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风云中的毛 泽 东与周恩来

我们没有预料到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它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今后还要注意有人要反冒进。反右倾这个口号为什么不会打击群众呢？反右倾所打击的就是一部分人的官气、答气、骄气，一些人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应该加以打击。
  25日周恩来再次检讨反冒进的“错误”：“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人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在于将一个指头当作多数指头，没有给群众高潮撑腰、想办法，而是重重限制、层层束缚。但是，我当时却没有这样认识，以后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
    周恩来基本上是按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性质做的检讨，毛泽东依然不满意。他在周恩来检讨后说：“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需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在南宁会议上我们都听了，在北京也听过了。这个问题，如果从经验上、方法上把它作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
  这个问题不是什么责任间题，重点是要用唯物论、辩证法来深人分析反冒进间题。”毛泽东引用李清照的词说，反冒进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冒进则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尽长江滚滚来”，就是要和反冒进对起来，反对慢的路线。
  与会者都清楚，毛泽东的这番话，实际上就是继续要周恩来在下一轮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再做一次更加深刻的检讨。
  一层阴云掠过周恩来的脸膛。说心里话。他已经将自己的“错误”提到了相当的高度，一时间他真不知道下次再检讨什么。
  陈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检讨了反冒进的“错误”。
    ●5.毛泽东宣布：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对全国性“大跃进”进行总动员并对反冒进作正式结论的会议。
  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对批评反冒进作了结论。报告说；反冒进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的生产建设，特别是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形成了“马鞍形”。
  会上，党的历史上出现过的那种开展过火斗争的气氛很浓，有不少人在发言中猛烈批评反冒进，觉得这个结论对反冒进的批评还不够，语气轻了，对立面讲得不够，应彻底清算反冒进的“错误”。各地方代表也在会上报告了同地方“右派集团”、“右倾集团”、“反党集团”作斗争的经过。
  就是在这种气氛之下，周恩来、陈云等人被安排再次检讨。
  16日陈云检讨。他说：“在这里，我要说一下关于1956年发生的冒进的错误问题，因为这是同我的工作有直接关系的。”
  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的这一段时间内，我对于我国经过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以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势估计不足，对于1956年生产高潮的伟大成就估计不足，对当时大跃进中出现的个别缺点，主要是由于新职工招收得过多和某些部分工资增加得不适当，一度造成商品供应和财政的某些紧张情况，估计得过分夸大了……反冒进的错误是看不见和低估当时群众性生产高潮的伟大成绩，是夸大估计了当时财政和市场紧张情况……对于当时财政和市场紧张的错误看法，首先而且主要是我的看法。因此，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性的错误，我负有主要责任。
    17日周恩来检讨。他手里拿的虽然只有几十页稿纸，却显得那样沉重。他把全部稿纸放在讲台上，抬起脸朝台下望了望。
  熟悉周恩来那张总是洋滋着热情和充满认真神态的面孔的人们，觉得他一下子老了许多。
  据当年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回忆说：
    “1958年，在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对我说，回到北京以后，要起草一个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要我到总理办公室的宿舍去住，听候周恩来同志给我布置工作。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对我说，他这次发育，主要是做检讨，因为犯了反胃进的错误，在南宁会议上已经被提出来了……周恩来同志指示我：过去起草文件，是由他先谈内容，由我记录下来整理成书面材料。这次发言，不能像过去那样，因为这是自己的检讨发言，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他讲一句，我记一句。只是在文字的连接上，做一点工作。周恩来同志还说，关于这次犯错误的问题，他已经和毛泽东同志当面谈过了，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同志。”他还说，虽然和毛主席常见面，但并不能因此在思想上就能完全一致。这说明，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
  周恩来同志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陈云同志讲的什么，我只听到一两句，周恩来同志讲的话，我当然听清了。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间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我暂时离开他的办公室，让他安静地构思，等他想好一段再叫我来记录一段。我觉得，这时我如果守候在他的办公室旁，对他是一种精神上的负担，会妨碍他构思和措词。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当时已经深夜12时了，我回到宿舍和衣躺在床上，等候随叫随去……第二天凌晨2时许，邓大姐把我叫去，她说：“恩来独立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去了？”我把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建议的情况讲了以后，邓大姐说：走我带你去和他谈。还是由他口授内容，你整理成文字材料。这样，我随邓大姐到了周恩来办公室，她和周恩来同志争论了很久，最后，周恩来同志勉强地同意，还是由他口授内容，我回到宿舍去整理记录。在整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间题时，我引了一句成语说：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后来，我把整理后的记录请周恩来同志审时，他看到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这句成语时，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说，在关于他与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后，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在整风以前，不能引用。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得太少！周恩来同志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最后，他逐字逐句地自己动笔修改一遍，又亲自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这个稿子退回来时，政治局常委和书记提愈见，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比较轻了。”
  范若愚说：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10多天内。两必的白发又增添了。
  周恩来在17日的发言中，首先表示拥护大会的有关报告和毛泽东的讲话，他说“主席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看间题”。这是周恩来发自内心的话，他可能从多少次历史经脸中，觉得毛泽东比他站得高、看得远，这一次可能是自己错了。然后他围绕支持“大跃进”这个核心问题进行检讨：“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20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康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反胃进错误的严重。”
    周恩来讲得很平静，没有恼怒、否认、替自己辩护、请求原谅，也没有索性不在乎，他讲得很认真，完全不由自主地露出他索常的严肃。他唯恐与会者听不清楚，于是提高嗓音反省道“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
    他的声音有些抓动，他的眉宇凝结起来，两颊的肌肉有些松弛：“反胃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则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右倾保守的蜡误。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总方针。”
  据党史专家丛进等潜心研究，认为周恩来的检讨发言，既有迫不得已的一面，也有其诚心的一面。因为，历史上种种事实证明，毛泽东历来是正确和比较正确的，这是延安整风以来已为全党所接受的认识，凡遇到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大家即习惯地自觉地向他靠拢。又加建设经验不足，当时周恩来也预想不到搞“大跃进”竟会出现后来的严重后果。在这两种情况下，周恩来也难以有充分的根据与信心来坚持自己原先的反冒进观点。
  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在发言中还专门谈了“向毛主席学习”的问题，他说：“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错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做对了的时候或者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思想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