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

如高山之年代日久，
而自然趋于平者。故吾人诚欲论西洋社会历史所以继续有新的阶级之对峙之故，
实当由其整个社会文化之发展，分别说明其阶级对峙所自起。吾人向此用心，即
可见希腊自由民与奴隶之阶级对峙、罗马平民与贵族之对峙、封建领主与农奴之
对峙，初皆由一民族不断征服他民族、或战争、或自他地买卖奴隶而起。中世僧
侣阶级，由基督教信仰，形成教徒集体意识，及社会崇敬宗教而起。近代西洋资
产阶级所由生，则由近代文化中尊重私有财产，尊重个人自由企业，与歌颂改造
自然之工业文明，崇敬商业上、工业上成功者之精神而来。至于贯乎西洋社会历
史，而支持西洋阶级对峙之道德意识，即为一种人当超越现实之上，以求精神凸
起之意识。吾人今日虽主废除阶级，然吾人亦不能以为西洋过去社会之充满阶级
之对峙，无其对人之精神上之价值。盖阶级虽为一种人与人的不平等，然当人自
觉其生而居于他人之上，人即可生而有一种超越凡俗感。此意德哲凯萨林曾详论
之，唯忘其书名。由此超越凡俗感，即可引起人之一种求超越现实，而追求一种
纯精神文化之生活，或拔乎流俗以上之德性。柏拉图又以为社会必须有奴隶之存
在，以使哲人与治者，有闲能探求纯粹之真理，并专心从政。亚里士多德亦以人
最高之德，为高卓伟大（Magnanimity ）之德性，此德性亦正由人之自觉在凡人
之上，乃能培养出云（见其伦理学中。罗素近著西洋哲学史，曾特引出而加以评
论）。彼等之人生思想，亦即可视作支持希腊之阶级社会之道德意识之说明。中
世基督教思想，以人类中必有专与神交通之僧侣，乃能救度人类；一般人亦以为
人之灵魂欲得最后归宿，必须受僧侣之指导，此即支持僧侣阶级存在之社会意识
道德。而尼采之论贵族道德，则又为支持贵族之当存在之道德意识之说明。尼采
之思想，亦正表现一超越凡俗之精神者也。至于人当以人力制自然，以精神宰物
质，而创造未来之世界，以促进世界之进化，亦为一种求超越现实之精神，而使
近代人尊重工业文明，崇敬企业家，而支持近代之资产阶级之存在者也。
    吾人如真知西方之社会上之阶级之对峙，乃由种种文化背景，及道德意识为
之支持。则知中国社会之所以缺阶级之对峙，亦正由于中国人之素有一超阶级之
道德意识，与使社会阶级对峙，不能继续发生之文化背景。此即合以形成一超阶
级对峙之社会意识。如与西方比较而论，中国超阶级之对峙之社会意识之所自起，
第一由于在中国哲人之人生道德思想，根本不如希腊哲人之重有闲以求得知识；
亦不似中世纪人之尚信仰一超越之神；亦不如近代之歌颂工业文明，而重现实上
之成功。第二由于中国各地民族，自汉以后，益趋于和融。中国宗教徒，又皆分
散于山林，而无集体之组织。农村中土地，固不断有集中于少数人之现象。然历
代有均田限田政策之施行，中国民间之长子继承制早废除，唐宋以后，门第势力
又衰，无论如何大之地主，传数代以后，皆化为平民。则凡在西洋社会文化中所
以使阶级对峙存在之条件皆无有矣。
    然中国社会，所以缺西方之阶级对峙，不仅由中国缺西方之产生阶级对峙之
社会文化背景与人生道德思想；尤重要者乃第三点，即中国人之“自觉的肯定一
切个人之平等，并求其实际生活上能平等”之思想。印度本无西方式之超越精神，
其宗教哲学思想，皆以梵天为遍在万物，人人之自我即梵。其道德观念，并不特
别崇尚异乎庸俗之高贵伟大之德性，而崇尚慈悲与爱，理当先绝阶级之对峙。而
印度之原始社会之阶级，竟久不真被废除者，则由其宗教哲学之只肯定一切人之
来源上之平等（如同原于梵天）、在本质上之平等（如同具佛性）。而不肯定一
切个人之各为一“个体”上之平等，亦不真求实际生活上之平等之故。于是印度
之统治阶级，遂得本其自私之心，与民间之迷信相结合，以保存其严格之阶级制
度，至数千年之久。及今，乃以西方文化之输入而渐解体。故中国原始社会所留
下之阶级对峙，早得化除，与以后魏晋门阀，及元清贵族之不能长久存在之故非
只赖一社会发展自然趋于平等之趋向；而是由中国道家、儒家之积极肯定一切个
人之平等，并求其实际生活上能平等之思想之传布与实践。道家、儒家之此种思
想，依于彼等对于宇宙人生之大慧，即知“天人不相胜，通彼是物我”之大慧，
“天人合德，以仁义存心，而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之大慧。唯由此大慧，而
知人生之有无上价值与尊严，并知一切人同有此无上价值与尊严。唯如此，而后
中国文化思想，乃不以上帝高临于个人之上。中国之道士僧侣，皆可赖其一人之
修养，以与太虚合一而成仙，或证菩提而成佛，遂不重宗教之组织，僧侣乃不成
一特殊之阶级。亦唯如此，而后有长子与诸兄弟既同出于父母，即应平等分财之
意识。长子继承制，因而早得取消。亦唯如此，而后民族与民族间之歧见，易于
化除，而民族早趋于和融。故中国社会之所以缺西方之阶级对峙，根本理由，唯
在中国儒、道二家之大平等之思想耳（中国过去虽缺阶级之对峙，但近百年来西
方之资本主义者、帝国主义者与其买办，则对中国人压迫。中国共产党之产生，
即由于反抗此压迫而生。然其所以向往无阶级之社会，正由于中国社会文化精神，
原是要超阶级而重平等之故。唯彼等不自觉此点，不以中国传统精神为师，而以
俄为师，皆由学之不明故也）。
    由中国之无固定之阶级，故社会政治之领导人才，可自不同之职业而出。中
国古代虽有贵族，然政治上之人物，非定出于当权之贵族。孟子所谓“舜发于畎
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中，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
百里奚举于市”是也。汉儒尤喜论古代帝王，自民间拔取人才之故事，此虽皆可
谓另有作用，亦不能谓其全无所依据，至少可证古代人才之不必出于当权之贵族。
管子书虽仍抱“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
之社会思想，然战国以后，职业阶级之划分，即日益不严，战国诸子中，即多一
面劳动谋生一面从政讲学之学者，如许行及墨子之徒。汉以后以察举拔人才，皆
从民之秀者出。魏晋之大门第，虽近封建制，然唐以后科举制行，工商业之家恒
不得应考，官吏更皆出自农民。将相本无种，白屋出公卿，耕读传家，实为以后
中国社会之常道。中国社会所以尊士，亦唯以士所负之学术文化之使命较大，非
士之自成阶级之谓。近人以唯士能在官执政，即谓为一官僚阶级。此乃不合阶级
本义者。盖所谓阶级，唯以指社会上一部分人独占特殊之政治上、经济上之权益
而立名。中国之士，无论由选举、科举、荐举、学校出身而为官者，皆分别来自
各地方或社会之各部，并各以其个人之才德学问而成为从政者。其非独占政治权
益可知。为官之俸禄所以代耕，为官亦可说为士之一职业，此即非独占经济权益
之说。一家之人或为士、为工、为商，尤不得称一家之有数阶级也。故今日吾人
执乡里之农人、工人、商人而问其祖宗，皆不难发现，其数代祖宗之曾为官或有
科名，其同族之人或兄弟，更不乏任不同之社会政治上之职业或职务者。中国社
会中各种职业，可依个人之能力兴趣，而自由选择。家族之关系，互相交织于政
治社会上之官吏、士，及农、工、商之职业间；即使中国社会组织趋于凝固，而
人与人之关系趋于和融之道。此即中国人民之分散于广土，而终能形成一大国之
一故也。罗马不能如此，此其大帝国之终崩裂也。
    乙、重友道而轻朋党之精神
    中国过去社会生活之特色，一方是无明显之阶级对峙，一方即为重友道之扩
大，而轻朋党之结合。我此处所谓朋党之结合，即以抽象目的之共同或利害之共
同，而造成之人与人社会组织而具排他性者。依此义言，则凡西方之政党依一抽
象之主义之共同、政见之共同，集合同志而成。而欲独占政权者，如法西斯之政
党，固可称为一朋党，而宗教徒之以一抽象之宗教信仰，成立教会而排斥异教或
其他教会者，或以一抽象之经济上、商业上之共同利益而成立经济组织，而具排
他性者，亦是一朋党。中国人之社会生活之所重者，则只是扩大友道，而不重社
会文化团体之组织，故尤轻视朋党之组织。朋党意识与友道意识之不同，在朋党
意识不特有排他性，且恒不免要求分子，舍弃其他人生目的，以专事于此朋党中
抽象的公共目的之达到。俄共党，则为西方朋党中之最富排他性，而最要求其分
子牺牲一切目的，以为其主义之实现者。西方中世之基督教会，过去亦要求一切
信教者之一切人生行为，皆隶于教会，然后乃有教皇干涉政治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