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

西洋人言兽，恒称狐狸之狡与狮虎之猛，而中土小说，则化狐狸为多情之美人，
中国之麒麟则传能击狮子。孔子作春秋止于获麟，悲人之仁道之穷，亦悲兽中之
失仁兽也。乐彼仁兽之在于兽，此人之大仁之心，不忍人中独有仁人也。西洋诗
人咏鸟，多咏百灵鸟、夜莺，凤盖即孔雀与雕之和，而西洋人言孔雀，恒止于其
羽毛之美，而不取其朋友之德。中国以麟凤龙龟，为走飞麟介四类动物中之四灵，
介壳之物中，西人恒称甲壳虫之能御侮杀敌，而中国人独称龟之悠久无疆，含和
抱德。龙即蛇也，西方人于蛇，只观其匍匐而行，居于阴暗，故以之为引诱亚当
坠落之媒。中国则化蛇为龙，龙之为物，冬而潜渊，春而升天，自上而下，周行
海陆空三界，易经以比君子之与时变化，不忍蛇之长居阴暗，故升蛇为龙以比君
子。人为万物之灵，而物类亦各有其灵而具人之德，此在科学无可徵信，然为依
人之仁心，以观万物之审美精神所必至也。 夫仁者之心，必乐观万物之并育、
并行而不悖，故中国人之视天地万物之关系，恒重其“连而不相及，动而不相害”
一面，故其于自然界之动植物与无生物，亦喜其无争强斗胜之心者。动物中上言
之麟凤龙龟，固皆与世无争。于草木中，中国人之特爱松竹梅，一方诚是爱其为
岁寒之三友，一方也是爱其不与万卉百花争荣。故菊之独荣于秋，亦见赏于君子。
松柏与竹，直上直下，乃象征一无求于外，而通天地之精神。松柏之叶如针，上
凌长空而生长极慢，如依其自然之性，以伸展上达，而无凌驾他物，或傲慢争雄
之心者。西式公园，修剪树木，使不相犯，而迫柏树以如球、如角锥、如队队之
人马，皆以人力制自然。而中国人则乐观松竹梅柏之疏朗萧散、朴素无华、与世
无争。西方人恒喜赴荒郊蛮地以探险开荒，接触自然之原始生命力，爱高山峻岭，
与瀑布之奔流，大海之波涛无既。康德、叔本华论美极于壮美，叔本华以为在狂
风暴雨雷鸣电闪下，心无所动，见最高自然之壮美。康德谓壮美由伟大而显示。
其论自然之伟大有数量性之伟大，有动力性之伟大。动力性之伟大，即由自然之
无尽力之显示，而人之内心有对此无尽自然力之体验与精神之超拔感无限，遂有
壮美感。然一切只表现力量之自然，恒不免是相迫协、相凌驾而相争之自然。此
中人心灵之感一无限，亦即心灵赖自然力之推荡，而冒起于自然之上之高卓感。
而中国古人对自然之审美意识，不向此而发展。中国文学哲学中，几从未有单纯
赞颂自然力、自然生命力者。西方所谓自然生命力，中国名之为天地之“生机”
或“生意”、“生德”。谓之曰“命”、曰“力”，则用字已嫌粗放迫促，谓之
曰“生机”、“生意”、“生德”，则舒徐而有情味。观天地万物之无限生机生
德，并不须自物之表现强大之力量者上看，故周濂溪从窗前草不除，而见天地生
意，程明道畜小鱼数尾，而见万物自得意。荒郊蛮地之中，唯见自然生命力之
“争”，实与中国古代文人哲人之情调不合。中国人固未尝不能爱大海瀑布与高
山峻岭，而尤能爱泉石与烟霞。中国人固未尝不善游名山大川，而亦能爱盆景。
泉石烟霞盆景，皆不以力显，而与物无争。中国诗人视茂林丰草之可爱，亦在其
与长空广漠相配，若无长空广漠，则茂林丰草，不如疏林春草矣。盘根错节之树，
枝干互相凌驾，常必俟其成老树，乃入诗人之笔。老则力弱，而其夭矫非相争之
势矣。牡丹之为花王，固可谓之生命力丰盈，然其花瓣团团围绕，富厚而无所凌
压，故亦为中国人之所喜也。 中国诗人哲人之观自然，原不视自然为诸力争衡
之场所，故亦不注重自表现自然力、自然生命力之景物观天地之大美。中国人所
喜之自然与艺术美，皆期其物质材料最少者，故波西尔著中国美术，曾特称美中
国雕刻之精致。中国雕刻中，恒于小方金铜、玉石、象牙、犀角上雕精美之字画。
而所谓神镌者，能于径寸之面积内，刻数百字或赤壁泛舟图。中国之书画，恒以
寥寥之数种点线，表层出不穷之意境。中国音乐多以微弱之振动，达深厚之情。
推而极之，遂有陶渊明之“但识琴中意，何劳弦上音”之音乐观。中国诗文，尤
善于以文约义丰见长，绝诗二三十字，恒能出神而入化，故多以一字而为人师之
故事。而人或以为崇尚此类之美，始于宋元以后，且表示中国民族精神力量、心
力之衰弱，故不能摄受表现无尽生命力之自然美、艺术美。斯言非无理据，而不
必尽然。盖艺术中之纳大于小，亦依于一至高度之精神力量与心力。即就自然之
审美言，吾人亦可谓于最少物质，见更多之美，表现更丰富之精神活动或心之活
动。魏晋人所谓“会心处不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乃一善于移情
于物，使“小者亦大‘之言。心力富而善移情者，故能视盆景如长林丰草，观流
泉即瀑布长江，于一丘一壑，见泰山沧海。太虚之中，烟霞之里，皆为精神之所
运，乃见山川灵气之往来，天地化机之流行。则谓此类美之崇尚，见中国人精神
力、心力之衰弱，未必是也。依先秦哲人之教，儒者固言万物并育并行之道，庄
子亦言，彼是双成，万物一体之意。循乎此教，则其表现于审美意识者，自当于
人物之间，别之以理，亦通之以情。艺术精神之下，寄情万物，皆以养德。乐于
观物之并育并行，而不喜观其相凌驾以相争。不重单纯之自然力、自然生命力之
表现，而能于至小以观至大，于一物见一太极。于是于自然界无往而不见此心仁
德之流行，而未尝见万物之相碍而相忍，此即为中国古人对自然之审美之最重要
精神所在，而亦遥通于中国政教礼乐之大原者。
    唐君毅（二）泛论中国文艺精神与西方之不同言西方文化之高卓一面，必言
其宗教精神。其宗教精神之高卓性，表现于其“上帝自无中创造天地万物”之信
仰。上帝是否自无中创造世界，今非论究之所在。而上帝自无中创造世界之信仰，
固足以使人精神凸显以高临，而若超越于天地万物之上。其引人上达之价值，乃
不得否认。而西方哲学精神之伟大处，亦皆表现于其能追踪上帝之高卓性，而与
之俱往，其运思乃能上际于天，下蟠于地。故西方文学、艺术家之最伟大之精神，
亦在依一宛若从天而降之灵感，而使人超有限以达无限，而通接于上所论之宗教
哲学精神。其未能直接通接于无限之神者，亦必其所示之理想，可使人精神扬升
而高举，其想象之新奇，意境之浪漫，足诱引人对一生疏者、遥远者之向往，而
其表现之生命力量，又足以撼动人心者，乃为真能代表西方文化特有之向上精神
之第一流文艺作品。悖此者，谓之不足代表西方文化之特殊精神，唯表现人性所
同然者可也。故艺术中，如中古时期高耸云际之教堂，上达神听之赞美诗；文学
中，如写人依层级而历地狱天堂之但丁之神曲，写人之循序而行天路入天城之本
仁（Bunyin）之天路历程，固为西方宗教性的文艺精神之代表作。近代之罗丹、
米盖朗基罗之雕刻，大力盘旋，赋顽石以生命。贝多芬、瓦格纳之交响乐，宛若
万马奔腾，波涛澎湃。今日西方，有数十百层之高楼，及一切激发理想，开辟想
象，而一往震撼人心，引生超越感之文学，皆可为西方文艺精神之代表。而西方
之悲剧，则为此类文学中，世界无能相匹者。西方之悲剧吾尝括而论之，或为表
现神定之命运之无可逃之希腊悲剧。或为表现内心之矛盾冲突、性格决定命运之
莎士比亚之悲剧。或为表现一无限的自我肯定、自我否定之精神奋斗历程之歌德
之浮士德悲剧。或为表现良心与私欲之罪恶之交战之托尔斯泰之悲剧。或为表现
冷酷之自然、盲目之意志与机遇播弄人生之哈代之悲剧。或为表现个人之自由与
社会之冲突之易卜生之悲剧。或为表现一神秘梦寐凄凉之感之梅特林克之悲剧。
其悲剧之气魄之雄厚，想象之丰富，命意之高远，皆可引动人之深情；使人或觉
一不可知之力之伟大，或觉此心若向四方分裂而奔驰，或觉登彼人生之历程，以
上升霄汉而下沉地狱，恒归于引出一宗教精神中之解脱感、神秘感、人生道德价
值之尊严感，吾皆尝读之而爱之，感佩作者之能引发吾之超越精神，而叹其为中
国印度之所未有也。
    西方文艺表现之精神伟大，诚不可企及。然不能使人无憾。所憾者何，即吾
人欣赏之时，不能无自己渺小之感是也。高耸云霄之教堂，与埃及之金字塔，数
十百层之高楼，万马奔腾之交响乐，及西方之悲剧，伟大诚伟大矣，然皆震撼人
之心灵，夺人之神志，而使人自感卑微渺小，而无以为怀也。西方之论美学者之
言曰，当吾人立于伟大之物旁，而自感渺小卑微，则吾此心已连系于伟大之物，
而分享其伟大，故立于奔流瀑布之旁，，则吾心亦具千军万马之势，入于高耸云
霄之教堂，吾心亦上与天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