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风云中的毛 泽 东与周恩来

因此，我们必须下苦功夫，认真地研究毛主席的着作和指示，学习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学习他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学习他的思想和作风以及他所具有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的风格。”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发自内心的。但是这与他在建国之初给全国青年大会讲“学习毛主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在那篇讲话中说到：“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如果这样，我们承认我们的领袖就成了空谈。既然是谁也不能学习，那么毛泽东不就被大家孤立了吗？我们不就把毛泽东当成一个孤立的神了吗？……因此，学习毛泽东必须全面地学习，从他的历史发展来学习，不要只看今天的成就伟大而不看历史的发展。”
  现在的事情正在起变化。
  毛泽东严厉地批评反冒进，不仅反映了他对用“大跃进”方法搞经济建设的绝对自信，同时也反映了他在党内最高领袖地位的权戚和对中央其他常委们的不平等态度，表现了他对中央集体决定的反冒进方针的不薄重，对中央制定、八大重申的经济建设方针的任惫否定。这势必损害党内民主生活，削弱集体领导制度。
  中国是一个封建专制主义和小农经济影响很深的国家，具有搞个人祟拜的社会历史基础。
  国际共运历史上，从列宁时期起，便有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这同当时阶级斗争所处环境有关。而且列宁没有滥用个人权戚，是尊重集体领导和讲民主的。到斯大林时代，他的个人权威达到高峰。一切成就和光荣都归于一人。斯大林后期所犯的一系列错误，便是这种个人祟拜的直接结果。
  中国党受国际共运权力过分集中传统的影响，在历史地认识并选定毛泽东为最伟大的领袖之后，在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议，明确赋予了他具有最高领袖地位和最后否决权的资格。在长时间中，毛泽东保持了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并不滥用这种权威，而是深人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善于集中其他领袖和全党的智惫，不断地将革命引向胜利，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实践中并没有构成重大问题。但自延安整风以来，确也隐藏着日后发展起个人祟拜的因素。1957年起，毛泽东在巨大的胜利面前，变得骄傲、不谨慎了，主观、自负的倾向随之发展。中共八大正确地申明过反对个人祟拜的任务，但没有找到克服个人崇拜的有力措施，没有建立起制度上的保证。苏共二十大后国际事件和风浪的发生，党认为这些都是赫鲁晓夫借口反对个人祟拜而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结果，这使毛泽东获得了还是要有个人崇拜的“理由”。
  毛泽东关于个人祟拜的观点，在当时的条件下，被其他领袖及广大党员接受了。在历史中形成的对毛泽东的衷心爱戴和敬仰，开始变成了个人祟拜。有的人还加以发挥，对个人迷信起到推波助溉的作用。如受到毛泽东推崇的柯庆施就说过：“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
  个人祟拜的空气骤然膨胀，党中央的政治生活从这时开始不正常，“左”的东西便得以畅行无阻，以至发展到后来的“大跃进”，及更大破坏作用的文化大革命……
    然而这一切，都有其历史背景：一方面是国际上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出现的棍乱；另一方面是国内各阶层对中共工作的不满以及由此而来的罢工、罢课、闹退社等事件。在毛泽东看来，在1956年这样一个多事之秋，公开纠正自己工作中的冒进倾向，无疑是给反对派提供进攻的口实。因此，按照毛泽东确信的“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思维定势，反冒进便难逃被指责批判的厄运。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重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时写过说明，他写道：“我们没有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何以在党的工作遭到非议之时，特别是在反右派斗争后，要对反冒进进行严厉的指责和批判了。——那是一个时代。
  毛泽东指间的那节香烟燃尽了，他轻轻地将烟蒂欺灭在烟缸里。周恩来检讨后，毛泽东宜布：“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
  毛泽东将反冒进的事态看得极其严重，一再警告说：“有些人不顾大局，像莫洛托夫那样，像我们中国的高岗那样，那就要出现分裂。……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照顾大局，谁就会跌筋斗。……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
  毛泽东讲得十分严肃，从此那些不愿看到党内产生分裂的共产党人，对反冒进一词嘴若寒蝉。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也就少了。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内心异常苦闷又极其矛盾的周恩来，鉴于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有以柯庆施代替他的总理职务的考虑，又鉴于自己在反冒进间题上犯了“方针性”的错误，便向中共中央真诚地提出；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
  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植、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平拟了个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并把这个记录报送了毛泽东。这样，周恩来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一职。但是，他和陈云等人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在经济建设中发挥其主动、求实和创造性的作用了。
  毛泽东在1957年第二次访问莫斯科时，在与赫鲁晓夫评价中国其他领导人时，第三个谈到周恩来，说：“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但是周恩来有个弱点……可他是个好人。”
  这期间还有一则轶闻，就是“跃进”一词的发明权。
  5月25日，彭真给毛泽东送去一份材料，即（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3日关于发动全民讨论农业四十条的社论，并说明这是最早使用“跃进”一词的地方。毛泽东当即写信赞扬说，发明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并说：“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没想到，最早使用“跃进”一词的不是别人，正是主张反冒进的周恩来。早在1957年6月2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的会议上，为了批驳大鸣大放中有人说年经济建设是全面冒进的言论，就使用了“跃进”一词，说1956年是“跃进的步骤”“跃进的发展”。所以，一年以后，5月26日，彭真又把周恩来这个报告送给毛泽东，把“跃进”一词的发明权归于周恩来。
  然而，毛泽东欣赏“跃进”一词，一个原因就是它堵住了反冒进论者之口。他在1958年5月26日致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及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其他同志的信中说：“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
  对于反反冒进和“大跃进”的形势，毛泽东非常满意。8月初，他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对来访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是没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第08章 功不在禹下
  水灾，是中国最大最多的自然灾害。于是人们把治水的大禹敬若神明。
    新中国成立之后。洪水的祸害并没减弱，相反却有上涨的趋势。这急坏了中南海中的毛泽东与周恩来。
    百废待兴，四处有难。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次次地来到长江、黄河及其支流的堤岸上，对着波涛汹涌的江水，发出种种感叹……
    ●1.十三陵水库劳动的象征意义
  1958年5月25日是个星期天，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刚刚结束。
  北京的天气也与政治气候差不多，过早地热了起来。毛泽东提议，大家都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
  下午1时多，中央主要领导人陆续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前集合。说到体力劳动，大家都很高兴。要劳动就得有个劳动样。他们几乎都戴上草帽，穿着布衬衣，脚蹬老布鞋，依次上了几辆大轿车。
  快开车的时候，谁也没想到，毛泽东扶着车门，走了上来。
  大家不约而同地站起来，给毛泽东让座。
  毛泽东一摆手：“有了位子总要有人坐的嘛！”他朝车后面的空座位走去，靠窗坐下。
  1点40分。五辆大轿车朝十三陵水库驰去。