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

希腊斯多噶派及后来一切理性主义者、
理想主义者均轻快乐。快乐主义、功利主义者乃起而矫其弊，谓快乐为自明之善，
人生当以快乐为目的。夫快乐之自身，不足为人生之最高目的，西方人评之者已
多。今世摩耳（G.E.Moore ）于其伦理学原理中驳快乐论曰，吾人试思一种境界，
其中一切皆无有，唯有一无尽之快乐，再问其是否可为人生最高目的。又思一幸
灾乐祸者，于他人愈苦痛时愈感快乐，试想此心境是否有道德。人便皆知快乐本
身为唯一有价值说之妄。西方理想主义者如格林，更直就人生所求，乃一目的之
实现，而非目的实现后之快乐，快乐唯是一附带情感以为说。康德尤严责求快乐
之非道德。今西方快乐主义者，又以绝对不产生快乐之行为，不能为善，故乐为
善之必须条件以为说。西方伦理学对此问题之辩论，乃迄今未有定论者。然在中
国先哲除伪列子杨朱篇外，盖无以人生目的惟在快乐之论，道家教人为天人，儒
家教人求仁义礼智，明善诚身，皆未言人唯以求快乐为目的。然儒、道、墨又皆
未尝绝对鄙弃快乐。墨家自尚苦行，乃以求他人之乐。庄子言游心于万化者，则
乐不可胜计，而主以知养恬，以恬养知。恬愉亦乐也。孔子之人格，一方“发愤
忘食”，一方亦“乐以忘忧”。论语第一句即“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孟子
自道其三乐，言“礼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宋代理学始于周濂溪之教
二程寻孔颜乐处。张横渠谓“和乐，道之端乎，和则可大，乐则可久”。阳明又
有“乐为心之本体”之言。其弟子王心斋作乐学歌言“学是乐，乐是学，不学是
不乐，不乐是不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天下之乐何如此学”。是皆见儒、道二
家不鄙弃快乐。而吾人试考中国儒、道二家所言之乐之所自来，则又见其与西方
快乐主义、功利主义之言不同。西方快乐主义者言快乐之原，或谓在所欲物之获
得而感满足，如近世之快乐主义者。或谓在心灵不为外物所干扰，而无所贪求与
恐怖，如伊辟鸠鲁。前者之乐，由于得物，后者之乐，由于绝物，彼等盖皆由畏
苦痛而求乐。然道家、儒家言快乐，则既皆不由于得物，亦不由于绝物，亦非以
畏苦而求乐。庄子之乐在游心于万物，则非绝物。儒家更主与物感通，尤非绝物。
庄子言无待，而超越于一切死生、得失、贫贱、利害、祸福、贵贱之计较外，其
乐亦不由于外物而得。其乐唯生于心灵之解脱而无所执，遊于万化而未始有极，
以官天地而府万物。故此乐亦由心灵自身之积极活动来。儒家所言之乐与庄子异。
此乃生机不息，生趣盎然之乐。然其不由外物来而来自内心，与庄子同。故颜渊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不改其乐。原宪“捉襟而肘见，纳履而踵决，歌声
若出金石”。孟子谓“天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
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皆生于忧患之环境，死于内心之安乐者也。
    大率凡人之情，皆畏苦而求乐。英人狄肯生（Dickenson ）希腊人之人生观
一书，论希腊人之乐生，亦原于其初极怕死，以死为灭尽无余，乃寻乐以自遣云。
故快乐主义、功利主义之哲学，实是顺俗情之哲学。然人生精神生活之进一步，
即当不求世俗之乐，而表现一不畏苦而愿受苦之精神。故西方中世宗教家之精神，
及西哲中理性主义、理想主义者贱视快乐，诚较一般快乐主义、功利主义者，与
希腊人之求欢乐者为高。西方近世文学家、艺术家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精神者，
亦恒表示鄙弃世俗快乐之趋向，而宁追求苦痛。如卡莱尔谓“能受苦即伟大”
（To be capable of suffering is to be great ）。歌德之一生经无数恋爱，
而当其将成功，即自行逃走。尝谓“我经验一切人生之享受，只所以为经其最后
之空虚”。晚年又尝谓“一生快乐之日，不过四礼拜”。托尔斯泰晚年逃出其安
乐之家庭，而死于风雪途中，亦正以不愿享乐之一念。罗曼罗兰著“米盖朗基罗
传”引米氏言：“愈使我苦痛的，我愈欢喜，我的欢乐是悲哀。千万的欢乐，不
及一单独的悲哀”。均可表示西方近代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精神之文学家、艺
术家，宁肯受苦之精神，而堪矜贵者。然人能知受苦之为伟大，惟在其不惧苦，
而能安于苦，而以苦为乐。西方尼采之“欢乐的智慧”一书，亦发此义。然西方
文学家、艺术家求苦痛者，恒不免出于精神之立意亢举，或谋以苦痛开拓人生经
验。中世基督教徒之不畏苦，则由鄙弃世俗之观念。故其心皆未必能放平，而真
安乐于困厄拂逆与死生之际。中国儒、道二家，则以于一切贫贱忧患之境，皆能
安乐，为德之符验。故慷慨就义者遂不如从容就义者。其中儒家之所以高于道家
及西方之宗教家，与斯多噶、伊辟鸠鲁学派与理性主义者，则在儒家之充量肯定
人生之一切活动，与一切遭遇之价值之精神。于是儒者不仅能安于贫贱与世俗之
忧患，亦能安乐于富贵与世俗之幸福。故洪范之五福中富、寿、康宁，亦为儒家
所认为人当求者。是乃肯定一切世俗之幸福，对己对人之本身价值。孔子所谓
“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
无入而不自得焉。”张横渠所谓“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容玉女
于成也。”此乃兼安于幸福与忧患，而肯定一切世俗之忧患与幸福之价值之精神
也。西方宗教家之自苦精神，恒出自畏世俗之乐引诱之动机。道家之徒，遁迹山
林，轻富贵，骄王公，弃天子而不为，亦恒由于其不能发现此世俗幸福之积极价
值。斯多噶派以名誉、金钱、健康、寿命等为可有可无之物。而亚里士多德伦理
学则谓此乃“无之不可，而有之不足”之物。然中国之儒者，则以此一切世俗之
幸福之有无，对己皆不碍吾人精神生活道德生活之成就，亦皆可为进德之资。一
切世俗之幸福，如肥马轻裘，宫室之美，妻子好合，如鼓琴瑟之乐，令闻广誉之
施身，儒者亦认为未尝不可得之于己，而与人同乐。尤未尝不望贵为天子，富有
四海，行其道于天下。然当富贵而“不以其道得之”，则不处。贫贱虽所恶，
“不以其道”，亦在所不去。程伊川所谓“今日万钟，明日饿死，唯义所在。”
此孔孟所以今日栖栖皇皇，明日得为卿相，亦不动心也。孟子言“舜居深山之中，
与木石居，与鹿豕遊……饭嗅茹草，若将终身焉。及其为天子也，披畛衣，鼓琴，
二女果，若固有之。”善哉，此固有之之言也。夫然故瞽叟杀人，皋陶为士，舜
即当弃天子如敝屣，“竊父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后人
如文天祥未起兵勤王时，其生活之豪华，固无殊一般之富贵之家。而当其一朝决
心许国，则历艰难，万死而无悔：“鼎镬甘如飴，求之不可得。”夫人诚心安理
得，则可以当天下之至苦而无怨；悲愿宏深，则可以堪受世俗之洪福而不溺。能
贫贱忧患，亦能富贵安乐，能乐生亦能不畏死。故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下章：中国人间世界——日常生活社会政治与
教育及讲学之精神）
    唐君毅第九章 中国人间世界——日常生活社会政治与教育及讲学之精神 
  （一）日常生活与文化生活吾人于上章论中国儒家人生思想时，谓人之道德
修养，即赖人在日常生活中礼乐之陶养等。儒家所抱之理想，虽不能谓已实现于
中国过去社会历史。然中国过去社会，在儒家兴起以前及以后，皆可谓颇能融摄
礼乐文化生活于人民日常生活者。今日西方人及西化之中国都市中人之文化生活，
恒与其个人之私生活分开。此亦即西方人及今人恒分私德及公德之实际的原因。
西方人过宗教生活，则赴教条。欣赏自然之美或过艺术生活，则至美术馆、博物
馆、剧院、电影场、音乐厅、跳舞院。求真理，则至图书馆、学校或学术团体。
练习身体，则至体育场、游泳场。此种社会文化生活与个人日常之私生活之分开，
自亦表现一种精神价值，今暂不论。然西方人之此种生活态度，并非原由工业文
明与都市发达而生，实在希腊时已然。希腊人之文化生活，即已表现离个人私生
活而独立之性质。希腊人之体育游艺之文化生活，即由每年奥林比克之大会而培
养。文学艺术中，首出现史诗与戏剧二者，皆人之集体行动歌唱之产物。希腊最
早戏剧，原是于祭神时或神庙前演唱。故希腊戏剧与神庙，乃希腊人宗教精神寄
托之所。希腊学术教育之盛，又始于哲人学派之以专门传授知识为职业。继后有
苏格拉底之街头讲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伊辟鸠鲁之组织学园，及斯多噶派
之在廊前讲学。亚历山大城及罗马，亦皆有演讲厅，为社会讲学之所。中世基督
教团体，亦为纯粹社会宗教团体。耶稣亦谓，人不能离去其父母妻子，则不能从
我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