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风云中的毛 泽 东与周恩来

这些难道还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也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笔杆子杀人哪，那些反动文人垄断了文化，写出东西又愚弄毒害了老百姓，这个案我们要翻过来！”
    毛泽东一向重视对旧文化、旧思想的宣战。所以1943年，延安演出新编京剧《逼上梁山》时，他为之兴奋，当即写了一封情绪性很强的信给这出戏的编剧，说《逼上梁山》的演出将是旧剧从此重开了新生面，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所以才有了晚年他将自己的一生概括过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推翻三座大山一是文化大革命。从中不难看出他对“文化”的看重。
  除了文化，对其他已有知识分子的使用，也存在很多问题。
  很多干部对知识分子不重视，对科技人才和科技力量的重要性缺乏认识。有的工农干部对知识分子保持距离，甚至在政治上歧视他们，使用不当，待遇不公。有的单位对教授、科学家的职权不尊重，党内决定的事情，群众已听了传达，但担任领导职务的专家还不知道。一位擅长水墨花鸟画教学的着名画家、教授，美术学院却不让他开课，而派他去图书馆写书签，到陶瓷科画瓷碗，后来干脆由工会派他给教职员工买戏票……
    然而，赶超世界科技先进水平的任务非常急迫，新中国的科学文化研究事业1待提高。如何使知识分子发挥积极性，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已经摆在毛泽东和周恩来面前。
  1955年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商定召开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并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彭真、陈毅等参加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10人小组，着手筹备。第二天，在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都讲了话，提醒各省和大中城市的党委把知识分子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认真讨论，准备好有关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材料。
  为了做好会议的筹备工作，周恩来、彭真等首先抓了调查研究，向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特别是向北京、天津、上海、沈阳、广州、武汉等大城市，全面调查建国六年来知识分子的变化情况。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10人小组起草了11个有关知识分子的专题报告。同时，周恩来还主持起草了大会主题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间题的报告》。
  1956年1月14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开幕。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5位在京的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各地及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全国重要的高校、科研机关、文艺团体和军事机关的党员负责人共1279人。这是一次规模宏大的会议。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庄重宣布，知识分子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周恩来的话像是发出了替报：“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把我们抛弃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我们必须急起直追！”
    1月20日，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讲话，他的话同样充满急切这个会议开得很好。现在叫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全党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
  此会一开，知识分子像上足了弦，为之欢欣鼓舞。
  然而问题——使毛泽东和周恩来逐渐产生分歧的，就在一个“急”和“迅速”上……
第07章 冒进之争
    俗话说，好了还想好，快了还想快。
    当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人民安居乐业之时，共和国领袖们受到这种情绪的感染，便想迈开更大的步伐，在极短的时间里，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
    从战争中走过来的共和国领袖们，由于常常在人们认为不可能的情况下闯了过来，并创造奇迹；由此，党的一些领导人开始头脑发热，“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特别是毛泽东，以他素有的挑战性格，希望全党大踏步地前进，而把各种怀疑乃至迟疑，都当做“小脚女人”，需要在他们背后大喝一声。
    从1955年底到1958年初，党的领导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上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表现得比较明显。
    由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便产生了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的几经反复的历史进程。
    ●1.毛泽东希望“高潮”一夜到来
  1955年是共和国进程中一个重要年份。毛泽东对这一年作过这样的描绘：“1955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月、7月和10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1955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握满天。1955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户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
  1955年盛夏的一个午后，来北京参加省委书记会议（即毛泽东所说7月的会议）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茄，接到毛泽东处的电话，赶到中南海游泳池。当时的游泳池还在室外，正午的阳光直射在水面上，浅水处便晃动着白光，而深处则蓝幽幽地透出一股清凉感。毛泽东沿着扶梯走出水面，走近池边太阳伞下的膝椅，舒服地坐下，拿起膝桌上的香烟，抽了起来。
  “山西人来啦！”陶鲁茄刚拐进游泳池门口，就被毛泽东发现，毛泽东按他习惯的玩笑话，远远地招呼着。
  陶鲁茄脸上顿时有了笑容。他已经不止一次听毛泽东这样喊过。其实毛泽东清楚地知道他本是江苏人，而现在只是代表着“山西一方”。
  卫士替来人倒上茶，并很快端来了饭菜，几盘时令蔬菜加一小杯绍兴加饭酒，尖尖的小红辣椒是断断少不了的。毛泽东向陶鲁茄示意“来点湖南辣子怎么样啊？”
  陶鲁茄摆了摆手：“主席，我在会上吃过了，您快吃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毛泽东端起小酒杯，呷了一口酒，嫌些菜放进嘴里，向陶鲁茄说道：“我叫你来，想听你谈谈山西合作社的情况。”
  山西是全国较早开始创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至今已有三年的历史。陶鲁茄将情况简单说了说，毛泽东就他关心的细节问道：“有多少人加人了合作社？”
  “人社农户已占总户数的43%。”
    “成绩不小啊。”毛泽东肯定地点点头，脸上掠过一丝阴云“不过，合作社一定不能减产，一定不能死牛。据说苏联农业集体化之后，谷物长期以来达不到沙俄时代的最高水平，这怎么能行呢？集体化的优越性何在呢，社会主义制度好，又从何说起呢？”
    陶鲁茄回答：“主席，我们山西的合作社基本上都是增产的，耕牛也没死，而且数量还增加了。”
    “这就好，这就好。合作社一定要办好。一定要办得比苏联好。”毛泽东说出了他的忧虑：“对合作社在全国的发展速度问题，现在党内意见还不够一致。就是几年前合作社刚出现时，党内对此也是有不同看法的。这你是清楚的。”
    仅就山西而言，1951年春天，晋东南老解放区就试办了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土地人股，按土地、劳动两项为分红依据，并逐步缩小土地分红比例，加大按劳分配程度。但是，山西的尝试受到了当时华北局的批评，华北局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明确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认为“目前的互助组是以个体经济（私有的）为基础的，在自愿两利的集体劳动组织，故不能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直接地发展到集体农场。因为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和使用机器耕种以及土地国有为条件”。毛泽东是支持山西省委的。他说服了当时中央和华北局的有关同志，并在这年9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上，让山西省介绍了创办合作社的经验。此后，山西经验在全国迅速推广。1951年全国只有300多个合作社，到1954年底就发展到48万个。农民是最看重实际的，他们从合作中得到增产增收，热情随之高涨。群众一起来，难免发生一些问题。加上一些干部工作粗疏，引起部分农民的不满。有的地方出现了非正常的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备耕的现象。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他今天找陶鲁茄来，就是要弄清这些事，以便及时制止。
  毛泽东在听取了陶鲁茄的汇报不几天后，便在这次各省书记会议上大声疾呼：“目前农村合作化的社会主义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
    为了推动这一形势的发展，在秘书田家英和逢先知的协助下，毛泽东亲自编辑了三册长达00多万字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毛泽东对此事非常重视，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投人了全部精力，看了一百几十篇材料，有的不止看过一遍，写了条按语，对文字太差的材料，改得密密麻麻，把一些累赞别扭的标题改得鲜明生动，既醒目又富于政治鼓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