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 泽 东与郭沫若

当时正风头正盛的“文革”成员、小爬虫戚本禹到会作长篇讲话，郭沫若不仅要洗耳恭听，还要向戚本禹鞠躬致敬。在闭幕词中说：“戚本禹同志为我们作了富于启发性的报告”，“不能不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个闭幕词标题就是《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
  郭沫若意犹未尽，竟即席朗诵一首诗： “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诗是这样的：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这哪里是“诗”！这哪里是郭沫若这样的大诗人老诗人做的“诗”！
  这纯粹是一篇俗不可耐的阿谀逢迎之词！
  我们可以想见，郭沫若在朗诵这首“诗”时，内心不应该是充满激情而是充满痛苦，脸上堆着微笑眼里却闪着泪花。是的，我们今天可以很轻松、很随便地批评郭沫若，说他太不值。然而，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特定的环境中，想到周围是多大的政治压力，并多多少少替郭沫若设身处地想一下，难道我们不是更应该对江青一伙表示愤慨，诅咒他们，斥责他们吗？
  ●二、批林批孔，厄运难逃
  问题是，尽管郭沫若如此“紧跟”，如此表示要“积极认真”地投入“文化大革命”，但还是不能完全逃脱挨批挨整的命运。
  这不是郭沫若一个人如此。当时，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头百姓，即便是主观上想“紧跟形势”，“自我革命”，也还是躲不过别人来“革”自己的“命”。
  这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进到后期，在闹腾了一时的“批林批孔”运动中。
  1971年，林彪篡党夺权失败于9月13日仓惶出逃，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这不但令全国人民以至世界各国人民感到惊讶和迷惑，也使毛泽东受到极大的震动，陷入痛苦和失望之中。
  毛泽东为了从林彪事件造成的被动中摆脱出来，也为了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不得不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结果进行深刻的反思。但是，“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五年多，江青一伙又气焰嚣张，毛泽东深深陷入了这一历史错误，已经欲罢不能。尽管他也在政策上、组织上作了一些调整，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因整个调整工作并未离开“文化大革命”的轨道，因此，事情不可能从根本上向好的方面起转变。
  “9·13事件”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些领导人开展了批判极左思潮，纠正“左”的错误，整顿被林彪等人搞乱了的各条战线，做了大量工作。随着批判极左思潮的开展，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怀疑也在加深。
  对此，毛泽东是不能接受的。他始终认为，林彪事件只是局部问题而不是全局性问题。他仍然从自己原有的思维模式出发，认为林彪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要复辟资本主义；林彪要抢班夺权正是阶级斗争激化的表现和结果。林彪事件不是说明“文化大革命”搞错了，恰好证明了他所说的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和搞“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具体错误可以纠正，但对“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不容怀疑，不容否定。这样，江青等人的活动就仍然可以通行无阻，最后导致了由批极左变而为批极右，并把“批林整风”变成了“批林批孔”。
  “批林整风”变而为“批林批孔”，还有一个很具体很直接的原因。这就是“9·13事件”后，江青等人在收集林彪罪证时，从毛家湾林彪住宅中找到一些日记、题词和条幅，发现了一些林彪肯定孔孟某些言论的词句。譬如林彪亲笔书写的“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既受于天，又受于人”等等；又从林彪儿子林立果炮制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看到了他们攻击毛泽东的言论，诸如“实际上他已经成了当代的秦始皇”，“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打倒当代的秦始皇——Ｂ52”等等。江青一伙把这些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罢，十分气愤，并总结了一句话，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又说：“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子）反法（家）’的。”
  毛泽东这么一说，江青等人立即认为有机可乘，有利可图。便以此为尚方宝剑，在全国范围掀起了“批林批孔”的运动。他们的意图，是以批孔为名，批“周公”，批宰相，反对和破坏周恩来等人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的努力。因此，他们实际上是不批林，假批孔，而用“评法批儒”来借题发挥，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一次，郭沫若虽然说不上是首当其冲，却也正好吃足了“挂落儿”。原因无它，一是他过去说过孔子的好话，骂过秦始皇，属于“尊孔”“抑法”派；二是他和周恩来多年的交情，建国以来更是关系密切。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只是郭沫若万万想不到，自己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几年中，或积极表态，或藏头缩尾，结果还是逃不过厄运，不得不再遭受一次更大的折磨。
  说郭沫若“尊孔”“抑法”，事还得从抗战时期说起。
  当时，郭沫若连着写了十篇评述先秦诸子意识形态的学术文章（它们分别是：《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孔墨的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庄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韩非子的批判》和《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最后结集成一本学术着作《十批判书》。这里“批判”并不是后来人们习惯理解的“批评”、“否定”，带有明显的贬义，而是“研究”、“评述”的意思。《十批判书》于1945年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初版，1954年人民出版社改排出版，1959年和1961年又由科学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再版。
  在《孔墨的批判》一文里，郭沫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孔子的政治立场作了充分的肯定，说他“是顺乎时代的潮流，同情人民解放的”，并称孔子“是由奴隶社会变成封建社会的那个上行阶段中的前驱者”，是站在新兴地主阶级一边的。他对于孔子学说中关于“仁”的思想非常看重，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他阐释孔子的主张“仁”，就是要求每个人既要把自己当成人，也要把别人当成人，不管你是在上者也好，在下者也好，都是一样的。显然，这里也加进去了郭沫若自己的观点和理解。
  在《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中，郭沫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既肯定秦始皇（秦王政）统一中国的伟大功绩，对于他施行的暴政也作了尖锐的批判，其中特别是对他焚书坑儒、思想禁锢，乐以刑杀为威等极权主义暴政和穷奢极乐的纵欲主义，给予了彻底的否定。由于他当时有意将秦始皇影射蒋介石，所以一些批判用语都若有所指，让人深受感悟。如文中有这样一些话：
  最足以代表秦始皇尚法精神的是焚书坑儒这两件大事。……他（指丞相李斯）这建议（指焚书）得到始皇的认可，或许早已授意于他而让他出来当号筒，结果是在严刑峻法的威胁高压之下，普天四海大烧其书，所没有烧的就只有博士官所职和医药卜筮种树诸书而已。……这无论怎么样说不能不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
  ……坑儒……起因是方士侯生、卢生等骗了始皇几年，畏罪潜逃，始皇发觉了便恼羞成怒。……于是他叫御史把咸阳诸生通同捉来审问，诸生互相告密，始皇便亲自圈了“为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都把他们在咸阳活埋了。由这经过来看，是因方士的逃跑而牵怒到儒生，方士逃了而儒生则被坑了。……秦始皇对于儒家这样下不去，自然有他的理由：因为他们在一切观点上差不多都是对立的。……秦始皇的精神从严刑峻法的一点说来是法家，从迷信鬼神的一点说来是神仙家，从强力疾作的一点说来是墨家。……这三派的思想在他一身之中结合起来成为了一个奇妙的结晶体。而他又加上了末流道家纵欲派的思想实践，那光彩是更加陆离了。……这些话现在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显然和当时“批林批孔”的思想精神相悖。
  这就使郭沫若处在了极为不利的地位。
  郭沫若骂秦始皇，其实不是自写《十批判书》始。早在1920年，他就写了一首题为《大地的号》的散文诗。诗中说到自己连续几晚都听到地底有号啕痛哭的声音：“我痛苦呀！我痛苦呀！我被你们一大群没多大野心的小民贼儿蹂躏着，蹂躏得我再也不能忍耐了。我不信我同类当中便莫有陈涉、吴广第二出现！”以“陈涉、吴广”来表明人民的寄托，“小民贼”自然就是指暴虐的秦始皇之类的爪牙了。显然作者是站在农民起义的立场来看待秦末的那段历史，来反对秦王朝的暴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