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

故西方文学
家、艺术家精神所表现之较高精神，即为一超一般爱情，而献身于文学、艺术之
精神。故如贝多芬、舒伯特、尼采、缪塞、雪莱、歌德、卡莱尔，均以失恋或绝
意爱情，而在文艺上有更高之造诣，表现更高文学家、艺术家之人格。然艺术家
之创作本身为感性的，文学之创作，亦须表现“诸具体感性意象”之想像。故文
学、艺术亦须诉诸他人之感性生活或具体的感性想像，以被欣赏。于是文学家、
艺术家，对他人于其创作所表现之感性的好恶，亦最难忘却。此即使艺术家、文
学家多喜在交际场合中，被人当面恭维赞美。文学家、艺术家乐交游称誉而好名，
皆为势所难免。故更伟大之文学家、艺术家之精神人格之表现，即在其受世俗之
漠视、讥笑、鄙夷之后，犹能不随世俗俯仰，而独行其是，以献身艺术文学，以
客观化其精神于艺术作品文学作品中。夫好名之心，固人皆有之。然事业家之好
名心，不如其功利心。学者之好名心，不如其好胜心。军人政治家之好名心，不
如其好权心。宗教家之好名心，不如其好位心。文学家、艺术家之好名心，则过
于其好功利、好胜、好权位之心。故文学家、艺术家之精神人格之表现，亦恒在
其能超越好名心，以献身于文学艺术之创作也。而西方文学家、艺术家中如塞万
提斯以犯人之身而在狱中写堂。吉诃德；又如罗曼罗兰之廿年中专志于办一无名
之杂志，皆由其能战胜顺应世俗之好名心，以表现其人格精神者。合股吾人可谓
不顾毁誉、超越好名之心，为西方大文学家、艺术家所届之一更高之精神。 然
此上诸精神，犹非西方文艺家最高人格精神之表现。此上诸精神，乃一切为艺术
而艺术，为文学而文学者之所能至。而更高之西方艺术家之人格精神，则在由艺
术文学之境界，而达于社会文化问题之关切，与道德宗教之境界。此即或以文学
表示一对社会之一般风俗习惯之反抗，对传统文化之批评，如易卜生、卢梭、伏
尔泰。或以文学表示一对一般人性及社会所崇尚之英雄人物之讽刺，如萧伯纳、
斯威夫特。或自觉以文学，宣扬激发人生社会之理想，如卡莱尔、雨果，一般文
学家、艺术家亦皆多少有此精神。或为如萧邦之纯为祖国复兴而演奏音乐。或为
如拜伦之崇拜希腊文化而赴希腊作战。或为如歌德晚年之由艺术文学之尊重，转
而尊重实际之事业，以为人生之寄托（歌德此精神，在浮士德后半已表示出）。
或为如托尔斯泰之文学发挥人道主义，晚年之自觉的隶属艺术于宗教之下，此在
托尔斯泰之艺术论中亦明白说出。托尔斯泰、歌德之人格，所以为西方人所特崇
敬者，亦即因彼一生不特表现能超越恋爱名誉等，亦能超越文学艺术中之纯粹审
美精神，而直追求人生之归宿、精神之最后安顿处也。至于西方文学家如莎士比
亚之精神，则为一种超越人间以观照人生一切之悲剧喜剧，而自身若不动情感之
精神（理想与文化第二期有友人周辅成先生论莎士比亚之人格一文，可资参证）。
但丁之神曲、弥尔顿之失乐园所表现之精神，则为超越人类以默想人与神圣之关
系之精神。此二种文学家之精神，皆注目在人生文化之全面，此其所以高于一般
文学家、艺术家者也。
    吾人以上论西方文学家、艺术家之人格精神，皆表现于其能超越现实，以企
慕向往一理想之人生一面。吾人即能知西方文学家、艺术家之天才，所以恒不免
有若干离奇怪异之行径之故。柏拉图筵话篇对话，曾以文学、艺术为一种疯狂。
莎士比亚亦以诗人、情人、疯人为一类。近世朗布罗梭著天才论，广罗传记之材
料，而偏重论西方哲学、文学、艺术上之天才，而彼所得之结论，亦谓疯狂与天
才为邻。叔本华谓天才之特征为无意志力，因而与现实生活有脱节之现象。疯狂
之本性，即以幻想为现实。故天才与现实生活必脱节云云。然疯狂之所以产生，
实主要由于情感生活之冲突。吾人读西方文学、艺术家之传记，即见其一生恒在
冲突之中。“恋爱”、“贫困”、“社会之毁誉”、“文学艺术上之好恶”、
“人道正义之感情”、“宗教上之向往”与“脱离一切之意志”皆恒互相冲突。
于是每一种情感，皆唯在冲突中成就。如其成就之情感，为更高之情感，则形成
人格之上升。如所成就者为更低下之情感，则形成人格之下降而犯罪。然犯罪与
忏悔，又为一冲突，如冲突而无成就，则怪异离奇之行径出，而或邻于疯狂矣。
    唐君毅（四）西方之军事家、政治家、社会改造家型西方军事家、政治家与
社会改造家之所以为人所崇敬，恒不在其情感与理智表现之形态，而在其意志或
才气表现之形态。然军事家、政治家、社会改造家之精神，与上述之社会事业家
不同。改社会事业家乃在社会已成之法律制度下，从事促进物质文明等事业。而
军事家、政治家、社会改造家，则为支配、领导，或改造社会、决定社会政治之
形态者。大率在西方近代政治家，最为人所崇敬者，乃诸献身于民族、国家之独
立富强之事业，建立民主政治制度，为人民争人权、争平等，或表现民主风度，
无贪位怙权之心之政治家。如美之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罗斯福，英之克伦威
尔、格拉斯顿、路易乔治，意之建国三杰，德之俾斯麦、菲希特等。而社会改造
家或革命家，如欧文、圣西蒙、巴枯宁、马克思、克鲁泡特金所以为人所崇敬，
则在其改良或推翻不合理之制度。在中国历史中，固多爱民而革新政治之政治家
及开国君主。然如西方之所谓为人民争权利，或社会革命家，则亦可谓为中国所
少有。爱民之君相，乃身居上位而以仁厚恻怛之意，见诸行事，及于下民之谓。
而非为人民争权利或推行社会革命，自下翻上，在对待争取中，谋政治社会理想
之实现之谓。在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建立之后，政党政治下之政治家，在竞选时，
恒尽力以争，而当其失败或退休，对敌党不生芥蒂之风度，中国今人恒未能学。
而此风度中所表现着人格价值，亦即在其能于对待争取之中，肯定一在自己与对
方之上之宪法或人民意志，加以尊重之故。至于自西方整个之历史观之，西方所
崇敬之军事家、政治上之领袖人物，则多表现一坚强之意志，伟大之才气，能克
服人所不能克服之阻碍，而能鼓舞掀动群众者。故东征波斯之亚历山大，渡阿尔
卑斯山之恺撒，横扫欧洲之拿破仑，倡铁血主义之俾斯麦，以至如列宁、希特勒、
墨索里尼等，皆可为一时人所崇敬。而此种人物，即西方人所谓英雄之典型。英
雄崇拜尤为西方人之一贯精神。夫人之所以崇拜此种之英雄，其情感极为复杂。
大率言之，一为求托庇于英雄之下，以得自我保存之情感，此为直接出自生物本
能的。第二为一种愿屈服于强者意志下所生之情感。此种情感表面与人之自然之
好权心相冲突，盖人既皆有好权心，宜不能有一种屈服于强者之意志。然人之好
权心，乃一向客观他人施展权力或支配他人之意识。当吾人支配他人时，吾人之
意志可即集中于他人，而将吾人之力皆向外用，吾人内在之自我遂成空虚。于是
如他人之力，将吾人之力加以战胜，而全然加以否定之时，即使吾人自愿承他人
之意志，以为其意志，甘屈服于强者之意志下，以被其主宰。若此时无强者之意
志，以为吾人之主宰，反使吾人之精神，若觉无所安顿。第三由英雄之为许多人
所崇敬服从，为无数人之精神所仰望集中，此即显为“复杂做之统一”，而可使
人生一美感。人欲保存此美感，而自然愿保存英雄之地位，而增益崇敬之心。第
四为由英雄之为人所共崇敬，精神所仰望集中，顺英雄之指挥而行动，可使吾人
觉一客观的集体意志之存在，客观的公共精神之存在。而在道德上，自然愿保存
此集体意志、公共精神之存在。然此等人之崇仰英雄之心理，虽可为英雄之地位
增高，声势增大之理由，而并非英雄人格之真价值所在，亦非人初之所以被推戴
为英雄之理由。大约英雄之人格真价值所在，与人最初所以推戴某人为英雄之主
要理由，恒在其人有绝对坚强之意志，与百折不回之信心，表现于其决断与行动。
其所以鼓舞人号召人者，则恒赖一种痛快淋漓之兴趣，与丰富充盈之生命力，表
现于其辞色态度。英雄之求克服其阻碍也，又恒能不顾一切个人之利害得失与生
死。于是英雄之人格，遂宛若使吾人感一自我之扩大，亦若使人觉无死生利害得
失之存在，此乃英雄之人格之真价值之所在，亦即人之所以崇敬英雄之真理由。
而一度成大功而失败之英雄，所以尤为人所崇敬者，则因英雄之所以为英雄，乃
在其能不顾一切，以表现其一往直前之意志，而显一超越之风姿。若成功，则落
到现实，唯其遭遇失败与死亡，归于一悲剧之命运。飘忽而来，飘忽而去，乃使
英雄之超越之风姿，显出于其得失成败死生之外也。
    唐君毅（五）西方宗教人格型西方之英雄，固能不顾生死，而由一悲剧之命
运，如失败与死亡，以显出其超越之风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