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怀巴黎

比如1886年法国诗人莫雷亚斯在《费加罗》报发表了“象征主义宣言”，昭示着象征主义的萌芽。1924年法国作家安德烈·博乐东提出的“超现实主义宣言”，预示着超现实主义的兴起。再如巴黎的巴比松画派和莫奈、德彪西等人开创的印象主义艺术流派。巴黎各类艺术形式之所以渐成气候，正与它“自由出思想，浪漫出艺术”浓郁的文化氛围息息相关。 
  回览法兰西几百年来的音乐史，官方有至高无上的法兰西艺术学院，民间有提倡和保护法国民族音乐的法国民族音乐学会，艺术家中有法国六人团、法国青年四人团、法国音乐天地等集体组织。从上到下，国家的权威机构和民间的坚实的堡垒，加之艺术人的集体智慧，都对法国民族音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屹立于民族之林，起到了积极和深远的意义。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衷心希翼我们中华民族的艺术有更蓬勃的发展，因为中华艺术的兴旺与中华民族的崛起与腾飞的宏旨相辅相成、息息相关的。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要达到这一弘大理想，核心便是：“团结就是力量！”   
  踏雪寻梅(1)   
  冼星海 
  踏雪寻梅-冼星海的巴黎生活 
  题记：在当今的中国，大概很少有人知道现今被誉为“人民音乐家”的冼星海先生，在巴黎留学期间竟是这样的生活困顿，受尽屈辱，险些成为了漂流异乡的孤魂。 
  冼星海在巴黎的生活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得透-“苦”。 
  在冼星海冰清玉洁的人生历程里，讲述他个人生活的文章稀如珠玉，而记载他留法生涯的文字堪比珠玑，字字含情，蕴藏着冼星海语意难尽的苦难和真挚热烈的赤子情怀。 
  冼星海回忆留法原由时这样说：“我在广州岭南大学教音乐的时候，感到国内学音乐的环境不方便，很想到法国去。同时，我奢想把我的音乐技巧学得更好，成为‘国际的’音乐家……于是我下了很大的决心，不顾自己的贫困，在1929年离开祖国到巴黎去。”冼星海到了巴黎，为生活所迫，先在餐馆里做跑堂。法国著名小提琴家保罗·奥波多费尔收他为私人学生，知道他贫困，不收他的学费。法国著名作曲家诺耶·卡隆教他作曲，知道他贫困，也不收他的学费。后来，冼星海注册了法国思格兰·卡多梦姆圣乐学校，跟随法国著名音乐教育家、作曲家但第学习作曲课程。 
  法国思格兰·卡多梦姆圣乐学校现今还在，学校坐落于巴黎拉丁区圣·雅克大街的法国军事博物馆一旁。学校是一座古朴浑厚的老式建筑，大门是苍石垒就，门垛为方石，门楣是条石，门楣上挂一黑色条牌，上写：“思格兰·卡多梦姆”。灰色围墙的标牌上写有学校的简介：思格兰·卡多梦姆创建于1896年，创办人夏尔勒·波尔德、阿尔桑德·古尔芒和凡尚·但第。设置有音乐、舞蹈、戏剧表演专业。思格兰·卡多梦姆当时被法国音乐界称为“巴黎圣乐学校”，法国著名音乐家拉威尔、鲁赛尔、科托、卡斯杜、梅西安等都曾在此学校任教，学校培养出了萨蒂、肖松、欧仁·伊萨耶等众多法国杰出的音乐家。冼星海入此学校的目的，主要是该校作曲系在当时与巴黎音乐学院作曲系齐名。另外，该校不限制入学年龄，在教学方向上注重天才音乐家的培养。冼星海入此学校还有找机会再考入巴黎音乐学院的想法。 
  冼星海在巴黎圣乐学校学习期间，生活极度贫困，常常因为打工而妨碍学习。冼星海自己说：“我在失业与饥饿中，而且求助无门，在找到了职业时，学习的时间却又太少。”工友们常常欺负他，故意在冼星海要去上课的时候找事给他做。冼星海自己说“也常常打架”。冼星海在圣乐学校学习时期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像餐馆跑堂，理发店的杂役，做过西崽和守电话的佣人……冼星海在繁重琐屑的工作里，只能忙里抽闲“学习提琴，看看谱，练习写曲”，冼星海就是穿着褴褛的旧衣和跑堂的工服，带着满身油烟和疲惫走进巴黎圣乐学校的大门的。 
  巴黎圣乐学校的大门是深蓝色，进门是一栋小院，院中一棵法国梧桐虬曲多姿，朴俊清劲，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般慈祥肃穆。巴黎圣乐学校现在依然还在招生教学，琴房里不时传出玉石琮琮的琴声和婉转悠扬的弦音。学校主楼的走廊里陈设着近百位曾在该校工作过的，名师和校内培养出的高徒的照片以及雕塑作品，却没有一个东方人。冼星海在此读书时还寂寂无名，即便是现在冼星海虽然已名满海内，但对于欧洲来说，冼星海还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我与管理人员攀谈，他们热情地招呼我在学校里随便走走看看。我参观了几间琴房，顺楼道穿过但第“音乐厅”，行至学校的后院。巴黎圣乐学校的后院沙石铺地，落叶满台，几株老树孤零零地在风中摇动，没有鸟鸣，也没有人喧，冼星海就是在这草木萧瑟的院子里拉琴读谱，构思乐曲，困苦而无奈地坚守着精神上唯一的一方心灵圣地。 
  冼星海在巴黎学习期间，一边打工，一边为生活奔波，居无定所，食无常饱，还经常地失业，冼星海曾说：“有几次又冷又饿，实在支持不住，在街上瘫软下来了……想到那时大概快要死了……”街上的一些好心人施舍给他一点儿食物，有人知道他会拉琴，偶尔请他在私人宴会上去拉琴伴宴，给他一点儿费用。冼星海这样写道：“我就是这样过朝挨夕，谈不上什么安定。有过好几天，饿得快死，没法只得提了提琴到咖啡馆、大餐馆中去拉奏讨钱，忍着羞辱拉了一整天得不到多少钱，回到寓所不觉痛哭起来。把钱扔到地下，但又不得不拾起，门外的房东在敲门要房金，如不把讨到的钱给他，又有到捕房去坐牢的危险。”冼星海说：“有一次讨钱的时候，一个有钱的中国 
  留学生把我的碟子摔碎，掌我的脸颊说我丢中国人的丑！我当时不能反抗，含着泪，悲愤得说不出话来……”看到此情此景，我想在当今的中国，大概很少有人知道现今被誉为“人民音乐家”的冼星海先生，在巴黎留学期间竟是如此地生活困顿，受尽屈辱，险些成为了漂流异乡的孤魂野鬼。冼星海的英年早逝，我想也与他在巴黎的生活困苦有关吧。 
  在巴黎的留学生很少和冼星海来往，留学生们大多嫌他贫困，冼星海有时候他去找他们，“他们就把门闭上，门口摆着两双到四双擦亮的皮鞋（有男的、也有女的）。”多年以后，冼星海还不无感慨地说：“那些人都很有钱，有人领了一笔很大的津贴，但却不借给我分文。”冼星海困苦度日，孤单寥寂，但他却也有自我排解的方法。冼星海喜欢在法国国庆节和贞德节的时候上街，那时巴黎万人空巷，热闹非凡，冼星海也兴高采烈地融入其中。他说每次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眼望着法国的三色国旗，耳听着飞机、坦克的轰轰响声，想起“在巴黎受尽的种种辛酸，无助、孤单、悲痛、哀忿、抑郁的感情混合在一起，回到店里偷偷地哭起来，在悲痛心境里，起了怎样去挽救祖国的危亡的念头”。冼星海在巴黎时受尽侮辱，饱尝歧视，也只能在法国的节日里融进异乡的人群排泄个人的思绪。 
  冼星海在巴黎也曾有过短暂的欢愉时光。有一位法国女青年作曲家，在他报考巴黎音乐学院的时候，帮他补习过法语，还给他弹过伴奏和演奏过他的作品，冼星海和这位巴黎女郎在艰难的日子里结下了深厚而真挚的友情。冼星海还常到离巴黎不远的地方参加华工举办的晚会，为工友们演奏提琴。我个人猜测，巴黎近郊可以举办大型华工晚会的地方，应该就是巴黎郊区的“中国豆腐公司”所在地。即此我曾经问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李石曾先生的秘书，现今仍健在的九十四岁的钱直向先生。钱直向先生说那个时候，巴黎豆腐公司经常有留法的学生和工友们联欢，有欧阳予倩、焦菊隐等人，冼星海也参加过。”钱先生说他已经六十年没有再去过巴黎中国豆腐公司所在地了，言辞间唏嘘而慨然。 
  据中国近代史记载，公元1917年，清朝大臣李鸿藻之子李石曾有感于国家的现状，随清使大臣孙宝琦到法国留学，成为中国在法留学创业第一人。李石曾后来与同窗乡友齐笠山在巴黎近郊创设了一家"豆腐公司"，他们在从家乡高阳招来的侍应生中挑选了几位工友，让他们利用工余时间学习法语兼在大学旁听课程，试行以工济学的方法，结果取得显著成效。李石曾先生便与蔡元培、吴稚晖、汪精卫、张继等人取得联系，在北京组成“留法俭学会”与“居家俭学会”，号召中国青年赴法“勤以做工，俭以求学”。巴黎豆腐公司的创建，不仅仅是一项简简单单的公益事业，它更引发了一场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此运动为中国培养出了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各方的人文俊秀，栋梁英才。 
  巴黎中国豆腐公司坐落在巴黎近郊的布朗日市，我到布朗日那天，天空阴郁，寒风凛冽，白蝶飘舞，银花纷落。巴黎中国豆腐公司的旧址仍在，大门是墨绿色，显得沉寂肃穆。我站在中国豆腐公司旧址门外，看到院内的几丛树枝伸至墙外，玉树临风，格外得晶莹剔透。我独自思忖，想在如此飞雪盈天的日子里打搅主人不免有失礼貌，但转念思来，自己以后也不会常来，于是鼓足勇气，按了按门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