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

此二诗，前者有空灵之致，后者有幽远之至，
皆由其远离质实，而有仙意或化境。严羽沧浪诗话所谓诗中兴趣，“如羚羊挂角，
无迹可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花，透剔玲珑，不可凑泊。”
王渔洋渔洋诗话所谓之神韵，皆指诗文中之若虚若实，使人无以为怀处，而具仙
意化境者也。今人王国维人间词话，拈出境界二字，论中国诗词，谓中国诗词中
之境界，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而无我之境为最高，有我之境，西方人所谓
移情于物者也。夫移情于物，非能自情解脱者也。自情解脱而后有无我之境。无
我之境中，只有境界之如是如是，情之牵累尽去，乃达空灵之致。薛道衡诗有
“空梁落燕泥”，王胄诗有“庭草无人随意绿”之句，隋炀帝欲盗其诗，而设罪
杀之。何以因欲盗一二句诗而杀人，吾初不可解，继乃知此二句诗，真皆表达忘
我而无我之最高境界，隋炀帝欲盗之而杀其人，固证明其我执未破，而亦证明有
我者之最大欲望，亦唯是达无我之境也。西方宗教精神之所以欲人提起、超越其
精神，以归命于神，其本意亦所以冥合于神而达无我之境。然神为大我，小我去
而执大我，我执仍未必去。而真同一于神者，正可忘神忘我而大解脱，惟有当下
之如是如是之一空灵境界。则“空梁落燕泥”、“庭草无人随意绿”之诗句，皆
人之解脱之精神之所流露。中国凡表无我之境界之诗文，盖皆可作如是观。忆吾
少时，读唐诗曾特注意中国诗句之用“无”、“空”、“自”、“不知”、“何
处”、“谁家”等字处，且特感趣味，尝集之成册。如“芳树无人花自落，春山
一路鸟空啼”、“雁声远过潇湘去，十二楼中月自明”、“只在此山中，云深不
知处”、“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叶落满空山，何处寻行迹”、“谁家
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等是。
后习西洋美学，以为“无”、“自”诸字，皆所以表示间隔化、孤立绝缘化之作
用，使人能直接观照而有移情作用。如朱光潜先生文艺心理学，似亦偏重以此二
观念讲中国诗文之境界，今乃知其不能尽。盖观照移情，皆实不免似无我而实有
我，皆域于狭义之艺术精神以为言。中国艺术文学中此类之境界，皆涵摄宗教性
之解脱精神。大解脱而忘我忘神，境界直接呈现，心与天游，亦无心无物。东坡
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爪指，鸿非那复计东西”。
鸿飞冥冥，则所接之物，至实而亦至虚。观照静而非动，移情则动而非静，未能
达动静一如之妙，亦不能表虚实一如之妙。无字以遮为表，自字以表为遮，何处、
谁家，皆所以表有处而无定处，有家而无定家。中国诗文中此类之字之多，亦所
以表现中国艺术文学之此精神。西文中之“虚无”即Nothing 、Void. 英文此二
字，空虚而无实。“自”即Only、Itself，西文此二字，又质实而不虚。西文Where、
Who 、What、How ，皆要求或暗示一答案，或表惊奇赞美之意，不如中国诗中之
何处、阿谁之字，则可有答可无答，而不答即答，无惊奇赞美之意，而只有亲切
相依，飘逸若仙之解脱感也。西方人言宗教上之解脱精神，必由接触上帝而得。
而实则人于一切当下一念，真有所超拔，皆可有一解脱感。东坡词有“夜饮东坡
醉复醒，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忆二十
年余前先父曾为我讲此词后二句，依依如在目前。敲门不应而听江声，即当下一
念之解脱感。知此解脱感之无往而不在，可以论中国自然文学之真精神矣。
    唐君毅（三）中国文学不长于英雄之歌颂、社会之写实，而尚豪侠以代英雄
中国之自然文学能表现中国文学之特殊精神，而非中国文学之正宗。中西文学之
正宗，皆在表现人生社会之文学。西方文学在希腊、罗马时代，以荷马史诗、希
腊悲剧、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最有名，此前文已言。荷马史诗、普鲁塔克传，
皆重述战争与英雄之性格与事业。希腊悲剧，则述个人与社会或宇宙命运之冲突。
圣经之文学与宗教性之文学，如但丁之神曲，则以引人向往企慕之情为主。塞万
提斯之堂吉诃德，则中世纪精神下之新英雄也。近代浪漫主义之文学，根本精神
是宗教的、理想主义的，恒欲由有限以趋无限，而重灵境之追求、爱情之礼赞。
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之文学，则根本精神近乎科学之观察。新写实主义则重社会
之写实、社会问题之提出、心理之分析。俄国近所谓新现实主义之文学，则重社
会主义之宣传。然在中国文学中，则西方式之英雄之歌颂、爱情之礼赞、社会之
写实，与社会问题之提出，及心理之分析、主义之宣传，皆非其所长。西方人歌
颂英雄，多述其波澜起伏之行事，予智自雄之魄力，或一往直前，死而无悔之意
志，热爱理想，如醉如狂之情感。西方人素崇拜英雄，故亚历山大、拿破仑为人
所膜拜，其英雄一字之意义，亦较中国为广，故卡莱尔之英雄与崇拜一书，以耶
稣亦是英雄，以其殉道无悔也。依中国人之标准观之，则亚历山大、拿破仑，皆
善战者，宜服上刑。中国人所崇拜之人物，乃圣贤豪杰侠义之士，而非英雄，此
吾当于另章详论。英雄向上而向外，圣贤豪杰侠义之士，则向上而向内；英雄志
锐而一往希高，圣贤豪杰则皆胸襟阔大；侠义之士则宅心公正，其磊落不平之气，
皆只由报不平一念而生。高而锐者，西方精神，宽阔而平顺者，中国精神，故中
国文学无英雄小说之名，圣贤之行径不便入小说，于是中国小说中独重侠义小说
一类。中国小说中所写英雄亦皆重其豪杰侠义之精神，而不重其热情与魄力。西
方中世骑士之风，固亦涵侠义精神，然中国人之尚豪侠精神，则远始于战国。太
史公史记游侠列传、刺客列传中人，如豫让、聂政、荆轲及四公子列传中之侯生、
毛遂等，同有豪侠精神。读梁任公“中国之武士道”所纂集，可知此乃中国人传
统道德精神极重要之一面。汉之朱家、郭解而后，侠以武犯禁，班固、荀悦等贬
游侠，后汉书更无游侠列传。然游侠精神仍相传，今犹多少保存于江湖帮会。后
人所崇敬之英雄，亦皆多少带侠义精神。三国演义，中国最流行之历史小说也，
然刘备、关羽、诸葛亮皆以义气相感召，故为世所称，而关羽尤代表义气，故后
称为武圣与孔子之文圣比。中国其他历史小说中所歌颂之武将，大皆以其平生有
几段侠义之事，乃为人所称道，非只以其能战三百回合也。儿女英雄传中之十三
妹，亦侠义女子，非只其武艺如生龙活虎也。中国圣贤豪杰侠义之士，异于西方
英雄者，在西方英雄出手总是不凡。而中国圣贤豪杰侠义之士，则虽能杀身成仁，
舍身取义，然当其平日，则和气平心，与常人不异。故文天祥作正气歌，咏浩然
之正气曰：“天地有正气……于人曰浩然……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
乃见，一一垂丹青。”当时未穷时，唯是含和，当时既穷，则为严将军头、为嵇
中散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惊天地，泣鬼神，或慷慨就义，或从容就义
矣。知中国之圣贤豪杰侠义之士，在平时即平常人，即知儿女英雄传中生龙活虎
之十三妹，亦可为贤妻良母。五四时代之胡适之先生，尝以此事为不可解，由其
不知中国文学之精神也。三国演义中关羽之过五关、斩六将，至败走麦城之一生
之事，与诸葛亮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过成全一个极平常之朋友兄弟之情。
此中国之豪杰侠义精神之所以为伟大，亦中国精神之所以为伟大，乃平顺宽阔之
伟大，而非向上冒起而凸显如西方式英雄之伟大也。
    唐君毅（四）中国小说戏剧，不重烘托一主角之性格与理想，而重绘出整幅
之人间西方小说戏剧，盖由重视英雄人物及重视个性之伸展与表现之故，而重视
一小说戏剧中之主角之地位。西方之小说戏剧，多篇幅极巨，人物极多，事迹极
复杂，恒皆所以烘托出一主角之性格与理想，与其性格及理想在环境中之发展历
程者。然在中国则著名之小说戏剧，殆皆不只一主角。如三国演义中，刘、关、
张、诸葛亮，皆是主角。水浒传则武松、李逵、林冲、鲁智深，皆是主角。红楼
梦则宝玉、黛玉而外之宝钗、王熙凤，皆可谓主角。西游记则唐僧与其三徒弟皆
主角。中国之小说除短篇者外，戏剧中桃花扇、琵琶记、长生殿、牡丹亭、西厢
记皆非一主角。中国长篇小说戏曲，盖无只以烘托一主角之性格与理想为目的者，
然亦复罕自觉以描述社会，或提示一社会问题，宣扬一主义为目的。西方小说戏
剧，则多有以描述社会为目的，如莫泊桑等写实主义之小说；或以提示社会问题
为目的，如易卜生之戏剧；或以宣扬一改造社会之主义为目的。如辛克莱及近年
之俄国小说。而凡此类之小说戏剧，必须将社会现实或社会问题客观化为一对象，
亦恒有其焦点之人物或焦点之故事、焦点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