及自利的个人主义
之思想之兴起。然孔子时代之礼坏乐崩，唯由当时所谓贵族阶级中，诸侯与天子、
诸侯与卿大夫上下相凌，与生活之腐化。孔子之使命，亦不同于苏格拉底、柏拉
图等之欲凭理性之运用，以寻求道德之意义，与设计一理想国；而唯是欲正名分，
使居其名位者，有其名位上原当有之德，而重建周之文教。故孔子之使命，乃一
由继往以开来之使命，而非另建理想国之使命。而其以文王之既没，文不在兹乎
自许，作春秋而又知春秋为天子之事，孔子实是无异以一平民，而居天子之位以
评论一切，并承以前之文化而删诗书，订礼乐，以教后世。后今文家说孔子为素
王，古文家则说孔子唯是一使古代学术由贵族而及于民间，别政与教，而于君道
以外建立师道者。今古文家之言虽不同，亦未尝无相通之处。然吾人复须知，孔
子之以天子之事自任，而以仁教弟子，即无异于教弟子以王者之德，天子之智慧。
天子原须上承天心之宽容以涵育万民，孔子教人以仁，亦即教人直接法天之使四
时行百物生之德，而使人皆有同于王者同于天之德。此乃孔子之由继往而下开万
世之真精神所在，为生民以来所未有。柏拉图之精神与之相较，诚瞠乎后矣。孔
子之真精神，亦中国哲学之真精神所自始也。
    孔子对于周以来之传统文化之精神唯是承继之。孔子所进于以前者，唯是自
觉其精神所在。不有孔子之自觉，则传统文化之精神唯存于礼仪威仪之社会文化
中，有孔子之自觉，则此精神存于孔子之心，见诸孔子之行事，孔子以之垂教，
乃使人人皆可知此精神而实践之。故孔子之智，对一以前之文化是成终，而对闻
其教者则是成始，不有孔子，则周之礼文之道，只蕴于周之礼文之中，有孔子之
自觉，则周之礼文之道，溢出于“特定时代之周之礼文”之外，而可运之于天下
万世，而随时人皆可以大弘斯道，以推而广之。故孔子立而后中国之人道乃立，
孔子之立人道，亦即立一人人皆以“天子之仁心”存心之人道。天子之仁心，即
承天心而来。故孔子之立人道，亦即承天道。近人谓孔子之学非宗教，且不信古
代相传之天神之存在，此实无可徵。可徵者，唯是孔子不重信天之本身，而重信
天之所以为天之仁道。孔子信天道，中国人之自觉论天道，亦自孔子始，则信而
有徵者。故孔子以前有人有文化，而人与文化之道未真被自觉，人之道未立，自
孔子自觉之而后立。孔子以前亦有天，人亦知信天，而敬天学天之仁等；然自觉
天之所以为天之道，即是此仁，而唯以仁道言天者，则自孔子始。唯孔子而后真
知人文之道与天道，唯是同一之仁道，而立人道以继天道。此即孔子之所以通古
今与天人，中庸曰：“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孔子之人格之所以通
天人，而为天之直接呈现也。
    知孔子之精神在通古今与天人，则知孔子之精神与世界其他伟大人物，及先
秦诸子之精神，唯是全足与偏至之不同。世界之一切宗教圣人，皆能归命于天，
亦多能知天道之以仁为本，而依之以立人道，如耶稣是也。然彼等恒未能以通古
今承古之文化历史，以开启未来文化历史自任。且世界一切宗教家对于天或神，
皆重祈祷，而低级之祈祷恒夹杂私求与私意，如犹太教中有上帝选民之观念，此
即将偏私自己之民族之心，注入于上帝，使上帝策划能够一偏私之上帝也。祈祷
中有私意而求于上帝，及其求不得，则生哀怨之辞，此旧约中之所多有也。治西
方宗教史者，皆知犹太教之上帝，乃逐渐由自私之上帝而成一无私之上帝。在耶
稣以前之先知如Amos等固亦有无私之上帝观念，至耶稣起，乃深发其义，并特重
人当求上帝于内心，天国在天上，即在内心，而不在地上或外界之义；并教人绝
去对上帝之私求，而教人爱敌如友，以绝去以前之自视为选民之意识。后之基督
教徒，虽仍保持选民一观念，已改为纯宗教道德上之意义。在中古复加上“上帝
之选择何人而对之赐恩，为不可以人意窥测者”一观念。此正所以免人自视为选
民，而对他人存敌意。耶稣基督教之思想，在西方宗教文化思想中，乃表示一极
高之宗教精神。然后来之基督教中，仍重祈祷，而祈祷之中，总不免求上帝满足
其在世间之私求，如战争之祈祷上帝助我胜利，皆恒是依于一私心之祈祷也。然
观孔子之教，则孔子盖根本不重人于天于神之祈求，故能“不怨天”。而孔子相
传之教，唯言天之道为无私，为使四时行而百物生，为不已，为健行不息，人当
承之以立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