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风云中的毛 泽 东与周恩来

  这本书以当时最快的速度于1956年1月出版。原先毛泽东准备发一条出版消息，并让田家英拟了消息稿。当田家英将稿子送来的时候，毛泽东咯咯一笑，将稿子放在桌子上，舒畅地喷了一口烟：“这个消息没有用了，已经过时了。”
    毛泽东仰卧在沙发上，毫不掩饰自己的快乐心情：“我很高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毛泽东的愉快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本身来自农民，他深知改造农村的艰巨性。然而，连他自己都始料不及的是，五亿农民这个庞大的个体，经过二三次会议，一篇报告，一本书，一夜间成了一个合作的群体。
  不能不说，这过于表面的胜利和不很正常的发展速度，使毛泽东的头脑开始不清醒了，并助长了他对个人意志的过于自信。
  毛泽东的思路变得闪电一般迅猛。他突然问田家英：“你看合作化完了，下一步再搞什么？”田家英被毛泽东这一突如其来的问话问住了，一时答不上来，只感到自己的思想跟不上。而毛泽东则完全在以指挥战争的速度在指导农业改革，一个战斗尚未结束，就在考虑下一个战斗了。
  1955年11月初，北方的树叶已经开始凋零，而南方依然林木葱笼。毛泽东的专列从北京启程了，他要到西子湖畔，继续筹划他有关发展农业的话题。毛泽东喜欢杭州这座风景名城，把它称做自己的第二故乡。有人算过，解放以后，毛泽东曾到杭州42次，在西子湖畔生活、工作了800多个日夜，他到这里的第一句话常常是“到家啦”，真有点“宾至如归”。
  在途中及到达杭州后，毛泽东听取了天津、山东、上海、广东、湖北等省市委领导人的汇报，他们纷纷提出农业合作化完成的时间还可以大大提前，农业产量还可以大增。这种情绪正和毛泽东的思路合拍，并深深激励了他。11月中旬，毛泽东在杭州、天津分两批召集华东、中南、华北和东北地区的14个省市委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再次商讨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的前景，并在他们的急躁情绪的感染和鼓动下，主持制订了《农业十七条》。这个文件又一次大大提前了在全国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完成的时间，并确定了脱离中国国情的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规定到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1万亿斤。
  眼看就要跨进新的一年，岁末，毛泽东情绪激动，一夜都在伏案工作。他批阅了《人民日报》准备在1956年元旦发表的《为全面地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新年社论，修改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接着，给周恩来等人写了信：
    “请周要尚昆用电话通知辽宁、山西、甘肃、陕西、四川、华东五省，中南六省的省委书记于1月4日到达杭州，准备于日开始开会两天到三天，谈十七条的增加修改问题。除皖、苏、赣、闽可坐火车或汽车来此外，其余凡可用飞机的，要替他们准备飞机。”毛泽东的急迫心情，跃然纸上。
  当他做完这一切时，东方的太阳已经吐白，桌上的烟灰缸也满了。他唤来了秘书，交代完要办的事，便向卧室走去。
    ●2.因预算问题，周恩来与毛泽东争执起来
    作为一个领导集体，周恩来也和其他党的领导人一样，一开始也是同意毛泽东的意见的。他也曾认为，《农业十七条》是一个推动力量，政府的各项工作也受到很大推动，变化很大。他和一些部门的领导人商议后，还改变了一些原先比较“保守”的指标，比如钢由1800万吨修改为2400万吨，原来设想要在三个五年计划中基本完成的工业化，周恩来也觉得可能会提前完成。
  然而他的步伐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大踏步地前进，和刘少奇、陈云等人一样，他们和毛泽东的距离拉大了，时常处于一种被动的跟进状态中。他们和毛泽东对工业化速度的估计相差甚远，毛泽东此时甚至已经在描绘赶超美国和苏联的蓝图了，而周恩来等估计这个美好愿望的到来，至少要15年。
  正当周恩来和刘少奇、陈云等在京的中央领导都讲到工业化需要15年的设想，在杭州的毛泽东有关建设改造的速度问题，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三天以后，接到周恩来通知的有关省委书记，冒着南方少有的严寒，齐集杭州，和毛泽东再次研究农业发展问题。浙江的山区已经有几处落雪了，几夜寒风，西湖的水面已经结起一层薄冰。没有什么取暖设备的会议室里，省委书记们也不讲究什么礼节了，都紧裹着大衣开会，手里紧握着茶杯，想从杯壁上取点暖。毛泽东似乎不觉得冷，也许是他心里火热，也许他是靠那不熄的烟头取暖，总之，他情绪高涨，不时和坐在他身旁的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开着玩笑。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从家乡的文化局调来了新拍的黄梅戏影片《天仙配》，毛泽东和会议代表们欣然观赏。看完影片已是深夜12点，毛泽东仍兴致勃勃，对曾希圣说：“拍得不错，拍得不错。”他又联想到农业：“男耕女织，夫妻勤劳和睦，不错嘛！”毛泽东眼前是一派田园诗般的美景。
  1955年12月5日下午，中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由刘少奇向在京的122位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周恩来在座。刘少奇传达的大意是，毛主席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可以设想，如果不加快建设，农业和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打起来，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因此，一切工作都要反对保守主义。毛主席说“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一条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着这条保守的路线。工业部门不要骄傲，要加油，否则，就有出现两翼走在前面而主体跟不上的现象。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
  诚然，周恩来也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样，对刚刚兴起的生产建设高潮，特别是1955年第四季度的形势是欢欣鼓舞的。从刘少奇的传达中，周恩来已经感到毛泽东对国务院有些部门设想的长期计划指标不满意，认为偏低了；对195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也不满意。在这次座谈会上，当刘少奇传达完毛泽东关于各方面批判“右倾保守”的指示精神之后，他立即表示拥护毛主席的批评意见，认为是自己认识落后于实际。他还念了一副对联，借以表达他对毛泽东批评的体会。这副对联的上联是：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下联是：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他颇有些感慨地说：“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太晚了！”
    根据毛泽东讲话的意思，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毛泽东对“多、快、好、省”这四个字很感兴趣，以后写出了“总路线”。其实，这几个字的提出有个过程。1955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二十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一毛主席提出在“多、快、好”的原则中，还要加上一个“省”，要节约。《人民日报》社论将其做了文字上的调整，以“多、快、好、省”的次序发表出来。这四个字成了“大跃进”时期人人皆知的口头禅。
  毛泽东在杭州主持的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其主旨，也同刘少奇传达的12月份的讲话内容相仿，突出一个“快”字，也表现了一个“多”字。严寒中的人们心口却极热，头脑更热。虽然只有几天，农业的“十七条”己经扩充为“四十条”，拟出了从1956年到1967年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农业四十条》所规定的各项农业指标都很高。其中，要求到1967年粮食、棉花产分别由1955年的预计数3652亿斤、增加到10000亿斤、10000万担。这就要求粮食、棉花的产量每年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这个数字，就是40多年后的今天也还没有达到，可见其目标是何等超出实际。
  如果仅仅是一个农业指标，也许事情不会像后来那样严重。
  中国的事情向来有滚雪球的毛病，容易一哄而起，连锁反应。于是，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的指标被一次次刷新，中央原先确定的195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一下子被突破，连正在编写的各项指示也因不断加码而难以制定。
  周恩来着急了，面对来自各部专业会议的消息，他感叹道“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他审视着各方面报来的计划，两道浓密的剑眉愁云紧锁。作为一国总理，他清楚地知道，尽管“一五”计划的头几年经济形势较好，但新中国毕竟底子薄，国力弱，一开始猛冲一阵可以，但按这样的规模和速度持续下去，难免要翻车。实际情况也是如此，随着1956年初基本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经济工作中的紧张形势开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