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

故中国儒家视人与自然之关系，先纯为情上之一直接感通之关系。
人之由自然以得养其生，自情上观之，此亦即自然对人之恩。由是人亦可直接继
以一报天地之恩之心。人对自然之态度，在开始点遂既非一征服之态度，亦非以
理智加以了解之态度，此亦即智德只能为末德之一故。西方哲学恒以智德在先，
而先对自然取一理智上求加以了解之态度。近世之认识论者，更多以吾人与自然
之关系，为一“通过吾人之观念，而与之相连结”之间接关系。彼等恒误以“在
吾人之自觉的反省中之印象观念”，为吾人之心灵之最初所直接接触，而不知此
乃智性活动之产物。此智性之活动，乃后于吾人与自然直接感通之情者。在此直
接感通之情中，首先所有者，唯是对所感自然之一统体的觉摄。人之有此觉摄，
初实为不夹杂任何自觉的欲望（人之自觉的欲望，乃依自觉的观念而后起者）。
亦无我物之辨，而浑然不二者。此是一纯情、纯感通，亦即纯性纯仁之实现。第
二步则为依吾人超越的心觉之能力之继续流露伸展，推开此“统体之觉摄与其内
容”而客观化之；此时吾人之心觉，复支持此所客观化者，而奉承之，此即主宾
之展开。吾人之心觉之主体，奉承此所客观化者，即可谓心觉之遇之以礼。第三
步，则为对此整全之觉摄与内容有一选择，而加以剖判，此选择与剖判，则根于
吾人自己之生命活动或精神活动之兴趣，此兴趣由吾人生命活动、精神活动有特
定之要求而来。此要求，又常为吾人之过去生命活动、精神活动所向往之形式所
规定。由此选择与剖判，吾人于此整全之觉摄之内容，或取或舍。所取者与所舍
者，乃分二半，以各当其位，此即认识活动中之义。吾人取吾人感兴趣与注意之
所在，而排除所舍者，乃重置定所欲取者，吾人之心觉遂回绕于所取者而把握之，
以与其外截断，吾人遂有一自觉之观念，或完成一贞定之心觉，此乃真认识活动
中之智。夫然，故吾人一切自觉中之观念，皆为智性活动之产物，亦为心觉之流
露而向客观伸展后，受一定之规定，再回到自身之产物。然吾人之心既有观念后，
若不以此观念判断以后所感通之物，再客观化之于判断所对之客观实在中，吾人
之心觉，即可由回绕此观念后，而生一执著，并以为此观念即其自己。凡为智性
活动之产物之观念，依于上所谓智性活动之回绕作用，必然为一分别并立者。于
是当吾人之执观念为自己也，遂以吾人之心，即为此一群观念之拼合体；或以心
觉所直接接触者，唯此分别并立之原子式之观念群，人此时遂以心之产物，为心
所直接接触者。此即西方洛克、巴克来、休谟之所持，而实则此乃以心之智性活
动之产物为心，而颠倒本末之论也。
    吾人知智性活动之为后起，观念之为后起，则知吾人与自然世界之关系，初
实为一直接之关系，而非为观念所间隔之间接关系。此直接关系，初即为一对所
感觉自然之一统体的觉摄，或我与自然在情上直接感通之关系。次则为对客观化
之自然而奉承之以礼之关系。唯先有才此关系，智性上之加以了解之活动乃可能。
知此则知吾人对自然，何以在开始点，非取征服之态度，亦可不取冷静的理智加
以了解之西方科学之态度矣。
    由人与自然之关系，在开始一点，为我与自然在情上之直接感通之关系。于
是中国儒者对自然之态度，第一为自情上看自然之养人，觉自然对人有恩德，而
生一报恩之心之自然宗教意识。此前文所已提及。第二即为自情上与物感通，而
观天地万物之美之艺术意识。第三即为直接由自然万物，接触天地之生机，而觉
与之无间之哲学意识。第四为一面用物，而一面惜物、贵物之经济意识。第五为
对于我之自然生命本源之父母祖宗，以一更高之虔敬心、报恩心与之相感通之孝
子意识。第六为对一切有生之伦之同情仁爱，不只限同情仁爱于人类之道德意识。
此六者中第三项，吾于第五章已论。第二项吾于论艺术之章，再论之。第一项则
于论悠久世界、中国宗教精神中论之。此下唯当述第四、五、六三者，以见儒家
人生思想中，对自然之态度之异于西方人生思想者。
    吾人观西方人生思想，人对自然之态度恒不免陷于下列数者：其一为鄙弃自
然物，以物质为引人堕落，此为中世纪中宗教思想中所常有。一为以物质为一限
制性或材料，一物体所表现之内容，全是理或形式，因而物质世界重要之价值，
唯在能表现理或形式之世界于人心之前，此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所持。一则
主：人于物质之需要愈少愈好，因而人当对物取一情感上隔离之态度者，此即伊
辟鸠鲁、斯多噶之态度。一则主：人当征服自然，改造物质，尽量利用物质以制
造享用之器物，而满足人之欲望者，此即培根以下功利主义者之态度。一则主：
物质之用，唯所以表现人之文化活动、客观化人之精神者，此即近代理想主义者
之说。此诸种人对自然物态度，不外鄙弃、隔离、利用三者，而此三者皆同不免
于一傲视于物质之上，以凸显人之自我之态度，而非以一种平顺之心以应物。在
中国儒家之惜物贵物之精神下，则一方未尝不视人为万物之灵，为天地中至贵之
存在，一方亦贵物而惜物。盖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者，在其心之性之至仁，而情
之可无所不通，而有种种精神文化之生活。故人之用物以养其生，以表现精神，
而蔚成文化，乃人之为其所当为，无所慊愧于万物者。然亦正以人之性之至仁，
其情之无所不通，则人亦未尝不望物之各成就其变化生长之历程，而自然不忍对
之轻加伤害，故又不能不惜物而贵物。亦唯人能惜物贵物，乃见有“心”之人之
为至贵，故能洋溢其贵，以施于万物，使万物亦贵也。夫然，故人之用物，必一
方为不忍轻易毁物之心所限制，一方为用物时人之精神文化之目的所规定。此即
为一种惜物而贵物的意识。由此意识，而人之用物，如唯以满足私欲，而不以促
进人之精神文化生活，完成人格为归，皆非真有价值者。如人徒为足欲而用物，
其视物则至多可谓之一自然现象而无善无恶者。至于为满足欲望而浪费物，或为
满足私欲而用物，即为一种罪过。唯用物而知惜物贵物，当用则用，不用物时，
则于物皆若有情，乃为一合理之道德生活。于是，人于物之正当态度，一方非弃
绝之而不用，或求超越之、脱离之之态度。一方亦非只以之为手段工具，而卑视
之、鄙弃之之态度。在西方人生思想中，对物之态度，正常陷于此数者之一。而
在儒家人生思想中，则一方极重利用厚生之事，欲由黼黻之盛，器物之繁，以成
人文之亹亹。而一方则利用厚生，必依于正德。此即为完成人之精神文化生活，
求人之德行之圆满，而用物。此乃其异于西方功利主义之用物观者。另一方，则
儒家主用物以成就文化，又非只以之为文化之手段、工具或材料，而仍对物有情。
故于自然万物之变化生长之本身，仍视之有其独立存在之价值，亦不须视一切万
物皆为人之文化目的而存在。用物而不求竭物，使之恒有余不尽，复乐观自然万
物之离人而独立，此即成就人文，而兼求少伤自然之至仁之心也。  唯中国儒
家思想，有此惜物而贵物之义，既不绝物弃物，亦不浪费物。故中国人一方戒奢
侈而尚俭约与节欲。另一方，则亦能为精神文化生活之目的，用物而不吝。故能
俭约而未尝不能求丰盛与华美。独罕有以生产财物、聚敛财富本身为目的之人生
态度。西方人，则恒不免一方尽量求征服自然，使物皆成为制造之原料。然在另
一面，如工业家、资本家，则若以生产财物，累积资本，增加财富本身为目的。
由无尽之再生产，至超过消费之所需，形成生产之恐慌而不悔。故德哲席默尔
（Simmel）论西方近世资本家之从事生产，以求无尽之利润，乃依于一“追求抽
象之财富数字”之精神。斯宾格勒亦谓：西方近人之征服自然，以创造物质文明，
乃以表现人之权力本身为目的。中国之人生思想，则于自然之物，不必求尽化之
为人造之财物。人造之财物，唯所以供消费，必求得其用。并力求用之于精神文
化、社会人伦生活之目标。故中国过去风习，皆平日处家尚俭，而待客之筵席，
则重丰盛有余。为婚、嫁等大事，常不惜数十年之积储。因此乃用之于社会人伦
之间也。中国印刷事业，发明最早。中国之印书，素极讲究，线装书，皆字大而
天地甚宽，人从未有以为浪费者。敬惜字纸之风，遍于民间，从未有融字纸以作
造纸原料之事。为祭祀，而焚楮化帛，亦民间之所不惜。此皆一种为精神文化生
活之目的，则绝不吝啬之精神。中国最早之生产事业家或商人，见于司马迁之货
殖列传。其中之子贡，乃以其财富贡献于孔子之讲学者。陶朱公之为一理想之生
产事业家与商人，正在其一方善聚积财富，而又能用之而不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