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

斯太林犹欲
学第三罗马，于法律外，再济以无限度之警察精神以治国。而在中国，则自汉代
秦兴，历史二千年更无再自觉主张纯以武力法律为治之论。汉以后，中国即可谓
纯为一所谓文化国，历代皆赖儒家精神之普遍贯注于社会，提高人民之文化生活，
以为佐治太平之要道矣。
    汉代文化之形成可谓由于凝合与广被。而此凝合与广被之所以可能，则由汉
初之治，即承秦之政制。汉初尚黄老，足以宽统治者之度量。继乃尊孔子，崇儒
学，以树学术文化之骨干。汉代奖励孝弟力田，使人各安其居而勤事生产，以裕
民生而富国家，即所以稳定社会。察举之政治制度，则所以使人民之秀者，自下
而升举于上，而用于政治，此皆为汉代文治之精髓。而武力则唯用于拓边。夫然
而汉代文化之形成，其初本于道家之宽大精神为政，可谓如天之覆盖社会；其以
儒家精神立学术之骨干，可谓立大地之支柱；行察举之制度，则如使地上之人民
上升；孝弟力田，所以使人各安土；而以武力拓疆域，则所以广天地。故汉之建
立一统世界似周，而又不同。周之建立一统，赖封建与宗法。其封建初乃赖武力
之支持。故周代继世之天子，虽能上承天命，及其武力弱，即不能覆盖四方诸侯。
周衰而在下位者，皆求升高位。昔为卿大夫者，今为诸侯；昔为诸侯，今欲霸天
下。游士驰说于四方，以致卿相之位。此正如地上之物皆升而上，又无以覆盖之
者，是无以遂人大一统之望也。秦乃以强力盖之，以求一统，而终亡于恣睢。故
汉兴尚黄老之宽容精神，又以察举助在下位之人民之升居上位，而使上下相孚；
武力横施于四方，则人民之精神亦随之而拓展；孝弟力田，又足以使人民之各安
于位。是故汉代文化精神之形成，实如上天下地这浑合而升降相涵。既能凝合而
又能广被，此盖亦即汉代思想，又为阴阳家之成分所贯之故。阴阳家喜言天覆地
载，与阴阳之升降，及五行四时之依四方而运，而中心之土不动之理，正所以象
征汉代文化之精神。而汉代文学中之奏议与对策，则政治上，上下求通情合道之
文章。而汉赋之铺陈扬厉，亦一向外横施以求精神之广被之表现也。
    汉之一统之局分，而三国鼎立之势成。历魏晋六朝，而五胡乱华。然中国社
会政治之混乱，与民族之厄运，未尝使文化因而断绝。唯以政局在分裂中，及西
来文化之冲击，而传统之整一的文化系统，因以疏离。以魏晋六朝与汉相比，则
汉犹周初，而魏晋六朝如战国。汉之所成就，偏在政治、军事，与经济上土地之
开发。其学术以经学为主。汉人之德行，表现于使民族凝合之事功，故文学中有
奏议、对策，与宫殿、都城之赋。而魏晋六朝之所成就，偏在文学、艺术，其学
术以哲学、文学为主。魏晋人之人格，则见于其风度之美与性情之率真，故魏晋
之诗文恒善抒怀抱。汉代学术人物之精神，阔大、朴厚而浑成。魏晋六朝人则多
胸襟旷达、“形超神越”（此语见世说新语）。此超越精神，不如西方宗教、哲
学、文艺中超越精神之表现为离世异俗之瑰意奇行，唯主要表现于日常生活之间，
交游清谈之中，或寄情山水之际。魏晋六朝之精神，主要乃为道家庄子之精神之
更人间化。唯非人之与天游之逍遥游，乃人与人相忘之逍遥游也。魏晋人之重个
性，亦不如西人重个性之无尽伸展，而唯重人物间个性之欣赏。中国文化精神中，
汉人之阔大、朴厚、浑成，转为魏晋人之疏朗、清新、俊逸，可谓中国文化精神，
在地上建立帝国以后，再盘旋于空阔，优悠于虚灵，以脱去其重浊之气、沉滞之
质，而归于纯化之美者也。王羲之之书法，陶渊明之诗及顾恺之之画则纯化美之
代表也。
    至于唐代文化之兴起，则又转魏晋之虚以入实。唐代政治规模之阔大如汉而
或过之。
    唐代文化交通及于世界。唐承汉魏晋六朝所传佛学，更大开宗派。由魏晋六
朝之重空宗，而天台，而法相与华严而禅。中国固有学术，则由玄学更转入经学，
皆表现由虚入实精神。其诗由五言而至歌行，文由骈文而古文，皆表现一充实之
美。而盛唐诗之重兴会，重情真气盛，尤表示其生命之健旺。而艺术中唐代金碧
山水与壁画之华美，及雕刻中之佛像之丰盈，又皆表示唐代人精神上之富丽。整
个唐代文化，多方面并行不悖之发展，未尝不似近代西洋文化之万流竞注。然唐
代文化之多方面发展，有相互之照映，而不见有力量之冲突矛盾与紧张局面之存
在。唐代之文化之特殊者为宗教，当时计有回教、景教、波斯教、道教与佛教。
宗教势力之盛，又如西方之中世，而以佛教为最盛。佛教中又以华严为最盛。华
严宗所谓一摄一切，一切摄一，一切摄一切之事理无碍、事事无碍之华严世界，
正为唐代文化多方面并行发展、不相矛盾，而相涵摄之精神之最高表现。此则与
西洋中世之基督教主宰文化之势力下，不免轻艺术，充满基督教与回教等之斗争，
与虐待异端之事，表现截然不同之文化精神矣。
    宋明为中国儒学再度复兴之时代。汉代儒学之用，表现于政治，而宋明儒学
之最大价值，则见于教化。中国民族之精神，由魏晋而超越纯化，由隋唐而才情
汗漫，精神充沛。至宋明则由汗漫之才情，归于收敛，充沛外凸之精神，归于平
顺而向内敛抑。心智日以清，而事理日以明。故学术则有理学与功利之学。功利
之学重明事，理学重明理。二者中唯理学能代表宋明人之心智之极。由唐诗之重
性情，至宋诗之重意境，由唐诗之血肉丰腴，至宋诗之峻气瘦骨，由唐代歌行之
舒畅，至宋词之婉曲，由唐人之笔记小说之一往情深，至宋元章回小说之曲叙事
情。由唐代之金碧山水，至宋元之文人画，由唐代之法相华严之盛，至宋明以后
禅宗净土之盛，皆表现中国民族心智之由反省而日以清明，如潦水尽而寒潭清，
烟光凝而暮山紫，行李萧然，山川如画矣。然其中唯宋明理学之精神，为能由清
明之智之极，觉内心之仁义礼智之理，以复见天地之心；而教人由智上觉悟，致
知涵养并进之工夫，以希贤希圣，而以讲学教天下人之皆有此觉悟，此实同于孔
子之使王官之学布于民间。然其所不同者，在孔子仍是先有意于政治，且孔子是
以一人为天下之木铎；而宋明理学家之精神，则几全用于教化，而以一群人，共
负起复兴学术、作育人才之大业也。
    吾尝以易经元亨利贞仁义礼智之序，言中国民族文化精神之发展。则孔子承
中国民族古代文化精神而立仁教，所开启之先秦文化之生机为元。秦汉之建立大
帝国之政治，为礼制之实现为亨。魏晋隋唐之艺术、文学、政治、宗教等文化，
多端发展，旁皇四达，为文化中之义道，如元亨利贞中之利。则宋元之精神为智，
而欲由贞下起元者也。惜乎元清异族入主中夏，盗憎主人，而中国文化精神之发
展，乃不免受一顿挫。宋明理学之发展，由朱子之重理，至王阳明而重心，至晚
明而重气，由讲宇宙人生，而讲历史文化之精神之自觉。如顾炎武、黄梨州、王
船山等，皆欲由历史文化精神之自觉，以上追三代，而起民族文化之生机，以建
制立法，为万世开太平者也。清儒不能继其志，于是转而重考证、训诂、校勘、
文字、音韵之学，以求知中国古代文化之真面目。此仍可谓是由宋明重智之精神
来。然宋明所重之智，乃内心真觉悟之智，而清儒所重之智，则纯成理智上、知
识上之智。此理智上、智识上之智，乃以研究历史文化中之器物文字为目的，而
又非以直接研究自然社会为目的，故未能成就西洋之科学，而只成为帮助人了解
中国过去学术精神之工具之学。则清儒之精神，盖非中国昔所谓求智，而亦非西
洋之求智，只可谓为求知古人之真意或求信实之精神。而清代哲学、文学、艺术、
宗教、政治，皆难言特殊之创造。盖皆不外求能老实学古人而近真，堪自信与被
信为能传古人之衣钵、承过去之文化而已。然此求信实之精神，自为一时代之新
精神。清人盖善模仿，而于汉人经学，魏晋唐宋之诗文，与宋明程、朱、陆、王
之理学，元明之画，与明代以来之禅宗净土，颇皆能善学，求保存勿失。此求如
实保存中国文化，即清代文化之特殊精神。然海通以还，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相
遇，清代学术文化重保存文献之精神，终不足以应大变。欧风美雨，纷至沓来。
老师宿儒，遇新思潮之冲击，徒居退守之势，不免抱残守缺之讥。终至中国文化
精神之堤防，乃全然溃决。而人之学习西洋文化，固未必能得彼方文化之真，而
一民族之学习他方文化，又势难尽失故行。于是中西精神，互相牵挂，再加以西
洋文化本身之复杂，于是国人日以动荡摇摆于新旧间与诸新间，左顾右盼，荆棘
横生，矛盾百出，此乃中国文化从古至今未有之变局。而宋明以后应有之贞下起
元之事，若尚渺不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