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

西方近代资
本主义制度下之企业联合，成托拉斯、卡特尔后，亦欲垄断社会之经济，并进而
要求控制政治文化；而资本家亦恒以金钱衡量一切，以致富为最高理想，更舍弃
其他之人生目的，而专从事此企业之扩张。故此朋党精神，亦可谓乃促进或成就
西方文化之分途，趋向极端之发展者。而中国过去之社会，最缺各种分立之社会
文化团体，以充实社会之内容，为民治之基础。然亦因而缺此种朋党意识。故中
国政治上无西方式之独裁的政党，无以一宗教组织，排斥其他宗教，而残杀异端
之事。经济上之垄断的商业组织，亦素为中国人所反对。中国社会性之组织，近
世有所谓帮会。近世帮会之初发起者，虽亦或有秘密之政治动机，如反清复明，
然其所以号召，并非一抽象之政治目的，而只是急难中之扶持等。因而帮会，亦
可说是一依于求扩大友谊而成之团体。中国之帮会，因恒归于一群人之互相包庇，
结党营私，作违害社会之事，以至盗贼流氓，皆有帮会组织，此即成为纯以利害
结合之朋党中之最下流者。帮会之流弊诚不可胜言，然盗亦有道，而贯乎于帮会
之中之道，就其本质而论，仍是一人与人之整个人格，相互信托之结合。中国帮
会，不要求帮会中之个人牺牲其他人之人生文化活动，违犯人之一般道德，以求
帮会之发展。帮会所要求于其分子者，唯是同属一会者，各依其财力能力，以相
扶持，共负帮会赋与之责任。然未有如西方中古基督教会之希望教徒，奉献全部
精神于教会，或如* 党之要其同志为* 党而牺牲一切，以致牺牲其素有之宗教、
道德、伦理之观念者。帮会必肯定人之孝父母、敬兄嫂之家庭责任，守国法之国
家责任，同时不干涉帮会中人之一切宗教信仰，或其所从事之一切其他人生文化
之活动。帮会之精神，只是一信义上之互相要对得住，彼此交代得过。其中之严
格规约，均是所以维持一信义之纽带。此纽带，至多如在人之腰部，将彼此联系，
而非在头上使彼此同套入一铁的纪律之中。故帮会既成，虽亦常有排他性，然亦
未必过于西方式社会组织，如中世教会与* 党组织之排他性也。  中国之友道
意识，乃中国儒家所特看重。朋友之相交，赖志同道合。然中国古所谓友谊，决
非今日中国所谓同志。今所谓同志及西方之所谓同党，唯是一抽象政治目的理想
之共同而生之一集合，如同信某一主义，即为一同志矣。然中国古所谓志同道合，
则恒不是一抽象的目的理想之同。“同志于道”之道之内容，恒是指具体的人生
文化理想之全体。同志于道，只是说，同有担负道之全体之向往。然各人对此道
之全体中之所认识、所偏重，则不必同，而在一时一地，各人所志之事，亦不必
同。孔子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
周”。孟子亦谓：“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朋友相交，与其言重同，不如
言重和。孔子言：“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便佞，友善柔，损
矣。”直者，自陈其异见；谅者，谅人之异于我者；多闻者，由友而知我所不知，
而知异乎我之所闻者。便佞善柔，则为一往与己相同，以顺适己意之谓也。夫然
故中国之求友，乃取友以相攻错。西方主义之创造者之求同志，则恒求与己意相
同，而能奉行我之主义之人。此与中国古人之求友之精神，正不必相同。中国古
所谓朋字即凤字，说文释凤曰：“凤飞，群鸟从以万数”，亦即异类相从之意。
故所谓求志同道合之友，实只是于异中求同、异中求和。易经谓：“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覩. ”然水之与湿，
火之与燥，云之与龙，风之与虎，皆非同一之同，而为异中之同，睽而相通相类
者也。由是而中国之友道意识，遂纯为向外开拓之心量，以友天下之善士之精神。
此向外开拓之心量，乃依于一对我以外友人之敬意，以与友人之精神相感通。故
朋友间之情谊，亦可谓之同于康德所谓超越的亲和感。朋友有相规以善之义，然
无数谏之义。朋友之关系，永为一主一宾而相遇以礼敬之关系。纵我是而彼非，
亦不能强其与我同。因而朋友之间，学问之见解，不必同；政治上之行径，不必
同；宗教上之信仰，不必同；贫富穷通，贵贱尊卑，与经济上之利害关系不必同。
人无论在学问上、政治上、宗教上之见解、行径、信仰、贫富，在社会上之贵贱
地位、利害之关系，如何与我异，吾但敬其为人，而皆可与之为朋友，或与之神
交。由神交则吾人复可外友万里之遥，上友千载之前，下友百世之后。夫然，而
后人之求友之精神，乃可无所不运。而只以一抽象之目的理想之共同等（如同属
一经济上之组织，或同属一经济上之阶级）结合人者，则在开始点已不免狭隘。
由此画分敌我，更非所以养德。中国之自古即尊友道而贱朋党者，非只以世之朋
党之结合，多本于利害之共同，乃以党同伐异之精神，原非所以开拓心量，而显
吾心之仁德者也。吾人知中国社会之尚友道而反朋党之精神，即知中国过去之社
会，所以不倡自由，而实有最多之社会生活之自由，与宗教学术上之自由、政治
上之自由之真正理由所在。今人皆谓个人生活着缺乏自由，由于集体社会之权力
太大。故有中世纪之教会之控制社会文化，乃有近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争自
由。有资本主义之控制社会，乃有共产主义之欲打破资本主义之组织。今又有共
产主义之顺我者生，逆我者亡之态度，与其铁的政党组织，乃有今日自由世界之
反共。然实则集体社会之力量所以太大，而虐杀社会文化中之自由，唯以此一切
集体社会所有分子，乃只依一抽象之理想，或相同之利害，互结纳为同志以形成。
而凡一过分被重视之抽象之理想，皆恒能吸住其分子之全部精力，以求其实现，
遂使依之而成之团体组织，具强烈之排他性，而害及他人之自由。反之，若吾人
对凡依抽象理想或共同利害而形成之社会组织，皆自觉的规定其功能，限制其权
力之所及，而兼以一“扩大的友道之意识”，通贯于个体人格之关系间；则人与
人间，虽所属之社团组织不同，而亦能互敬其所以异，以相涵容，于异中见其同，
睽中见其类；知人生之一切不同文化活动、文化事业、社会组织皆可并行不悖，
以生发成就，自不须日争自由而个人皆自易得其自由，天下定而社会宁矣。
    唐君毅（六）平天下法天地之政治理念中国之政治，吾人可名之曰平天下之
政治，此种平天下之政治精神，在周代以前，即为一承天以爱民治民之精神。儒
家之政治思想，为依人之仁义之心，以正天下之民，而致天下于太平。墨子之政
治思想，为教在上者法天，以兼爱万民，而人民则当尚同于在上之贤者。道家政
治思想则教人君仰体天地无为之德，以兼容万物，均调天下，而任人民之自适其
性，自得其得。此诸家之思想，均不尽同。然其以为君者之心，当为一无所不涵
盖而与天地合德之一点，则无异辞。儒、道二家之政治思想，对后世之影响尤大。
吾人不能谓儒、道二家之政治思想，同于西方民主政治之思想。儒、道二家亦未
尝明确的建立一民主的政治制度，然儒、道二家，同亦非主君主专制，或主贵族
政治者。在周代之政治尚不脱封建贵族政治时，儒家已主依贤不肖，以定卿大夫
及诸侯与天子之位，公羊家尤讥世卿。秦为专制政治，汉兴而黄老之家，皆以人
君当无为。董仲舒则谓帝王应法天、缓刑、尚德、求贤良共治。儒家、道家尊重
人民，固无疑义。儒、道二家之所以未尝主张选天子，人民积极参加立法司法之
事，以争政权之民主，而唯教天子无为，自下拔取人才与共治天下者，固以中国
过去广土众民，普选实难。自吾观之，尤重要者，乃在依儒、道思想，实皆不以
人为必需参加政治活动而过问政治者。中国政治思想，唯法家不许人脱离政治，
故韩非必以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之狂矞、华士为当诛。道家则贵身甚于贵天
下，多薄天子不为。儒家孔子言“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
奚其为为政。”儒家之教人，唯重各尽性以成德。尽性成德之志，必期于修己以
安人、安百姓，而其事则非必见乎为政。孟子谓“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
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
加焉，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
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夫然故儒者从事政治，而栖栖皇皇，
席不暇暖，实唯以天下未治，而非以从政之生活，为人必不可免者。此孔子之言
“天下有道，丘不与易”，而于长沮、桀溺、荷蓧丈人，亦未尝不致敬意之故。
儒家所理想之天下既治之局面，乃人人皆以礼乐自治其心身，而“兵革不试，五
刑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