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风云中的毛 泽 东与周恩来

你们办报的不但要会写文章，而且要选好题目，吸引人看你的文章。新闻也得有醒目的标题。”
    接着，毛泽东又重提1957年春天《人民日报》不宣传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人民日报》能结合形势写出这样好的元旦社论，为什么去年就成了死人办报？”他的目光转向胡乔木：“我当时很生你的气。我先一天批评你，第二天批评总编辑、副总编辑。当时在气头上，说话有些过重，很不温文尔雅，因为不这样就不能使你们大吃一惊，三天睡不着觉。去年6月，实际上是我当《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你也上夜班、看大样，累得不行。后来我想这也不是个办法，才找人给作帮手。找不到别人，就派吴冷西去。”毛泽东又转向吴：“当时我对你说过，如果在《人民日报》呆不下去，就回到我这里当秘书。看来派你到《人民日报》去没有错。现在大家对《人民日报》反映比较好，认为有进步。评论、新闻都比较活泼。但是还要努力，不要翘尾巴，还是要夹着尾巴做人。”
    当毛泽东问过吴冷西最近有没有到各地去走一走，吴冷西答说忙于内部工作时，毛泽东严肃地说：“你不要老呆在北京。北京官气重，只能作加工厂，没有原料，原料来自下面。你的位置应该活动一些，经常到各地跑跑。”在谈话过程中，胡乔木主要谈了他在去年初没有抓紧宣传主席讲话，并说主席批评他浅、软、少是对的。他只简单地谈到1956年6月那篇《人民日报》社论的大概情况，并说他那时正起草八大政治报告，无暇顾及此事。毛泽东说：“这不关你的事。那篇社论写好后曾送给我看。我在清样上写了不看了三个字，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
    毛泽东对那篇社论误解很深。
  17日深夜1点多钟，空军雷达部队发现了国民党的一架飞机由海上朝广西方向飞来。当时台湾海峡不平静，两岸对峙严重。
  随毛泽东一同到南宁的空军副司令员何廷一一惊：莫不是国民党军探知了毛泽东的行踪，探知了南宁会议的安排？
    不容多想，他要秘书用电话紧急联系柳州军用机场，命令那里的空军歼击机。要他们立即起飞，无论如何也要拦住敌机，把它干掉。
  南宁城全部断电熄灯，以防空袭。卫士们请毛泽东去防空洞躲一躲。
  “我不去。要去你们去。”毛泽东手一挥。
  有人劝说道，我们要对主席的安全负责。毛泽东正言道“蒋介石请我去重庆，我去了，又回来了。他能把我怎么样？现在还不如那时安全吗？”说完，他吩咐李银桥：“把蜡烛点着。”他要继续工作。
  李银桥劝道：“主席，还是防备万一，去防空洞吧。”
    “我不去！”毛泽东有些不耐烦了。
  “把蜡烛点着！国民党把炸弹扔在我门口它也没响，我什么时候怕过他们？”。
  毛泽东联想起他在最后撤离延安面对逼近的胡宗南部队时情景，再次表现了他的勇气和胆略。
  蜡烛点燃了，仿佛精神也点燃了。毛泽东又沉浸在他终生喜爱的那本《楚辞》中。
  默默地承受毛泽东等人批评的周恩来，从到达南宁的当天起，几乎天天都约请参加会议的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谈话，了解情况，征求意见，开始准备检讨反冒进的“错误”。19日，他飞广州会见泰国外宾后马上折回南宁，未及休整。便在晚上5时召开的会议上作检查。周恩来的语调是沉重的，他检讨说：反冒进是一个“带方向性的动摇和错误”。这个错误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看不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革命派是左派。在这个意义上，左比右好”。周恩来重复了毛泽东批评中的主要几点：“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委员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丁一些项目。……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他最后表示：“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会场里很静，在周恩来检讨完后，多数人都保持沉默。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要发这样大的火，周恩来又要做这样的检讨。在弄不清意图的情况下，人们也很难对周恩来的检讨说什么，他们只有听命于毛泽东的判定。有人担心反冒进和反反冒进的意见会冲突起来，至少周恩来可能要解释一些什么，毛泽东可能会发更大的火。好在一切都没有发生。一生中相忍为党、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再次将一颗苦果咽了下去。
  尽管会议的气氛得到缓解，事态没有继续发展，但是，南宁会议所营造的急躁冒进情绪却在全党急剧膨胀。薄一波对此曾评论说：南宁会议在我们党内是一个转折。全局性的“左”倾错误就是从这个时候迅速发展起来的。
  自此，周恩来便处于两难的矛盾状态中：一方面，他要在一般原则上和其他领导人保持一致，表示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争取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构想，并不时检讨反冒进“错误”。而另一方面，做为一个深人了解中国现状并熟悉经济建设规律的领导者和具体指导者，他要尽可能地坚持稳重与谨慎的立场。
  时间转眼就到了1月下旬，北方的天气还是那样冷。当最后的一片晚吸从天边消失，中南海的水面上腾起一层重雾，星星在天空中闪烁了一会儿，也都看不见了。人夜，心情沉重压抑的周恩来依然坐在办公桌前，审阅着送来的一厚迭文件。他戴上眼镜，翻起那本《关于1957年国家决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草案）》。这里的内容他早已熟悉，画个圈签个字便可送走。可他又摘了眼镜，望着夜色浓重的窗外，思考起来。
  最后他还是坚持，在文中所写的那句“为了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一语中的“巧年”之后，增写了“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九个字；又在“为了在今后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中，删去“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宇。随之，他的心情少许轻松一点，便走出房门，来到一间旧房子里，和工作人员们打起乒乓球。
  当年在国家计委工作的梅行，有一天下午到西花厅办事，看见总理和许明等人打乒乓球，很有些奇怪。梅行知道总理平素日以继夜、日理万机，现在怎么一下子显得“无所事事”了。梅行悄悄问许明：“总理那么忙，怎么有时间和你们一起打球呢？”
    许明沉献片刻，反问道：“你难道不知道他现在在经济工作上已经没有发言权了吗？”随后她又补充说：“我们不忍心看着总理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发闷，才找了一间旧房子，放上球桌，让他出来活动活动。”
    南宁会议之后，毛泽东亲自掌管了经济大权。他对南宁会议的结果十分满意。但是，他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抓而不紧等于不抓”的实践告诉他，只开一次两次这样的会议，是不足以把反冒进“空气改变过来”而成为“大跃进”的空气；只有小会加大会，密密层层地“轰炸”，才能奏效。于是，毛泽东提议在北京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再到成都去开一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他在不同场合向反对冒进的领导人发出警告：以后只能反右倾保守，不能反冒进。虽然冒进错误现在还是10个指头中的一个，但如果要固执下去，看问题的方法不有所改变，到那时也许变成两个指头，并发展到自己搬起石头打自己脚的地步。
  毛泽东3月4日到达成都，预计8日开会。毛泽东是第一次到成都，对这里的古迹很感兴趣。会议的前一天，他来到成都西郊5公里处烷花澳畔的杜甫草堂。对杜甫不甚喜爱的毛泽东，还是饶有兴趣地观看了历代不同版本的杜诗集。最后来到大窟，在一排栏杆前找了一把带有靠背叫“飞来椅”的平盘上坐下。他吐着烟，四下环顾，忽然站起身，走到这座通堂式的敞厅前，看悬着的一幅对联。上联是：“异代不同时，间如此江山，龙卷虎卧几诗客”。他轻声念着，自言自语道：“是集杜句。”看完上联，又看下联，他的脸上露出赞许的笑意：“好联。”第二天，毛泽东又专门派人来此借阅了楹联书10余种，他喜欢这种大气磅礴的诗句。他是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来看待这些诗的。
  3月8日，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到齐。
  9日，毛泽东阐明他对反冒进批评的目的：反冒进是个方针性的错误，南宁会议提出了这个问题，有许多同志紧张，现在好了。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做好工作，而不是不好混，我绝无要哪个同志不好混之意。毛泽东点名说到：我觉得恩来同志在1956年11月二中全会上的基本观点就是“成绩是有了，肯定是冒了”这两句话。其实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采取冒进。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