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

中国之图画，又与中国之建筑雕刻相通。逐个雕刻之倚山岩而雕，中国
房屋建筑，不重高耸云霄，多围以树，恒使屋顶掩映于积翠重阴之下，皆所以含
若隐若现似虚似实之画意。故中国古代宫殿庙宇，恒遍绘以各重花纹及其他图画
于梁柱及屋檐。冯文潜先生，昔年尝著文论中国建筑之重门深院，阶梯之上下，
回廊之曲折，乃最能表现音乐精神者（此文颇为人所注意，惜忘所载刊物）。叔
本华尝以“西方建筑为凝固的音乐”，乃与音乐精神本身相反者。而中国之建筑
则舒展的音乐，与音乐精神最相通也。中国人又力求文学与书画、音乐、建筑之
相通。故人论王维之诗画曰“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味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宋赵孟潆以画为无声之诗，邓桩以画为文极，此中国之画之所以恒题以诗也。中
国文字原为象形，则近画。而单音易于合音律，故中国诗文又为最重音律者。诗
之韵律之严整，固无论，而中国之文亦以声韵铿锵为主。故文之美者，古人谓之
掷地作金石声。过去中国之学人，即以读文时之高声朗诵，恬吟密咏，代替今人
之唱歌。故姚姬传谓中国诗文皆须自声音证入。西方歌剧之盛，乃瓦格纳以后事。
以前之歌剧，皆以对白为主。而中国戏剧则所唱者，素为诗词。戏中之行为动作，
多以象征的手势代之，使人心知其意，而疑真疑幻，若虚若实。戏之精彩全在唱
上，故不曰看戏，而曰听戏，是中国之诗文戏剧皆最能通于音乐也。中国之庙宇
宫殿，及大家大户之房屋，恒悬匾与对联，则见中国人求建筑与诗文之意相通之
精神。此种中国各种艺术、文学精神之交流互贯，可溯源于中国文学家、艺术家
恒不以文学艺术之目的在表现客观之真美，或通接于上帝，亦不在尽量表现自己
之生命力与精神，恒以文学、艺术为人生之余事（余乃充余之义），为人之性情
胸襟之自然流露。然人之性情胸襟，原为整个者，则其流露于书画诗文，皆无所
不可，而皆可表现同一之精神，亦自当求各种艺术精神之贯通综合，使各种文学、
艺术之精神不相对峙并立，而相涵摄。然此各种艺术精神之互相涵摄，亦即可谓
每种艺术之精神，能超越于此种艺术之自身，而融于他种艺术之中，每种艺术之
本身，皆有虚以容受其他艺术之精神，以自充实其自身之表现，而使每一种艺术，
皆可为吾人整个心灵藏修息游所在者也。
    唐君毅第十一章 中国文学精神  （一）中国文学精神重视诗歌散文及中
国文字文法之特性吾于中国艺术精神中，曾论中国艺术之精神，不重在表现强烈
之生命力、精神力。中国艺术之价值，亦不重在引起人一往向上向外之企慕向往
之情。中国艺术之伟大，非只显高卓性重要英雄式的伟大，而为平顺宽阔之圣贤
式、仙佛式之伟大，故伟大而若平凡，并期其物质性之减少，富虚实相涵及回环
悠扬之美，可使吾人精神藏修息游于其中，当下得其安顿，以陶养其性情。本文
即当论此精神，亦表现于中国文学中，由此以论中国文学之特色所在。
    吾所首欲论者，即在西方文学中小说与戏剧之重要性，过于诗歌与散文。在
中国文学中，则诗歌与散文之地位，重于小说与戏剧。西方之文学远源于希腊、
罗马，希腊之文学即以史诗与戏剧为主。亚里斯多德之诗学，亦只论此二者。希
腊最初之历史家希罗多德、苏塞底息斯之历史，皆重叙战争。普鲁塔克之希腊罗
马名人传，则多叙英雄。二者皆颇近小说，而为西方后代小说之远源。希腊、罗
马虽有抒情诗，而其流未畅。西方近代之抒情诗，始于文艺复兴时之彼特拉克。
十八、十九世纪以后，抒情诗乃盛。故整个而言，西方以小说戏剧名之文学家，
实远多于专以诗文名之文学家。而在中国，则汉魏丛书、唐代丛书，虽已有极佳
之短篇小说，而剧本与长篇小说，皆始于宋元以后。宋元之长篇小说，亦分章回，
加标题，使近于短篇。盖中国古代之历史乃尚书，尚书为史官之国家大事记，非
战史，非史诗，则小说不能直接由历史而出。中国古有颂神之舞踊，后有优伶，
而唐宋以前未闻有剧本。故以纯文学言，中国最早出现者，乃为写自然与日常生
活之抒情诗，如见于诗经与楚辞中者。尚书、左传之史，则中国散文之本也。由
是而中国文学之两大柱石，为诗与散文。魏晋隋唐之短篇小说，皆含有诗意之美
与散文之美者。宋元以后中国之戏曲，亦诗词之流也。
    中国文学之重诗与散文，与西方文学之重戏剧与小说，其本身即表现中西文
艺精神之不同。夫小说之叙述故事之发展，必须穷原竟委，戏剧表人之行为动作，
必须原始要终。故小说与戏剧之内容，在本质上有一紧密钩连性，读者精神一提
起，即如被驱迫，非至落局，难放下而休息。戏剧表现人之行为动作，亦即表现
人之意志力、生命力。而最便表现人之意志力、生命力者，亦莫善于戏剧。西方
小说、戏剧，其好者，亦恒在其谋篇布局之大开大合，使人之精神振幅，随之扩
大，而生激荡。然中国散文一名之本意，即取其疏散豁朗，而非紧密钩连。诗主
写景言情。二者皆不注重表现意志性之行为动作，因而皆不能以表现生命力见长，
而重在表现理趣、情致、神韵等。诗文之好者，其价值正在使人必须随时停下，
加以玩味吟咏，因而随处可使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而精神得一安顿归宿之
所。则西方文学之重小说、戏剧，与中国文学之重诗与散文，正表现吾人前所谓
中西艺术精神之不同者也。
    分别而言，西方有极好之诗歌与散文，中国亦有极好之小说与戏剧。然吾人
上文所言中西文学精神之差别，尚可自中国文学之文字、文法，及文体内容与风
格诸方面论之。中国文字为单音，故一音一字一义，字合而成辞，辞又分为字。
因其便于分合，故行文之际，易于增减诸字，以适合句之长短与音节。由是而中
国之诗、词、曲、散文等皆特富音乐性，此上文已论。然复须知，由中国文字每
一字每一音，皆可代表独立之意义或观念，故每一字每一音，皆可为吾人游心寄
意之所。章太炎于齐物论释尝谓：“西人多音一字，故成念迟，华人一字一音，
故成念速。”成念速，故念易寄于字，而凝注其中也。复次，由中国文字便于分
合，以适合句之长短音节，文字对吾人之外在性与阻碍性，因以减少。人对文字
亲切感，因以增加。又诗歌骈文等字数音韵，均有一定，即使吾人更须以一定之
形式，纳诸内容。此形式为吾人依对称韵律等美之原理，而内在的定立者。吾人
愈以内在地定立之形式，纳诸内容，亦即愈须对内容中之意境情绪等，表现一融
铸之功夫，以凝固之于如是内在的定立之形式中。由是而在中国诗文中，以单个
文字，分别向外指示意义之事又不甚重要；而互相凝摄渗透，以向内烘托出意义
之事，则极为重要。夫然，中国文学中之重形式，对创作者言，即为收敛其情绪
与想象，而使之趋于含蓄蕴藉者。而对欣赏者言，则为使读者之心必须凹进于文
字之中，反复涵咏吟味而藏修息游其中，乃能心知其意者。中国词类之特多助词，
如矣、也、焉、哉之类，皆所以助人之涵咏吟味。助词之字，殊无意义，纯为表
语气。然如将中国之唐宋散文中之助词删去，即立见质实滞碍，而不可诵读。有
此类字，则韵致跃然。故知此类之字，正如中国画中之虚白。画中虚白，乃画中
灵气往来之所，此类表语气之字，则文中之虚白，心之停留涵咏处，即语文中之
灵气往来处也。骈文诗歌中无此类词，因其本身音节，已有抑扬高下之美，又多
对仗成文，一抑一扬，一高一下，即是一阴一阳，一休一实，已足资涵咏。成对
偶之二句之义，又恒虚于此句者实于彼，虚于彼句者实于此，虚实交资，潜气内
转，即诗与骈文之对偶之句之所以美也。
    复次，中国之文法尚有数特色，为世所共认者。即中国词之品类不严。形容
词、名词、动词常互用，而无语尾之变化。句子可无分明之主辞、动辞、宾辞三
者，更多无主辞者。有主辞者亦无第一、二、三人称之别。动词亦不随人称而有
语尾之变化。一代名词、名词，亦不必以居主辞或宾辞之位格而变化。此类特色，
依吾人之解释，则将见其皆所以助成中国文学之特色，表现吾人上文所谓中国文
艺之精神者。动词、形容词者，中国所谓虚字也，名词者，中国所谓实字也。西
洋文法中，严分动词、形容词与名词。由动词、形容词变名词，恒须变语尾。则
虚字是虚字，实字是实字，虚实分明，不相涵摄。而中国之字，如曾国藩谓：
“虚字可实用，实字可虚用。”如“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上之“衣”、“食”
是名词，下之“衣”、“食”是动词。是实字虚用也。“花落水流红”、“古之
遗爱也”，“红”为形容词，“遗爱”为动词，今皆作名词用，是虚字实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