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

经济上之利用厚生之事，则当赖人民自为，更无特重政府之管制之意。
儒家之太平之世之政治，亦近乎无为之治，故孔子亦谓“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
儒、道二家之理想政治社会，实皆同为使人民不感有政治权力之存在，觉“帝力
何有于我哉”。至于儒家之理想的无为之治，与道家之不同者，在道家之理想帝
王之德，唯是一充量显其心之虚灵以涵盖万民者，而儒家之理想的帝王，则为一
圣王，具“其仁如天”之道德的人格，而恭己以居南面。故牟宗三先生谓儒、道
二家之帝王，皆期其一绝对的普遍之道之体现者。如君而德不足以为君，则理应
禅让其位于贤者，否则如孟子所谓独夫之纣，人人皆得而诛之。荀子亦谓“夺然
后义，杀然后仁，上下易位然后贞。”（唯人君无德不禅让如何，人民如何夺君
位，如何使用政权，孟、荀皆未能提出一办法，则其缺点。）儒家之所以尊君者，
要在尊君之位，尊君所代表之君道，而非尊君之个人，亦非自君有至高无上之主
权而言。此则与西洋君权神授说之尊君，霍布士之尊君，及近世法西斯及共产党
之拥护领袖之为一行动之领导者，其意味迥然不同。儒、道二家之帝王须以德显，
故皆为不须躬亲事务者。其唯一之事务，则在知人而信人用人，以为百官。百官
则为负种种之政治上事务之责，如人身五官之分负视听之职务然，而非今所谓统
治者之谓。帝王与百官，只为社会中之少数人。由是而儒、道二家虽贵民，而实
则不免以政治之事务，只为帝王与百官之事。此乃由于自儒、道二家观之，人本
不必参加实际政治生活，亦能尽性成德，而自乐其乐，自得其得。故宁将政治之
事，付诸少数人中之帝王与百官。今人盖以为政治为获得权力之事，而以政治活
动为人人必需参加，故疑儒家之私政权于少数君主与百官。而不知儒、道二家，
本皆不以政治为争权之事，亦本不以人为必需参加实际政治活动者也。中国过去
之政治理想中，以人民可信托君主与百官之治，亦可谓缺今日西方民主政治中，
人人积极干涉政治，过问政治之精神。然在中国过去政治中，由儒、道二家之主
张，君当无为，并求贤共治，实际上亦可说是力求使政权成为非任何一个人或一
群人所得而私有，而公于天下者。道家之帝王，当功盖天下，而不自以为功。儒
家之帝王，亦为不当有任何予智自雄之心者；换言之，即当为无任何权力欲或任
意之意志者。则其位虽尊，而只是以人民之尊而尊，非以其自尊而尊。夫然，故
帝王所唯一当以之存心者，即为扩大其胸襟，开展其心量，勿蔽于情欲，勿纵于
逸乐，而以天下之苍生为念，再本此心以任百官。儒、道二家同以此教帝王。秦
汉以后中国政治制度上之改进，即为如何求依察举、科举，以自民间提拔人才至
朝廷，并提高御史谏官之地位，在政府内部求以限制百官有天子，越其分而妄为。
中国过去政治中所表现之一理念，可谓为一种法天地之政治理念。帝王之德，法
天地之虚与仁，而无所不涵盖。心无所稽留，法天地之圆也。百官之各有其职务，
而不相乱，法天地之方也。（吕览、淮南子、董仲舒春秋繁露，及周礼，皆分别
于此法天地之理念，有所发挥，今不及详。）而朝廷对社会而言，则人民如地，
而朝廷君主如天。人民对朝廷与君主，主于敬。君主与朝廷对人民，主于爱。君
主与朝廷之求才于人民，则如天之功之施于地。人民之由荐举、察举、科举以登
于朝廷，则如地之升于天。中国政治制度之改进，则皆表现于君主、朝廷之为政
以德，使政权日益公诸天下等处。此即如天之日高，而地气之日以升。此与西方
政治上之改革，常见于原居下层阶级者之革上之命，而自下翻上，如近世君王之
打倒握政权之僧侣教皇，布尔乔亚之夺贵族之权，无产阶级之革资产阶级之命者，
固迥然表现二者不同政治发展之精神者也。  中国汉唐之政，较重有为，近世
之治术多重不扰民。地方官吏之事务，恒不外收粮税、治盗贼，与理人民之讼事。
如无盗贼，人民不讼，“花落讼庭闲”，“太平无一事”，则官吏可以余力治学
问。人民亦尽量求与官府少作交涉，人民纳粮以外，可一生不入衙门。社会之秩
序维持，主要赖人民之安土守分，乡里之能自治，与文化道德意识之普遍。由是
而中国社会，能异于西方之赖武力与警察以为统治，（辜鸿鸣英文春秋大义，又
名中国文化精神，初言及此。）此实可谓为一种最能与社会相忘，任社会自由生
长之政治。天高皇帝远，人民可与之毫无关系，则皇帝一方只为一天下一统之一
象征，一方由皇帝之为至尊，亦可使吾人之精神中之一切权力意志与我慢，及吾
人之超越精神，只能达于君位之理念即回转。而君之理念，即为具无限之涵盖性
与仁爱之理念。故吾人之权力意志、超越精神，达于君而回转，亦所以使忠君者
必然爱国，回头护念世间而涵盖之者也。历代皇帝之世系相传，不以德而以血统
者，则因血统纯由天定，而不由人定。则人于此得免于思虑之安排，亦所以绝纷
争，而使社会易长治久安。在长治久安之中，有一由天然血统所定之万世一系之
皇室，以为天下在时间空间上之一统之客观象征，人乃可更有一悠久无疆之太平
之感。此盖为中国过去儒者承认有皇帝世袭之理由，皇帝在今日固不存在，中国
将来亦不能有皇帝，今后中国之政治，亦当大异于往昔，然谓中国过去之政治全
无价值，及中国数千年儒者皆甘作皇帝之奴隶，则悖于事实者也。
    唐君毅（七）贯古今重会通之教育与讲学精神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中，人之精
神统摄于四统。其在自然者为天地，在家庭者为父母，在社会政治者为君，在教
育文化者为师。在宇宙，则天地为至尊，在家庭则父母为至尊。在政治上则君主
为至尊。在教育文化上，则圣贤与师为至尊。故学记谓臣而“当其为师则弗臣也，
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大学之礼，为师者虽诏于天子，无北面。君之地位，在
家庭中则位逊于尸与父母。父母即家君，故易曰：“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
在教育文化中，君之位逊于师与圣贤。至于在宇宙中，君之位逊于天地，君须礼
天，更无论矣。故中国文化中，对君虽未能自政权上，与以确定之限制，而表之
于成文宪法中；而在整个社会文化意识中，则君所受之限制仍甚明。师与圣贤，
尤代表中国社会文化中之至尊。天地君亲师之所以终于师者，正以唯师乃能成终
而成始。使人类之历史文化相续，教孝教忠，教法天地，皆师之任，无师则天地
君亲，皆失所凭依，而人道几乎息矣。天地之于人也，或利或害。君之于臣民也，
或赏或罚。亲之于子也，爱无穷而皆出于天。而师之设教，则纯为传人之文化于
万世。师生唯以传道求道之心相接，而自然不容希利避害，慕赏畏罚之念，夹杂
于其中。师生之关系，乃纯粹人与人之精神，求相遇于客观之道，以使道不绝于
天壤之间者也。道有大小，故师有大小。然师之恩于我也，则皆可谓之无限而无
穷。故中国文化中特尊师，匪特士有亲教之师、有先师（孔子也），一切手艺之
人，亦莫不从师，而后能之，亦各其所不忘之先师。故工人以鲁班为先师，农人
以后稷为先师，裁缝以黄帝嫘祖为先师。岁时过节，过去中国士农工商百业之人，
皆未有不先敬其先师者。此中国社会文化中之一伟大精神也。  中国人之尊师，
即亦中国文化统绪所以形成之故。盖中国学者之从师，乃在一时只从一师游。学
技艺固可转益多师。学道则最后必归于一师。一师精神，贯注于若干学生徒弟，
若干学生徒弟之精神，则凝聚集中于一师。此与西方之学校，乃由众师教诸学生，
一学生兼采众师之长，以形成自己之学问之方式，大不相同。盖希腊自哲人学派
出，而社会讲学之风盛。由柏拉图对话，即可见其师苏格拉底与人聚会论学之风，
乃一人讲一套之后，他人再来一套。柏拉图创设学园，虽由其一人主教，然学园
中之教育，乃先自几何等知识入。亚里士多德来西昂（Lycean）学校，更重知识
之分门别类之研究。纪元前二百年已渐有雅典大学之设。耶稣人格虽可佩，然其
精神为超人文的。中世大学之兴，原于与阿拉伯文化、希腊文化之接触。中世学
校所分门讲授者，七艺、哲学原自希腊，宗教、神学原自希伯来，法律原自罗马，
医学之一部，原自阿拉伯。由中世学校之分科演变成今日欧美之学校之分科。然
在中国，则自孔孟设教以后，学者从师，乃一方为其侍从服役，有方依于敬仰其
人格，而愿与之同游。秦汉之际，老师宿儒，独抱遗经，亦分别聚徒传授，重师
法家法之相承。魏晋隋唐，佛学东来，寺院说法，更为一大德各据一狮子座之势。
宋明儒讲学于书院，正承此风，直至西学东来而后改。此种中西教育方式之不同，
乃各有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