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

吾人如能直达后一段之活动，此一时之我之活动，亦
为非必须有而可有可无者。而此一段之我之任何活动，只须能达某目的，吾人亦
将无所别择。由是而此一段之我之活动，亦只对以后之目的有一抽象之普遍效用，
而无具体的特殊性或个性者。夫然，故吾人人生中，如为手段之活动愈多，或本
身堪为目的之活动愈少，吾人一朝加以反省时，必愈感吾人生命空虚，觉吾人之
生命为可存在可不存在者，或在存在与不存在间摇摆者，而将生一无所依之感。
同时愈觉自我之存在，非一具体而有特殊性、个性之存在矣。
    大率吾人在日常生活中，通常只觉某一类之活动，只可为一手段。而另一类
之活动，则可本身为一目的。其所视为手段或目的者，则以人而异。通常人恒谓，
吾人以较低之活动为手段，以较高之活动为目的，斯为足贵。如为求真理而谋生
存，为人类而求真理是也。反之，如以较低之活动为目的，而以较高之活动为手
段，则不足贵。如为名利而求学问，以人类之幸福作试验，而求证一主义之真伪
是也。通常，人当有一目的在前时，于手段之事，虽本不感趣味；亦可由对目的
之希望，而或增加作手段之活动之趣味，忍耐作手段之活动之苦痛，而赋手段之
活动以意义与价值。似亦未尝由此手段之活动无本身价值，便于从事之时，生空
虚感。故在西哲之中如功利主义、快乐主义者，恒以快乐为唯一有本身价值，以
人生一切活动皆人之求快乐之手段。亚里士多德，亦以一切道德活动皆为术，所
以达幸福之目的者。康德则以道德意志为本身之善，而其他之日常经验中之活动，
则多只可为求快乐之手段；而不识道德，唯乐是求之人，则其一切活动，皆为一
手段。西方宗教家又不免以上达天国为人生之目的，人在世间之一切事，皆若为
人上升天国之手段。西方大哲中，唯斯宾诺萨，重废除目的之观念而深论自然之
无目的。自然万物，乃无一物可为他物之手段，人心灵之活动与身体之活动，亦
并行而不能互为手段。道德即幸福，非幸福之手段。真智慧真观念即真理，亦非
显真理之手段。现实生活上之求生存等，亦非得智慧之手段，因得智慧即得生存
也。西方自然主义者，则虽知自然本身无目的，又恒视人之生命精神活动为自然
达其目的之手段。至西方黑格尔之理想主义，则使人有一印象：即人生之一切手
段活动在一阶段皆可为目的，而在另一阶段则又为手段。手段之活动与目的之活
动恒互相转化，互相依赖，而在本质上为一。即绝对精神自身，亦是一方为目的，
一方以其自身为手段，——客观化为自然，再返于其自身，即复现为精神，而完
成其目的。黑格尔之哲学所注重者为一切“过渡”（）之思维。凡被过渡者皆一
时之手段，而所过渡及者则可谓为一时之目的。宇宙人生如是而为一辨证之历程，
以使一存在、一切人生活动，则皆在目的与手段内轮转。自形上学言之，黑氏智
慧固甚高。然自人生哲学言之，则其说使人觉整个人生历程无真正之贞定处。黑
氏整个之历史哲学，尤使人不免有一切文化之事变、英雄人物，皆若只为绝对精
神表现其自身之手段，而不见人之一一文化活动、一一个体人格之可贞定为一具
内在之目的者也。
    然依究极之义言之，则上列诸说，至少在文字上看，皆有病在。如实言之，
宇宙一切存在与一切人，实当先直接视其本身为一目的。人生一切活动，亦皆当
一一本身各视为一目的，无一自然物可只视为人类之手段。人生活动亦非自然达
其目的之手段。无一人可为他人之手段，亦无一个人可为自然、国家，或集体社
会之手段，亦无一人生活动，真可视为其他人生活动之手段。孟子谓：行一不义、
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非只谓人当选择手段，不可视他人为手段而已；手段
须选择，则手段之选择，可为一目的明矣。手段选择可为目的，则手段本身即亦
可为目的。吾人试观人生有何活动，不曾被人视其本身即目的者乎？既知任何一
活动皆可被人视之为目的，即知人之精神可贞定于当下一事，而不须以此事为他
事手段矣。孟子曰：“哭死而哀，非为生者也。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语必
信，非以正行也。”其辨利义者，正以凡当为者本身即为一目的，而不可以之为
求得其他利益，获得任何效果之手段之谓也。诚然，人之行为不能不讲方法，则
似不能不有手段。然实则当吾人讲方法，而表面自觉是以作一事为手段之时；吾
人在肯定此手段为必须有而应当有时；吾人当下即须扩大原先之目的，而包括作
此手段事，为我之一当下之目的。且转移吾人之原先之目的，而以作此手段事，
为直接而切近之目的。吾人之所以由有一目的在前，而对吾人原不感兴趣而为手
段之事有兴趣，而若将目的之意义与价值赋与手段，似不觉有空虚感者；正以手
段于不自觉间已半转为一当下目的之故也。若吾人进而真知此手段为必须有，非
先经此手段之间接，不能达目的。吾人依此真知，以自己规定吾人之行为；谓此
手段，为当前之我所唯一能采取，当采取，而非可任意变换者；或者于每一变换，
亦视为对当前之我，为唯一能采取者当采取者；则当前之手段，即为一不可代替
之具体特殊之活动。吾人之精神即可全贞定于其中，无摇摆之余地，而得所止息。
而此时，此手段之活动，亦即成非有不可，而不可无之“充实的存在”，为吾人
之精神当集中意念以从事，而不当冒之而过者。果此手段之活动，成为必有而当
有之具体特殊之活动，为吾人精神意念集中之所，则此手段之活动，即全转成吾
人当下之一目的。而吾人之从事于此，为有本身之意义与价值者矣。若吾人不能
依此措思以使最初视为手段之活动，全化为当下之目的，则所谓不觉空虚者，仍
实有一半为空虚。唯吾人疏于反省，或未能觉察耳。
    至于人之以低下之活动，作达较高尚之目的之手段，虽为世所嘉许。然其所
以较堪嘉许，唯在由此而可提升增大低下活动之价值意义，而非谓此手段之活动
本身，决不可视为一目的，而无其本身之价值意义之谓。吾在一甚长之时间，皆
以为人之男女、饮食之活动，社会工农业、经济、法律等事业，皆无本身价值，
而唯是人过较高之精神文化生活之手段。然吾今乃知此意之偏颇。如实言之，人
诚必须志于精神文化之生活。人亦因有精神文化之生活，人乃配利用万物以养其
生。然吾人亦不能谓人之生存，一切生命之生存，及一切物之变化历程中，无其
本身价值之存在。谓价值有高下，为高者之实现而牺牲低者则可，然以低者毫无
其本身价值，则不可。饮食男女之生活，乃人与物，人与异性生命之感通，亦未
尝非显人之性情之德者也。故吾人虽不能以饮食男女之生活，为人生之最高目的，
然亦不能不谓之亦为一种可以独立存在之目的。夫然，而当下之见色闻声、一饮
一啄、一呼一吸之活动，亦莫不本身可为目的，皆未尝不可任天而动，不必随处
以思虑安排，而亦不须如自然主义者之以身体之保存、种族生命之延长，达自然
之目的为说。若如此说，则又是今日之生命为明日生命之手段，父母为子女之手
段，今人为未来人之手段，人为自然之手段之说，而使人之此种活动，成为空虚
无实者矣。
    唐君毅（十一）人生一切活动与苦乐之遭遇皆充满价值意义吾人诚知人生之
一切活动本身，皆可为当下之目的，而不须视之为手段；则通常所谓一活动之可
以为另一活动之手段云者，实即一活动之价值意义可贯注于另一活动之谓。人生
之一切活动之价值，实只当有互相贯通、互相照映、互相促进增益其意义之关系，
而无所谓此只为彼之一手段，而其本身毫无价值之说。孝也者所以事长，慈也者
所以使众，齐家而能治国，治国而能平天下。此非齐家为治国之手段，治国为平
天下之手段之说也。通常所谓由一手段过渡至一目的之活动，或由一目的之活动
过渡至更高之目的的活动；亦只当视为吾人之活动之不断升进，以成一层层上达
之历程，而非一活动之价值之被否定而扬弃。吾人再由此人生活动之各具本身价
值，以旷观人类社会文化历史之历程，与宇宙之根本原理，便真见其亦即一价值
之继续不断实现，而日益充盈于事事物物之历程。此即为一“善”之周遍的流行
也。  儒家人生思想之肯定人生一切活动，皆具备本身价值，皆当视为一目的
之说；亦不同于西方快乐主义、功利主义者之以“人生之一切活动满足时之快乐，
皆为一善，人生应以快乐为目的”之说。儒家之人生思想，于苦乐之问题之主张，
乃既不主张人生唯应以苦行自励，亦非以人生之目的唯在快乐。西方人生思想，
则恒摇曳于此二端。希腊人之生活喜求乐，中世纪基督教则鄙弃一切世俗活动之
快乐，唯求神加被吾人以道福（Bl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