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

剧曲中琵琶记、长生殿、牡
丹亭之佳处，皆在状历离别患难而情之贞处。故中国人言男女之欢爱之最好者，
名曰古欢。古欢者，历悠久之时间，于离别患难只后乃见者也。
    唐君毅（六）中国人间文学范围，包含人与人之各种关系，及人与历史文化
之关系然自整个之中国之人间文学而言，言志之诗文，实居首位。言志之诗文，
恒言自己之性情与抱负，使自己对自己之愿望表现于文学。言志之文学，其所言
者，非人我间之事，而为我与我间之事。我与我间之事，亦一种人与人间之事也。
至于言人与我间之事者，咏爱情之诗亦非居首位。中国诗文表面咏爱情者，多为
以喻君臣与朋友，楚辞中美人、芳草，昔皆以为思君王、怀故国之作。毛诗序言
关雎之义，以哀窈窕、思贤才并举。五言诗或谓始于古诗十九首苏李赠答。苏武
赠李陵诗一首，曰：“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古人即以为喻朋友之谊也。
古诗十九首第一首，“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之情，亦在夫妇朋友间。中国
表人与人间之情谊之文学，有表男女夫妇之情，有表朋友之情，有表君臣之情，
有表兄弟之情，有表师弟之情，有表对一般人之同情者（可读诗义会通一书），
有表对贤哲仰慕之情而作颂赞，有对后辈奖掖而作赠序者。而文学之范围，在中
国人视之亦不限于抒情言志、说理叙事，人与人间一切相互之告语，及对典章文
物之记载，但其文可观，均可属于文学。而所谓人间之本义，实当包括人与自然
之间、人与人之间，及人与其文化之间，因无人与自然、人与文化间之事亦无人
与人之间之事也。中国文学之分类，唯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之分类，为晚出而最
佳。其文分为三大门，著述门中包括说理文、著作之序跋、抒情之辞赋。告语门，
包括一切人与人之告语，如书札、奏议、训诰。记载门，包括人类之制度文化。
此范围诚太广。然除专以说理记载为目的之文，属于旧所谓子史二类（今所谓哲
学、科学、历史）者外，固皆当属于文学。文学之范围，实应包括人对自然、人
对人，与人对文化之情志之三方面。由此以观，则西方之文学之分为小说、诗歌、
戏剧、散文四类，犹是外形之分法。吾人依曾氏之意，以观中国文学之内容，则
至少应加一种“人对于历史文化之情者”于文学之范围中，与人对自然、人对人
之情，鼎足为三。中国文学多咏史怀古之作，即所以表现人对其历史文化之情。
颂赞亦多对古哲。而哀祭之文，或以碑叙德，或以诔陈哀，乃对死者之作，亦即
对过去历史中存在之人之所作。叙记而带情味者，乃表现自己对自己所经历之事
情，亦可属于此类之中。缄铭之励己示后，亦表现己当对社会道德、古圣先贤、
历史文化应尽之责任。吾人以此标准衡量西方之文学之范围，则西方文学中除表
男女之爱情者外，表父子之情、兄弟之情之诗文，则均极少。而中国表父子兄弟
之诗，则与表夫妇之诗并列，而为诗之一门类矣。西方文学中朋友间之书札，情
蕴深厚而传于后世者，亦不多，不如中国书札之特成一门类矣。至于君臣之间，
则西方臣之于君，皆尊而不亲。如三国魏晋君臣之间，皆有深厚之朋友之情谊，
则西洋盖未之见也。中国人之恒以男女爱情喻君臣之际，亦相亲之意也。至于颂
赞赠序，在西方亦不成专类。西方颂赞，大皆赞神与英雄。以奖掖后进之名赠序，
在西方文学中，不成一类也。至于表达一般平民之感情之文学，则西方在基督教，
及近代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感召下乃多有之。而诗经以来中国文学，几无不
表现对平民之感情。杜甫、白居易、陆放翁等，其著者耳。哀祭之诗文，表生者
对死者之情，更为中国人所特重视，故人死皆有祭文或挽诗、挽联，此表示中国
人之情之特重情之通于过去。怀古咏史以对历史人物文化致其情意之诗文，实皆
可谓由哀祭之精神发展而出，为中国文学之所最富，而表现中国人之情感之深厚
之度者。西方人对现实多存反抗批判之心，理想不投射于彼界，即多投射于未来。
小说传记中，可以古人为主人翁而描述之，然未必能如中国哀祭之文、咏史怀古
之文之重发思古之幽情，以融凝今古死生之感情也。
    唐君毅（七）中国文学之表情，重两面关系中一往一复之情，并重超越境之
内在化吾人上谓以中国之人间文学与西方文学之内容相较，则知西方文学中，无
论启发宗教意识之宗教文学，引人超越有限以达无限之灵境之浪漫主义文学，或
崇拜英雄、礼赞爱情之文学，及刻画社会、提示社会问题，或宣传一改造社会之
主义之文学，其用心多不免迫向一焦点。此即谓其用心恒为一往的，而所表之情，
均可谓主要见于一面之关系中。如宗教文学只表现我对神之企慕祈求。浪漫主义
文学，之表我对无限境界之向往、英雄之崇拜、婚前之爱情之追求，皆重在表现
我对英雄对彼美之崇拜与追求。提示社会问题，依一理想以改造社会，为我欲实
现一理想于社会。由是而言，吾人所企慕向往者，在此中只成为一对象、一动我
者。在宗教文学中，表现我求上帝，而不表现上帝之求我。英雄之礼赞爱情之追
求中，我崇拜英雄，追求彼美，而英雄不崇拜我，彼美亦未必追求我也。在浪漫
主义文学中，表现我向往无限之灵境。在宣传主义文学中，表现我之欲实现理想，
仍不能表现灵境与理想之欲实现于我。因灵境理想本身非有情之物也。然在中国
之人间文学中，则所表现之情，恒为两面关系的。故其用情、用心，皆为一往一
复的，而非只一往的。婚前之恋爱追求恒为一面关系，而婚后夫妇之情谊，则为
两面关系。凡确定之人与人之关系，或伦理关系，皆为必然之两面关系。两面关
系与一面关系情之不同处，在出中两方皆为自动的用情者，两方皆确知对方对我
有情谊。于是其间之情谊，遂如来年感镜交光而传辉互照。其情因以婉曲蕴藉，
宜由说对方之情以说我之情。如杜甫思其妻子之诗云：“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
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
痕干”，全首诗只言对方之思彼耳，以此一例，可概其他。中国古人言：“温柔
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非强为抑制其情，使归中和也，乃其用情之际，即
知对方亦为一自动之用情者。充我情之量，而设身处地于对方，遂以彼我之情交
渗，而使自己之情因以敦厚温柔，婉曲蕴藉。温柔敦厚，情之充实之至。此充实
之情所自生，正由情之交渗，而情中有情。情若无虚处，何能与他人之情交渗。
温柔敦厚为情之至实，亦即含情之至虚于其中。吾人能由温柔敦厚之情为至实而
至虚，以读中国一切表夫妇、父子、兄弟、君臣之人伦关系之诗文，则可以思过
半矣。 西方文学中，崇尚一面关系中之企慕向往、往而不返之情，其好处在使
精神易于提起，而短处则在由情之坚执不舍，而强劲之气外露，此中国文学之所
最忌。由中国文学中之重两面关系中之情，于是中国文学之表情，即一方重婉曲、
蕴藉、温柔、敦厚，如上所述。一方即重情之平正、通达，笔法之老练、苍劲、
典雅。盖凡物有两端或两面关系，自然易归平正。通其两端，即成通达。坚执不
舍之情，蕴之于内，强劲只气，反而内敛，自相回荡以凝摄，即成老练苍劲。平
正而练达，即成典雅。平正典雅，乃优美壮美之结合。王国维先生文集中，尝以
典雅为在优美壮美以上之第二形式美，为中国文学所独有。惜彼未详其义，吾尝
欲引申发挥之而力未逮也。 西方文学之所以多不胜企慕向往、往而不返之情，
由于其所崇拜之上帝或英雄，所追求之美人，所寄托精神之灵境，与所欲实现之
主义，皆为理想超越境中之对象。中国之人间则为现实内在境。以今人而观死者
与古人及历史文化，以人观自然，宜若彼无情之自然，彼死者、古人，及过去历
史文化，皆为超越境而非内在境。然在中国，如吾人上之所论，则视自然为有情，
以天地之生机生德见于当下之自然，并将自然虚灵化，以减少其物质性。则人与
自然间之关系，可更近于人与人间之关系。而其对死者哀祭之文，皆重“思其居
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使人“肃然如闻其声，蔼然如见其形”，于是死者
亦如生。怀古咏史之作，则重在“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其人虽已没，
千载有余情”。故中国哀祭之文，常能极致亲切之怀念，显深厚之情蕴。其中尤
以怀古咏史之作，常能极老成练达、苍劲典雅之致，为中国文学之所独造也。
    唐君毅（八）中国无西方式悲剧之理由中国文学之缺点之一，常言为缺西方
之悲剧。莎士比亚之悲剧中，罗密欧与朱丽叶只相遇于坟墓。在中国之牡丹亭中，
则必有杜丽娘之还魂。在歌德之浮士德中，马甘泪被焚，即魂飞天国，一去不还。
而中国之长生殿中，则必求杨贵妃之重返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